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国上下处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居家隔离，正好为我和老康从上海到温州两地微信访谈创造了良机。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放松且不被打扰的聊天，那些跳跃在字里行间的欢乐童年往事总能激起我们的兴奋点，那些夜晚的记忆又回到了难忘的童年。
最先聊到的竟然是小时候男女同学混搭同桌的糗事，我有些顾忌地问老康：这些事能写吗？会不会影响你战斗英雄的光辉形象啊？老康爽朗地笑道：写呀，干嘛不写？战斗英雄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和大家一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不然就不像我老康了。
好吧，那咱就从这儿开始说吧。
老康说：读小学的时候，老师为了防止男生、女生同桌交头接耳开小差，影响学习，特意将全班男女同学打乱混搭，每一名男同学配一名女同学同桌。原本老师是一片好意，可是却在不经意间给我们的童年时光平添了不少趣事。
那个年代男女同学基本上处于男女授受不亲的境况，双方既不来往，也不讲话。为了防止对方侵占自己的地盘，男生都会用小刀在书桌上划一道五五分界线，如果哪一方写字时胳膊肘不小心越线了，另一方都会毫不客气地用胳膊肘顶过去，全然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实在有趣。呵呵，忽然感觉有点像老康在前线与敌对峙战壕里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老康心领神会地也嘿嘿一笑，发来一张端着枪瞄准敌人的动漫图，我们俩忍不住都哈哈大笑，惹得一旁的夫人凑上来想探个究竟，她奇怪地打量我道：“不是讲你要写你的战斗英雄同学吗？怎么你们俩聊得那么开心？”
我打趣地说：“英雄往往都是小时候的调皮鬼。”没想到屏幕那头的老康竖起了大拇指，显然他赞同我的观点，看来咱俩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人有时候很想探秘一下他人的内心世界，我特别好奇地想问一问老康，有没有和同桌的女孩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或者截然相反的关系向前发展了呢？结果他很坦率地告诉我：我旁边的女同学名字忘了，只知道她家也住西大街，离我家不远。前年在参加大院发小青沪儿子婚礼的酒宴上，曾经和同学们回忆这段住事，当时有个女同学感觉就是当年的同桌，只不过时间相隔的太久，没敢开口，也忘问名字了。
讲起“战斗”，老康兴趣盎然，我们这些部队子弟从小受军人父亲的影响太深，思维上往往都是军事化的，出口也必是带有年代痕迹的军事术语，什么“互不越界，互不侵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像我等这样算儒雅的孩子应该会严格遵守五五开的边界线约定，一般都小心谨慎的，不敢越雷池半步，基本上属于互不干涉，不相往来的状态，当然也有一些霸道的男孩仗着人高马大，越过边界线，强行划分四六线。
说道这里，老康忽然提问到：“你猜猜看青沪会不会划三八线呢？”
我无法回答，按照当年青沪同学的秉性，不是没有可能哈。
那时候划定边界线主要有两种方式，或是用尺丈量，也或是用手丈量，男女同学会为了每一寸土地而斤斤计较，争的面红耳赤，谁也不肯相让，像划国界一样，最后还是达成“协议”，互不侵犯，一旦不小心越界，后果肯定是吃“肘子”。
我调侃老康：“难怪你在边界作战如此熟门熟路，又毫发未伤，全身而退，看来完全是小时候打下的良好基础啊。”
老康一笑而过：“也不全是‘战火硝烟’，我和同桌女同学划了5年的边界线，好像也没结下什么怨仇。相反从开始的激烈对峙，到后面慢慢缓和，彼此还可以借个橡皮啊，小刀啊什么的，还给女同学帮着包过书皮。包书皮用我妈他们部队药厂的牛皮纸，或者我爸部队的《解放军画报》这样纸张厚实的原材料，这方面我们部队子弟有优势啊，我还记得包书用三角包，这里很有讲究的。”
真心佩服老康同学如此清晰的记忆，那些童年的趣事在他心中始终珍藏着，如此说来他必定是一个童心未泯的人。
说道这里，老康忽然语气变得有些庄重：“其时当年自己也蛮小心眼的，气量不大，发生矛盾但也在所难免。现在想想还觉得挺对不起同桌的女同学，很想和她道个歉，原谅那个年少无知的我。”
一看话题有些沉重，我赶紧切割频道，换个话题，谈谈小时候我们的动手能力，果然老康又来劲了。
男孩必须说抓蟋蟀的故事，老康说：每当放暑假，男孩都会不顾炎炎夏日，从房前屋后的犄角旮旯，到田间地头，翻建筑工地的砖块、翻农田的冬瓜地、草垛等等，没少遇到蛇，也破坏了不少庄稼。抓蟋蟀的工具都是自制的，所谓蟋蟀罐，其实就是用一节毛竹自己做的。用粗铁丝做把子，前面弯成一个圆形，上面用口罩或纱窗布一针一线缝在圆心铁丝上，形成一个空心的圆弧网罩，用来扣住蟋蟀。当抓到蟋蟀后，用小竹子开一小缝，把抓到的蟋蟀放进竹筒，再用树叶堵上，一根竹管可放好几个呢。
童年的往事总是如此难忘，我不禁眼前浮现出七八岁的我和老康，光着膀子，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猫着腰在一片冬瓜地小心翼翼地翻着一个个冬瓜，寻觅着可能出现的蟋蟀。正在这时，忽然一只蟋蟀从草丛里跳跃出来，我们俩不顾一切地踩着那些“该死的烂冬瓜”去“抓捕”。好不容易抓到了，还没等装入蟋蟀罐，身后传来看地农民伯伯大声呵斥，还有阵阵狗叫声，吓得我们连滚带爬地逃跑。
抓蟋蟀目的就是为了斗蟋蟀，这恐怕是所有我们那个年代男孩共同的爱好，贫穷的日子里玩的单纯而尽兴。当蟋蟀抓到后，找一个玻璃瓶子放上一些土，用来养蟋蟀，平时给蟋蟀喂些米饭。斗蟋蟀主要是公的会斗，它们尾部有二根开岔的。当双方的蟋蟀准备约斗时，把各自蟋蟀放入器皿中，用一种草进行牵引，先拨弄蟋蟀的牙，蟋蟀会张开钳子式的牙，翅膀忽闪忽闪地发出阵阵叫响，再挠蟋蟀尾部，于是两只好斗的蟋蟀就会向对方发起攻击，双方你来我往，激烈厮杀，最后获胜的会威风凛凛地昂着头，发出喊叫，像极了当年老康他们在打败敌人后站在阵地上振臂高呼的样子，或许这些看似无聊的童年趣事，给了他勇敢的自信。
忽然老康问我：“你小时候做过煤饼吗？”
嗨，这回轮到我来劲了：“开玩笑，咋不会呢？”当即上网找出一篇我发表的和父亲一起做煤饼的文章，老康饶有兴致地双手作揖：“继续说”，我带着幸福感回忆起做煤饼的往事。
做煤饼一般都是父亲空闲下来的时候，叫上我们这些男孩，问部队借一辆板车去煤球店买煤灰，拉回来在大院水泥地上开始干活。先要往煤灰里要放一些黄泥，因为煤灰本身没有粘性，一定要加点黄泥，便于压制定型，还要特别注意把握比例，黄泥少了费煤，加多了燃烧的火力不够。
老康兴奋地接过话题：把调配好的煤灰和黄泥用铁锹进行翻铲搅拌，等匀称后用做煤饼的专用工具，将拌好的煤灰用炒菜的铲子装入煤饼模具，把手上有个推压的机关向下压，这样把原本松松垮垮的煤灰挤压成型，再小心翼翼地压挤压出事先准备好的长板条上进行暴晒，因为要在阳光下暴晒，必须选择大晴天，而到了夏季，做煤饼是一件体力活，在灼热的太阳下往往做的汗流浃背、大汗淋漓，但是心里却是美的，觉得自己长大了，能够帮助家里分担家务了，是男子汉了。
老康自豪地说：所以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就和这有关。在部队时正好搞军地两用人才培养活动，我用废毛竹制作笔简，用砂皮打磨，再刷上青漆，也挺美的。当时连队建图书室，里面的书架也是我用废木条、竹条做的。自己还报名参加了浙江省广播电视学校的学习班，拿到了4门单科结业证书，被部队派去参加去军部军地两用人才展示大会。
是的，虽然我们是部队子弟，在那个年代属于外人眼里高人一等的群体，但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也都很贫穷，并不像外界议论的那样，那种苦涩的快乐我们都真切地体验过。
老康回忆说，为了帮助家里减轻负担，课余时间，大院孩子也和地方孩子一样到处去找活干，几乎那个年代时尚的活都干过。
当时他们炮团部队家属大院旁边有个养牛场，里面养的都是奶牛，放学后他和姐姐经常去附件田边和旷野割青草拿到奶牛场卖，每斤6分钱。干活时，他和姐姐分工合作，姐姐负责割草，和注意寻找藏匿在草丛中的那些中草药，老康则负责寻找癞蛤蟆和大树下的蝉蛹，用铁夹子将癞蛤蟆头上的一种白色液体刮下来，和采摘到的草药、捡到的蝉蛹壳一起卖给药店，有时候回去的路上还能顺便捡些废铜烂铁，也能卖钱。
当傍晚时分，他和姐姐满脸通红地带着湿漉漉的纸币交给父母的时候，父母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们心里却是无比甜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