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可能是考虑到我是挂职干部，地位相对比较超脱的缘故，团里又把接待上访人员的任务交给了我。接到通知，我有点意外，据我所知，很少有团（县、处）级领导干部直接普遍接待上访群众的；也有点为难，我的专业是经济管理，处理各类纠纷非我所长。但又考虑，作为一名党员，应当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工作安排，不能和组织讲价钱，就算为团主要领导排忧解难吧。于是我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一任务，仓促上阵。
从此以后，我的办公室热闹非凡，我也不得安宁啦。开始那段日子，每天一上班，我的办公室外走廊里，挤满了上访群众，少则七八个，多则十几个。我一打开办公室房门，他们就一拥而入，挤到我办公桌前，七嘴八舌，我一句也听不清。我一看这样乱糟糟不行啊，就规定：所有上访者必须室外靠墙排队等候（不能妨碍走廊正常通行）；前面的人离开我的办公室，后面的才可进入；反映问题要写书面材料；同一件事，最多两人进来反映。这样一来，上访秩序基本上得到维护。
新疆兵团团场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群众反映的问题包罗万象，我一般分类处理。凡是反映基层干部工作作风问题（如态度粗暴、办事不公，“欺负”老实人啦等等，）一律转被反映干部的上级，调查处理。凡是反映基层干部违纪问题的（如吃拿卡要,索贿受贿等)，一律把材料转给团纪委调查处理，凡是政策性的问题（如兵团团场普遍存在的“五七工”退休待遇问题），将材料报给有权处理或解释的上级部门，并及时询问反映结果，及时反馈给相关群众。如此操作下来，上访的人数有所减少。
但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和上访钉子户，也着实使我头疼不已。印象深刻的有两例：一例是两位刚到退休年纪的一男一女，男的六十左右，高个壮实，黑脸堂，右手缺三个手指，好像姓L，名字已记不清了，姑且称他老L吧。女的五十多岁，中等个头，短发、微胖，方脸，已记不起姓名了，姑且称为X女吧。老李脾气急躁，嗓门大；X女性格泼辣，口齿伶俐。两人每次结伴而来。两人上访的问题类似，都是个人养老账户缴纳年限不足，无法领取养老金。
我了解情况后，就照例批转、介绍他俩去团社保中心解决。谁知他俩说，已找了社保中心多次，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坐在我办公室不走，我对社保相关具体政策也不熟。就打电话把社保中心刘主任，叫他到我办公室，请他向两位受访者当面讲解政策。
刘主任急匆匆赶到我的办公室，一进来他就挥着手里的文件，对老L和X女说，“你们的问题我已和你们讲的明明白白了，文件就是那样规定的，谁也没有办法呀，你们就不要在这打扰孙副团长了”。那两人根本不听刘主任的解释。就一个劲地对我说，“不是我们不交，我们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交养老保险呢，共产党，社会主义总不能看着我们饿死吧...。”我一看这样扯下去，不是办法，就对老L和X女说:“这样吧，你们两位把材料留下，今天先回去，等我了解具体情况再说吧”。这两人说，“那好吧，我们先回去，但如果问题不解决，我们还会来找你的。”
他俩走后，刘主任详细介绍了两人的情况。说起来，他们也确实有困难。老L右手残疾，无法从事生产劳动，又无子女，生活无着落。X女身患多种疾病，单身，生活无依靠。但当时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个人账户连续缴满15年，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才可领取养老金。团里也无办法。我和刘主任商定，由团社保中心向农四师社保局反映这类情况，看上级是否有变通办法。
第二天，老L和X女又来了，还是男吵女哭闹，我虽脾气较好，也受不了。我就严肃地说：“你们找我是反映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大声吵闹、哭喊于事无补。如果你们不能控制情绪，我就离开办公室”。他们听我这么一说，声音就低下来了。我把请示上级的事告知了他们，要他们回去耐心等待上级的回复结果。只消停了一天，第三天他们又来了，又翻来覆去诉说他们的困难。连续多日。几乎天天如此。
刘主任也不时催问师社保局，回复是：师里其他团场也有不少类似情况，师里也无权力处理，已将情况上报兵团社保局了。老L和X女听了师社保局的回复，还是不依不饶。我又和社保中心刘主任商量，把他俩交的近十年的养老个人账户缴费退给他们。和他们商量，他俩坚决不干，就是要和其他退休职工一样，按月领取养老金。
事情就僵持在此了。隔三岔五他俩就到我办公室哭闹一番，一方面我也很同情他们，谁也不愿老而无靠啊，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无能为力。期间他们还几次去师里上访，师里又批评我们团。真搞得我焦头烂额。
2002年九月初，师社保局张局长陪石河子劳保局一行到七十一团交流。我又当面向张局长反映老L和X女的情况。张局长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同志，她听了我和刘主任的汇报，答应回去想想办法。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师社保局打电话给刘主任，说他们借鉴沿海地区的经验，决定给交保年限过半的职工，开个口子，允许这些职工一次性补齐欠缴社保费用后，可按月领取养老金。我听了刘主任的汇报，感到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刘主任告知老L和X女师社保局的这个决定。他俩考虑再三，同意补齐费用。事后老L和X女专门到我办公室，向我表示感谢。我说:“不用谢我，这是我的工作。真要说感谢，要感谢师社保局的张局长和刘主任，张局长敢于担当，刘主任不辞辛苦，一遍遍反映你们的情况”。这类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后来许多地方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
第二例是团焦化厂的职工Q某某工伤补助问题。那是2002年6月某日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忙着，一阵“的的”的沉重敲击声由楼梯传来，响声一直来到我的办公室门前停下，我抬头向门口望去，一个矮小、瘦弱的年约40左右的男子架着双拐，停在我办公室门前，一双疲惫的眼睛盯着我，低声问，“你是孙副团长吗？”我已判定他是一位上访者，就点点头，“是我，你是？”他吃力地用双拐架起身体，一点一点地挪进我的办公室，我这才发现他两条腿都有残疾，一条腿完全不能着地，被拖着移动，另一条腿稍好些，勉强可以踩地，但也很不利索。我不由自主地从办公桌后站起来，迎上去，把他扶到我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静听他回答，“我是焦化厂的工人QXX，我的情况是...”他放好拐杖，一面从肩上取下一个半旧的黄布挎包，从里面取出一沓厚厚的材料递给我，一面操着一口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声音不大但清晰地诉说着。我一面翻看他递给我的材料，一面认真听他讲述。
这是一个相当悲惨的陈年故事，Qxx二十年前从四川农村投奔在七十一团工作的亲戚，被安排到七十一团偏远的焦化厂工作，十年前的一天他正在一座新开挖的煤矿竖井下劳作，突然竖井上方落下大量石块和泥土，砸在他的身上，他当即被砸的昏厥过去，被工友和厂里送去医院抢救，在农四师医院住了好久，命虽保住了，但双腿却残废了，失去了劳动能力。最后此事被认定为意外事故，他被认定为工伤，每月领200元的工资。但这点工资连他自己生活和治病都不够，更遑论养家。他妻子没有工作，孩子还小。由于基本生活都无法维持，妻子要带孩子离开他，他现在面临妻离子散。说到这里，这个40多岁的男人涕泪长流，泣不成声。我心里也一阵阵发酸。他要求团里给予经济补偿，并表示若得到此笔补助，他和妻子带孩子回四川老家，永远离开焦化厂这个伤心之地。
我静静地听Qxx说完，就说，“你把材料留一份给我吧，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由于此事时间很长了，解决起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不如你先回去，有结果我通知你”。他听后，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就缓缓起身说，“那我就先回去，我、我还会来找你的”。我看着他佝偻着身子，架着双拐，艰难地挪动着身体，一点一点地挪出我的办公室。听着沉重的拐杖拄地的的得得声一点点远去。我心里既难过也沉重。QXX确实太惨了，200元怎么能养活一家三口？但当时新疆兵团团场的确工资不高，团领导每月工资也不到千元。连队职工是不发工资的，收入全靠承包地里的收成。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每月也都只有200多元。
我又翻看起Q某某的材料，包括工伤鉴定材料，残疾证，申请补助材料。发现他的补助（补偿）申请金额竟达几十万。感到此事太棘手了，当时，几十万，在新疆兵团团场可以说是一笔巨款。我沉思片刻，打电话给社保中心刘主任，询问Q某某的情况，刘主任一听，就说Q某某已闹了多年，是师、团有名的老上访了，每次闹大了，团里就叫焦化厂给他一点补助。具体补助数量，刘主任也不大清楚。我问刘主任，从社保途径有无办法照顾他，刘主任说，“过去也考虑过，Q某某现在已享受工伤待遇，医疗费用也按政策处理了。确实再没什么办法了。”
我又打电话给焦化厂，厂党委陈书记听了我的询问，相当恼火，说，“他怎么又去麻烦团里啦”。我问他，焦化厂过去给Q某某的补助情况，陈书记说，具体记不清了，需要向财务方面了解一下。我要求他们把Q某某相关具体情况整理一下，报给我。
第二天，我刚上班不久，Q某某又挪进我办公室，我心想，这人也太沉不住气了，这么久远的事情，又涉及这么大的金额，怎么可能一两天内就有结果?但一想，焦化厂在几十公里外的山里，交通不便，他来一趟，也很不易。我就耐心地向他说明，我已和社保中心，焦化厂联系了，解决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没想到，今天Q某某听到我联系了焦化厂领导，情绪一下激动起来，大声表达对焦化厂领导的种种不满。整个上午，Q某某在我办公室又哭又闹，搞得我只好反复劝解，直到下班，他才怏怏离开。
第三天，我下连队了，晚上，Q某某竟架着双拐，找到我所住的派出所。派出所值班人员按照团主要领导此前的指示：任何女同志和上访人员一律不准上二楼。把他挡在一楼。第四天，他又在我办公室闹了一上午。我感到这样下去，确实不是办法，就请示了团主要领导，他们都知道Q是老上访，只是表示会跟焦化厂联系。
第五天，上午Q又在我办公室闹了一上午，下午，焦化厂派来了工作人员，带来了Q某某的相关材料。此后几天，未见到Q某某，后来才知道焦化厂派人把他接回去了。我暂时缓了口气。我仔细翻阅了各方面材料，得知焦化厂过去按照团里要求，也曾数次给予Q某某经济补助，数额从200元到1000元不等。但都未能根本解决问题。每隔一段时间，Q某某就会到团里，甚至师里上访。
我一方面同情Q某某，另一方面也想彻底解决他的上访问题。我考虑再三，决定先争取上级的支持，我把社保中心刘主任邀到我办公室，和他商量，专门就Q某某的问题向师里打报告，刘主任虽然认为此举可能没有效果。但还是答应办理。报告报到师里一个多月，并无回复。刘主任去打听，师里认为，既然已按工伤处理了，师里也无其他帮扶政策了。看来此事还得团里解决了。
我跟焦化厂商量，他们说，厂里最多再补助他一千两千，再多他们也拿不出了。团里也无力解决这么多费用。事情就僵在此了。每隔一个多月，Q某某就下山来团里找我闹，一呆就是四五天，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我被缠得筋疲力尽，还耽误其他工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月底大雪封山。
2002年底，团里机构改革，新设了综治办，原团组织科窦副科长调任综治办主任，我才得以从繁杂的接待上访工作中脱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