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谋长 第一部 第三章 第三任总参谋长聂荣臻（一）
（聂荣臻元帅(1899年12月29日-1992年5月14日)
聂荣臻元帅1931年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是人民军队第三任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至1954年10月 间，聂荣臻又代理了徐向前的总参谋长职务。他是我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均担任过总参谋长的高级将领之一。
一、抵制日货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在江津县吴滩场附近的石院子，字福骈，曾用名聂云臻，小名聂双全。父亲聂仕先，老成持重，意志坚强；母亲唐氏，心地善良、温柔贤惠。聂荣臻7岁入外祖父家读私塾，1910年进插旗寺小学校，后转入九如镇高等小学读书。1912年与远房表姐龙升贤成亲。1917年夏天，聂荣臻以优异成绩考入江津县立中学(今江津中学)，他在学校图书馆博览群书，喜读《新青年》。
1919年1月18日，召开了有27个国家参加的巴黎和会。这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这次会议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消息传到中国，举国震惊；传到江津，同学们气愤至极，在校园集会，高呼口号，强烈抗议。
“五•四”爱国运动终于爆发了。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游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江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响起“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坚决抵制日货！不买仇货！不用仇货”的口号声。
抵制日货，是聂荣臻在中学时代经历的最大的爱国行动。江津县城地处长江边上，商业比较发达，商店里摆的几乎全是日本货，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感。江津中学和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的学生代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行动。一些大商店不理睬学生们的要求。因此，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学联代表组成小组，分别对几家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日货逐一登记，封存于“文昌宫”，准备焚烧。学联还派出代表，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几家大商店听说学生们要焚烧日货，着了慌，采取各种手段反抗，勾结江津军政首脑，妄图凭借武力压服学生。县长聂述文、驻军团长王天培召开学商两界代表会，江津中学的代表就有聂荣臻。王天培在会场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商人们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学生代表据理陈辞，寸步不让，坚决要求焚烧日货。双方相持不下。
6月末，《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消息传来，更激怒了江津学生，他们要上街游行。校方百般阻挠，关上校门，不准学生上街。
在这关头，聂荣臻和傅汝霖等进步学生鼓励同学们：“不要怕！冲出去！”
学生们打开校门，200多人冲了出来，和甲种农业学校等校的同学们一起，汇成声势浩大的队伍。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进游行队伍，轰动了整个江津城。游行队伍到达“文昌宫”，把封存的日货全部搬出，直抵东门江边，搭起高台，学生和群众围站四周，两校学生的代表登台主持大会，聂荣臻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激烈的讲演，激起听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人人义愤填膺，就势把日货全部焚毁。
少数大商店老板对此极为仇视。他们贿赂反动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就在焚烧日货的第二天，团长王天培带兵来到江津中学。学校在王天培授意下，首先开除傅汝霖，对其余的学生代表，则准备在学期结束时开除。
不久暑假到来，聂荣臻与江洋学联的领导人一起，草拟了一封公开信，号召同学们回家后广泛宣传，抵制日货，共赴国难。
二、组织第25师参加南昌起义
1919年因抵制日货，聂荣臻遭反动当局迫害。1919年12月9日聂荣臻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1925年9月奉命回国，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26年5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参加北伐战争,10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将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活动，同年5月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长。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作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初步决定。周恩来指定聂荣臻为前敌军委书记，先到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人传达中央决定，叫他们做好起义准备，等待中央命令。
聂荣臻于第二天即乘轮船急忙赶到九江通知叶挺等人，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调动第三、第六、第九军等部对这一地区做出包围态势。中共中央原定要争取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关键时刻投向了汪精卫。他勒令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人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局势万分紧迫，再不起义，就要断送这部分革命武装了。于是，李立三等人即向中央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并把这个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立即决定组织南昌起义，决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随即夜以继日，找相关部队传达中央的指示，同连以上干部党员都谈了话。
一些部队按中央部署陆续向南昌集结。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第十二师和第二十五师。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国际代表决定南昌起义的部署是：在南昌武装起义成功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举行北伐。
7月26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向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人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会后周恩来交代聂荣臻：到马回岭把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马回岭是九江到南昌间的一个火车站。他们约定信号：起义举行了，就从南昌放一列火车开到马回岭。
聂荣臻立即到马回岭第二十五师，紧张地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南昌起义的枪声是8月1日凌晨2时打响的，到凌晨6时，肃清了城内抵抗的全部守军3000人。起义成功了！一列火车来到了马回岭。
聂荣臻所担负的动员第二十五师起义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3个团。第七十三团的前身即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是共产党员。第七十四团团长是张发奎的人。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当时任第七十五团中共支部书记，实际上掌握着这个团的领导权。根据这种局面，聂荣臻判断，是无法一下子把第二十五师整个师拉走的。
聂荣臻首先拉第七十三团。他与周士第商定，先把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接着向德安集中。他随后到第七十五团。第七十五团与师部驻扎在一起，行动不便。他和孙一中确定，以野外演习的名义，只拿武器弹药，把该团3个营的部队拉出来，在第七十三团后面跟进。至于第七十四团，只带出一个重机枪连，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
8月1日，聂荣臻率领起义队伍由马回岭经德安向南昌开进。行至德安一座铁路桥旁，张发奎带着卫队营乘火车从后面赶来，火车停下，队伍也停下了。在桥的两端双方形成僵持局面。聂荣臻当机立断，叫张发奎往回开车，但他不肯。聂荣臻命令身边的一个排长：“你让他往回开车，他不开车就朝天鸣枪。”这个排长喊了几声，火车还是不开，聂荣臻就喊了一声：“放！”一阵排枪，把张发奎吓坏了，他急忙跳下车，丢下卫队就跑了。
德安至南昌的火车不通，聂荣臻率领起义部队连夜行军，赶向南昌。紧急、炎热、干渴，但部队情绪很高。8月2日拂晓时，聂荣臻看到了飘扬在南昌城头上的鲜艳红旗。
聂荣臻到起义军指挥部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很高兴，说：“没想到你把二十五师大部分拉出来了。”
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多人，汇入南昌起义的队伍，编为起义军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
聂荣臻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按照既定部署，起义军于8月3日起，从南昌启程南下了。
三、帮助周恩来脱险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虽英勇作战，但在南下途中，被不断地失利、酷暑、饥饿、疾病、死亡困扰着部队。后来部队被打散了。周恩来率起义军领导机关部分成员，于10月3日从汕头退到普宁县流沙镇，和二十军和十一军的领导人，开紧急会议。这是一次决策性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人。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经验教训，贯彻已经商定的决策，并在军事上作了具体部署。周恩来身染疟疾，发高烧，脸色铁青。他首先检讨了打败仗的原因，决定了善后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准备在那里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可转往香港或上海。 聂荣臻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讲的善后办法。
会议开到午后2时左右，镇外山头上出现敌人，会议匆匆结束。能够集中的起义军余部，按预定计划离开流沙向海陆丰转移。
下午4时左右，部队行至流沙西南5里的莲花山，被敌陈济棠部十一师拦腰切断冲散，失去了控制。
天色转暗，聂荣臻和叶挺还在最后的阵地上，看着在夜色中四处流散的队伍，心情十分沉重。
周恩来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在担架上还喊着：“冲啊！冲啊！”聂荣臻深情地望着这位老战友、老领导，不断地劝慰：“你发着高烧，需要安静和休息。”
周恩来身边只有聂荣臻、叶挺和几个警卫人员。他们撤到一个村子，为了减小目标，避免被俘，他们遣散了警卫人员，两个人架起不时说胡话的周恩来在夜色里走向陌生的旷野。
一路上，语言不通，地理不熟，行动起来倍感困难。就在他们茫然四顾时，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陆丰甲子镇，准备从甲子港出海去香港。不巧，台风大作，波浪滔天，无法出海，只好住下。甲子镇周围敌情严重，他们只有一支手枪自卫，为了安全，第二天转移至金厢镇，住在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家里。黄秀文家只有一张床，给周恩来睡，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睡在地上。一连数日风雨大作。奔波、疲劳、焦虑，使周恩来疾病进一步加重。于是聂荣臻等人护送周恩来到靠海边的碧流村，请一位可靠的中医治疗。治疗期间住的是靠海边半山坡上一间孤零零的房子。 人们传说，那是个闹鬼的地方，平时没入到那里去。治疗四五天，病势好转，杨石魂陪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返回金厢镇，在渚村上了小船，于黎明前启帆出海，向香港划去。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其他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他们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摆脱了险境，治好了周恩来的病。
四、保存香港党组织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中央实际主持工作是李立三。李立三搞左倾冒险，下令香港党组织在1929年的“五 一”节搞游行活动。当时，邓发任香港市委书记，是游行总指挥。
省委决定聂荣臻参与指挥。聂荣臻到现场一看，来的全是骨干，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聂荣臻感到，一旦把游行搞起来，就全都暴露了，实在危险得很。可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游行命令，责任重大。聂荣臻决心说服邓发取消这次游行。他立刻找到邓发说： “我看今天游行不能搞，如果搞，就便宜了香港的英帝国主义，我们会被一网打尽，敌人把你各区的党员都抓了，你还有什么？我的意见是取消这次游行。你是总指挥，你下决心。”邓发看了一下，也感到事情不对，于是通知到场的都分散返回。人是退走了，但怎么向中央交待？
聂荣臻约邓发到近处的一个茶楼里，以喝茶做掩护，研究向中央汇报的事。聂荣臻说：“你总指挥去报告吧。”邓发说：“不行，要报告由你报告。”聂荣臻立即承担下来。不久，他去上海汇报，他把经过跟总书记向忠发谈了。向忠发说：“你临阵脱逃！”给聂荣臻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
由于聂荣臻坚持取消了这次“左”倾冒险行动，对保存香港党组织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五、澡堂避险
1930年7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李立三以中央名义命令聂荣臻到镇江发动起义，到达镇江后，发现白色恐怖严重，根本不具备举行起义的条件。他为了熟悉地形，就上街买了一张镇江地图。等回到旅馆，看到他住的房间门开着，有两个陌生人在那里翻东西，他看不对头，出问题了，就立即转身走出。从旅馆出来，到哪里呢？这时已经傍晚，街上行人逐渐少了，老在街上转是非常危险的。聂荣臻想找个僻静的地方躲避，到哪里去呢？他此时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曾经告诉过他，镇江的澡堂很多，而且通宵营业，现在只有到澡堂里去，用洗澡来消磨时间。当天晚上，聂荣臻在一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时间，到另一家澡堂，又洗个澡，躺一段时间，一夜间连换了三个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空飘着小雨，聂荣臻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帘子放下，到了火车站，坐上火车，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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