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军中孙吴贡献突出
1、运筹南昌起义
1927年，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7月下旬，刘伯承自武汉秘密转赴江西南昌，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主要军事助手，参与筹划南昌起义。
1927年7月28日，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决定成立军事参谋团，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军事策划、指挥机关。根据周恩来提议，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负责制定起义计划。
据周恩来回忆：“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刘伯承就职后，立即到第20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他与贺龙曾在四川讨贼战争中并肩战斗，久已相识，此次重逢于南昌，且都汇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洪流之中，感到格外高兴。起义计划很快就拟定好了，周恩来让刘伯承征求前敌总指挥叶挺的意见。叶挺仔细看后，当即表示赞成。
刘伯承制定的南昌起义计划详细列举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在江西省尤其是南昌城的兵力部署，其中驻南昌的兵力为5个团3000余人。起义军方面共有2万余人，占有明显优势。但就南昌外围乃至整个江西省而言，起义军又处于明显劣势。
刘伯承制定的南昌起义计划，根据实际情况，将参加起义的各部队、各将领任务安排如下：贺龙、刘伯承指挥第20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并负责解决敌第9军第79和第80团；叶挺指挥第11军第24师解决敌第6军第53团和第3军第23、第24团；聂荣臻向驻马回岭的第11军第25师周士第等传达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领导该部起义；朱德利用南昌公安局长和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敌军动态。
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南昌起义爆发。刘伯承协助贺龙指挥第20军攻占南昌旧藩台衙门，消灭了驻在该地的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下属部队，并与叶挺指挥的第11军第24师等一起，完成了预定的歼敌任务，取得了南昌起义的胜利。
2.突破乌江
乌江是贵州的第一大江，由西南向东北横贯全省，把贵州隔成南北两部，自古便有“天险”之称。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毅然改变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决定横跨乌江天险，北上遵义，创建新的苏区。
抢渡乌江，成为中国革命“转折”的前夜之战，刘伯承奉命强渡乌江。1934年12月31日下午，红军到达江边渡口，随后采取武装侦查和化妆侦查的方式，了解对岸敌人的守备情况。刘伯承决定多点、多路同时渡江。1935年1月2日，红军兵分三路，分别从乌江上游的孙家渡、中游的江界河、下游的回龙场等渡口扑向乌江天险。红三军团首先突破孙家渡，中路是红一军团红四团，他们打的是江界河渡口，战斗也非常激烈。江界河渡口附近老虎洞太险峻了，国民党只派了一个排守。耿飚团长和政委杨成武就决定当晚从敌人防守薄弱老虎洞偷渡。由红三连的连长毛振华组织突击队，利用夜色的掩护，放过去三只竹筏，15个人。由于水流太急，突击队的两只竹筏被江水打了回来。一夜过去，剩下毛振华的竹筏不见踪影。当时，国民党的追兵已在60里开外，情况万分危急，3日一大早，刘伯承亲自到江边组织强渡。
大约9点左右，战斗打响以后，红四团一营在老渡口佯攻，敌人轻重火力全部被吸引在老渡口。二营在老虎洞旁边渡口强攻，第一次放下了36只竹筏，过到一半被敌人发现了，开始射击，同时国民党部队赶过来增援。
红军炮兵营长赵章成开炮射击，四发炮弹都落在了国民党的增援部队中，敌人火力受阻。头一晚泅渡过去、躲在悬崖下的毛振华等5人此时突出奇兵，乘机从侧面出击，攻下敌人的暗堡，掩护36只竹筏成功靠岸，红军后面的竹筏乘胜抢渡。
经过5天艰苦卓绝的激流抢渡，1月6日，中央主力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向遵义城挺进。将薛岳的追兵甩在南岸。
3.智取遵义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后，为迅速攻占遵义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于1月6日下午，亲自率领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冒雨西进，袭占距遵义15公里之外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外围据点，全歼守敌1个营。并从俘虏中获悉遵义城尚有敌军3个团据守，而对红军主力的神速行动，并未察觉。
刘伯承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采纳了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建议，以先头分队化装成国民党军溃军，智取遵义。
1月6日晚上，红六团一营和军团侦察连化装成国民党军溃军，在国民党军被俘连长的引领下，冒雨来到遵义城下，那个国民党军俘虏连长按照红军事先给他讲好的内容，骗守军打开了城门。红军冲进城里，隔断电线，消灭了城楼上的敌人。二三十个司号员一起吹起了嘹亮冲锋号，红军大部队乘机迅速突进城区，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狼狈弃城而逃。7日早晨，红军顺利地占领了遵义城。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1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陈云任政治委员。
4.巧渡金沙江
1935年，为了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粉碎蒋介石欲将红军歼灭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中央红军决定实行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后，红军准备抢渡金沙江，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从海拔五六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一泻千里，水流湍急，难以徒涉，是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如此天险，再加上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要想渡江绝非易事。但是，智勇双全的红军，用一连串“巧招”实现了这一战略意图。
（1）巧用“调虎离山计”
1935年 4月初，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直奔贵阳，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是“调虎离山袭金沙”，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因为西进云南、渡过金沙江，必须调出滇军，扫除主要障碍。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看到红军直逼贵阳，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急令滇军主力紧急增援，又严令湘军、桂军等各路军队对红军堵截。
正当国民党军纷纷向贵阳以东集中时，中央红军主力突然由清水江地区急转南下，以每天60公里的行军速度，向云南方向疾行，逼近昆明。
这时，大部滇军已调往贵阳“护驾”，昆明城内及其周围兵力非常空虚，蒋介石派出追击的部队也远距红军三天以上路程。为保住昆明，“云南王”龙云让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赶往昆明，并调集云南各地民团前来防守。这样一来，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为红军巧渡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2）巧借“龙云献图”
红军进入云南东部平原后，对当地的地形道路很陌生，仅有一份全省略图且地点路线都很不精确，完全靠询问向导一步步探索，走了不少弯路。
当红军包围曲靖向马龙前进时，迎面截获了由昆明驶来的给薛岳送物资的汽车。车上满载着宣威火腿、云南普洱茶、白药等，最为重要的是，车上还有印刷精致的一比十万的云南军用地图。原来，薛岳因没有云南军用地图，请龙云送去。没想到被红军截获。
这些地图为红军行军作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毛泽东知道后开心地说：“当年孔明入川有‘张松献图’，今天红军入滇有‘龙云献图’。”
（3） 乔装打扮巧取三城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1军团接到命令，立即派红4团向禄劝、武定、元谋急进。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了解到，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没有去过这几个县，决定由先头分队化装成执行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军，智取禄劝、武定、元谋三县。
红4团抽出三个连，利用先前缴获的一批国民党军服和武器，化装成国民党“中央军”。当部队到达禄劝时，民团武装看到出现在城门口的这支队伍服装整齐，扛着清一色捷克枪，于是断定中央军来了，引着部队进城。县长和军警官绅各色人等热烈欢迎，还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交办的粮款全部交出，并置办丰盛的“接风宴”。
红军要启程，禄劝县县长又通知武定县县长。武定县又作准备，欢迎中央军的场面更加隆重，气氛更加热烈。就这样，红4团一天中没费一枪一弹就巧取三城，为大部队直插金沙江赢得了时间。
(4)巧过皎平渡
1935年5月2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干部团1个营及工兵，带电台1部，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一昼夜行军100余公里，于第二天赶到了位于四川会理县和云南元谋县交界的金沙江重要渡口之一皎平渡口。
由于敌军没有估计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所以当干部团到达渡口时，渡口南岸还停着两只木船，他们决定以三营1个连为先遣连，立即渡江。刘伯承同志立即命令先遣连轻装前进，猛扑江岸，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船只，控制渡口，强行渡江；三营的其余两个连和工兵连迅速跟进。
先遣连直扑江边。约半夜十二点，他们抢占渡口成功。立即利用找来的两只船，把一个排送到江北岸。因为我军行动神速、隐蔽，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因此毫无准备。我先遣连渡过金沙江，赶到对岸厘金局时，里面正在砰砰啪啪打麻将。我先遣连冲进去，缴了保安队的枪，没收了厘金局的全部税款，完全控制了渡口两岸。我军干净利索地抢占了皎平渡渡口，无一伤亡。
干部团渡江后，刘伯承立即指示其主力翻过中武山，打垮凭险阻击之敌1个营，直插通安镇，击溃敌人的援兵，直趋会理城下，为中央红军主力渡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月4日，红一军团主力赶到龙街，准备渡江。但是，由于此处江宽水急，敌机经常低空袭扰，架设浮桥没有成功，遂沿江而下，到皎平渡过江。为了迷惑敌人，红一军团留下少数部队和工兵，继续架设浮桥，做出渡江姿态。龙云、薛岳根据这一情况，判断红军主力要由龙街渡江，即一面派飞机轰炸，一面限令其主力于5月8日前赶到金沙江边“歼剿”红军。
在此期间，左纵队红三军团抢占了洪门渡口，因船只少，水流急，不能架桥，大部队难以迅速渡江，遂按中革军委决定，除留红十三团在洪门渡江外，主力改由皎平渡过江。
在皎平渡，刘伯承过江后看到水深流急，无法架桥，便在北岸山洞里设立了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大部队到达后，刘伯承便指挥部队立即有条不紊快速渡江。开始，仅靠原有的两只船，后来在船民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四只大船，并联络了川滇两岸35名船工，大大加快了渡江进度。在紧张的日日夜夜里，刘伯承等首长亲自向船工宣传革命道理。红军当时给养困难，还杀猪宰羊，优待船工，并给每人每天发五元的工资，船工们个个愿为红军出力。当时参加划船的老船工张朝满回忆说：“我们共有六只船，其中三丈二长的大叶子船二只，二丈八长的二叶子船四只。大叶子船每只每次渡六十人，二叶子船每次渡四十人。渡江指挥部规定，多一人不行，少一人也不行，纪律非常严。每一只船配备一名红军，协助我们船工工作。我们三十六名船工由张朝寿负责带领，红军亲热地称呼他是‘船长’。每只船有六名船工，三人一班，来回划船十次，又另换一班，歇人不歇船。大致上，我们划船一小时，下来休息一小时，然后又上，如此循环不停。我们虽然不得整夜睡觉，但当时都是二三十岁年青力壮的人，红军首长从思想到生活又十分关心，尤其是日日夜夜像节日游行示威那样的热烈气氛，深深感染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划了九天九夜，精神还仍然很兴奋。
“我们连日连夜划呀划呀，手臂划肿了，脚也站酸了，可是精神上无比愉快，老感觉有使不完的劲。”
没有这些船工的全力协助，红军就不能顺利渡过金沙江，他们为红军的渡江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后来，红军又找到一只打鱼船，这样就有了七只渡船，至9日，除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从洪门过江，红一军团一个野战医院从鲁车渡过江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部从皎平渡这里渡过了金沙江。刘伯承在回忆录中说：“我军就依靠皎平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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