总参谋长 第一部 第四章 第四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三）
二、机智过人，功勋卓著
1、孙中山广州蒙难 叶剑英率部捍卫
1917年，叶剑英考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从讲武学堂毕业后，叶剑英追随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总统府，阴谋加害孙中山。在形势万分危急之时，年仅25岁的海军陆战队营长叶剑英护卫孙中山登上“宝壁”舰，后改乘“永丰”舰前往黄埔。面对陈炯明的叛逆行为，孙中山即令北伐军回师勘乱。
6月17日，叶剑英乘“宝壁”舰紧跟孙中山所乘的“永丰”舰，由黄埔港出发向广州挺进，当舰队前进至白鹅潭附近时，遭到陈炯明叛军密集炮火伏击。叶剑英沉着指挥作战，他手握机枪，同士兵一起，向敌军猛烈还击。为了保卫孙中山的安全，叶剑英亲率士兵巡逻，严密监视敌人的行动。孙中山在广州蒙难50天，叶剑英始终率部捍卫孙中山。由于叶剑英等英勇斗争，使陈炯明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没能得逞。
2、毅然通电反蒋，震撼敌营
1927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历尽艰辛的一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的严峻时刻，革命力量受到重挫。就在党的事业处于危难之际，叶剑英—一位颇有声望的国民革命军将领在此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中，叶剑英因英勇善战，指挥有方，颇受蒋介石重视和信任，他是极少数可以带枪佩剑进入蒋介石房间的人之一，先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2师师长等职。后来因蒋介石背叛革命，一直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叶剑英一下被推到命运的十字路口。是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升官发财，还是走一条充满艰辛的曙光之路？这位30岁出头的军官经过深思熟虑，毅然选择了后者。通电反蒋后，全国震动，蒋介石开始怎么也不相信，叶剑英来到武汉，被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请到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第4军任参谋长。在此期间，叶剑英找到共产党员李世安，再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世安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叶剑英入党的想法。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起自己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7月上旬，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工作需要，叶剑英的共产党员身份暂不公开。叶剑英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3、拯救叶挺、贺龙
“八一”南昌起义前，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汪精卫企图利用庐山开会为由，诱捕、加害叶挺、贺龙，将叶、贺这两只我党掌握的部队包围缴械的消息后，立即冒着极大风险连夜徒步下庐山，为了不让敌人起疑心，假装游览甘棠湖，和叶挺、贺龙等商量对策。当叶剑英坐的小划子来到烟水亭附近时，叶挺、贺龙以及第二方面军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已经赶到。他们互相招呼着，叶剑英邀请大家登上同一只小划子。待划到湖中心时，四人把焦急的目光朝向叶剑英，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叶剑英压低声音对叶挺、贺龙说：“他们要你们二位上庐山。”显然，大家都明白，“他们”指的是汪精卫和张发奎。
贺龙说：“要我们上山，搞什么名堂？”
“名义上是避暑，商议军情，实际上是要把你们扣起来，解除兵权。”接着，叶剑英又讲了汪、张在扣押叶贺的同时，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队缴械的阴谋。
叶剑英说“叶师长，你当然不会去”。叶挺问：“贺军长，你上不上庐山？”
贺龙说：“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们不上庐山，也不去德安，只去南昌！”
最后决定，叶、贺不上庐山开会，不执行将所辖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而是于7月26日前后开拔，沿南浔铁路开赴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起义的主力部队迅速开赴南昌。
叶剑英不顾个人安危，坚定机敏地策应了起义组织准备工作。
4、说服张发奎，不追贺叶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听到起义消息的张发奎立刻召集第4军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准备火速追赶已经撤离南昌的起义部队。叶剑英劝张发奎直接开往广东，以不追叶、贺为上策。他分析战局道：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目前正是时机。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出兵相助，我军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我们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
叶剑英所说正合张发奎占据广东的心愿。于是张发奎放弃尾追叶、贺的计划，让部队朝着广东南雄分道前进。这样一来，为南昌起义军减轻了来自敌军的压力，客观上为南昌起义军保存实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5.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继南昌、湘赣边界等地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又发动和领导了广州起义。
早在1927年8月4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2000多名学员乘船抵达九江，中共中央原想让他们参加南昌起义，因为途中受阻，到九江时起义队伍已经陆续从南昌出发南下。这时的张发奎开始“清党”。
为保存革命力量，叶剑英时刻关注着这支部队。他也明白，不能对张发奎心存幻想，要千方百计地控制住这支基础良好的队伍。他找到合适的机会，对张发奎说：“把这些学员收编过来，会壮大第二方面军的力量。”
张发奎一心想扩大自己的实力，便亲自出面交涉，将其改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教导团团长原由第二方面军参谋长谢膺白兼任。一次，他和叶剑英交谈时说：“这个教导团不好管呀，我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我早就不想兼这个团长了。”
叶剑英毛遂自荐，趁机说到：“参谋长，你的事多，不兼任这个团长也好。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就先代你管着，怎么样？”
谢膺白立即表示同意，张发奎也批准了。于是，叶剑英对张发奎虚以应付，面对学员时则给他们悉心教导，稳住军心，鼓舞士气。在极不安全的动荡时局下，叶剑英带领军官教导团跋涉千里，到达广东，使得教导团的大部分学员（约2000人）保存下来，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
9月底，叶剑英从南雄到达广州，与张太雷、阮啸仙、恽代英、苏兆征一起开始了广州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他还寻机哄骗张发奎扩编了第四军警卫团，并推荐地下党员梁秉枢为团长，使警卫团成为广州起义的重要力量。
11月中旬，粤、桂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战争。中共中央要求广东省委乘机发动广州起义。
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香港返回广州，秘密召开了会议，具体研究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工作，决定乘张发奎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广州市内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组织共产党所掌握的第4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前夕，张发奎对起义的计划有所察觉，准备解散起义主力教导团，在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主力部队赶回广州。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于11日凌晨举行起义。
12月11日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共3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叶剑英指挥的教导团首先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
起义中，叶剑英根据广州的地形特点，用兵布防，使起义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在长堤一带指挥作战。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歼灭市区守军大部，攻占市公安局、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当日上午，成立广州市苏维埃政府。
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在市区的残部，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张太雷和许多起义者英勇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总指挥部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起义军余部10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后转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地区，加入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后来上了井冈山。
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和实行白色恐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民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
6、截获张国焘密电 挽救党中央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却要南下，极力破坏团结，阻挠北上。8月的毛儿盖会议上，中央决定分左、右两路过草地北上甘南。9月9日，张国焘给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发去密电，要他们“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密电到达时，恰逢陈昌浩正在向部队讲话，陈昌浩讲话不喜他人打扰，机要员就把密电交给了在会场门口的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看完密电后，认为情况万分危急，立即冒着生命危险迅速而秘密地将密电送给了住在附近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就把密电主要内容记在了卷烟纸上，到隔壁房间叫来张闻天和博古，两人看了电报大惊失色，博古提议:我们应立刻离开险境，并要叶剑英不要回前敌总指挥部，以免遭受不测。叶剑英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说“如果我不回去，恐怕你们就走不了了，还有直属队很多同志，也不能丢下他们。”随后叶剑英从容地把电报装进口袋，对毛泽东等人说：“我看你们还是早点离开这里，赶紧到三军团去”，毛泽东点点头:“我们拂晓前就离开，老叶，明天早上，你可要早点来呀”。叶剑英向毛泽东等挥手告别，又镇静地悄悄把密电带回会场，当时陈昌浩还在讲话，会议结束后，叶剑英才把密电交给陈昌浩。
党中央据此立即在巴西三军团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领红一、三军团主力北上，当天夜里就离开了巴西，脱离了危险境地。叶剑英回到驻地，也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率领军委纵队脱离险境赶上北上的红一、三军团。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深情地谈起此事，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还风趣地用手掌在自己脖子上比划，“要不是剑英，我的脑壳可能被张国焘拿去了。”并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