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一九八零年一月一日(晴天)

  “今天的八十年代的第一天,在喜迎新年元旦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因为我在祖国向“四化”进军的伟大转折时候,来到了部队,在部队里度过了第一个新年元旦。

  前几天收到了哥哥来自北京的信,我十分激动,我们家就我们兄弟俩,现在都在当兵,哥哥在信里以老兵的资格告诉我很多体会,我很赞同。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念家乡的爸爸妈妈,想念远在北京的哥哥,衷心祝愿二老身体健康,哥哥一切顺利,让我们在三地共同庆祝伟大的祖国迎来崭新的新时代!” 


  离家后的第一个节日新年元旦到了,这对于第一次远离家乡的我们来讲,无疑是一次难忘的人生历程,因而思乡之情笼罩在每一个新兵脸上。

  考虑到过新年新兵会想家,连里特意放了一天假,虽然不能外出,而且这穷乡僻壤的海边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战友们享受着难得的休息,忙着自己的事情。

  我准备给家里的爸妈和在北京的哥哥写信,可伏案提笔后脑袋却空空的,真不知说什么好,原本准备的一肚子话突然想不起来了。

  正冥思苦想着,石银林、杜志高、封文全三人对我说:“出去走走,信等回来后再写,反正你也写不出。”

  我苦笑着收起钢笔,跟大伙出去散步。

  我们沿着山间小道缓缓走着,不时遇到同样散步的战友,大家心情不错,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边走边聊。

  石银林问我:“你想家吗?”

  我眺望着远方的大海说:“哎,怪了,在家时整天想早点离开家,好像离开了父母就算大人了,可现在真的离开了反而有点想家了”,说完我扭头问道:“你们呢?不想家吗?”

  石银林说:“我不想家,我爸妈老管我,我出来就是要离他们远点。”

  封文全接过话说:“说不想家是假的,肯定会想,但是既然来当兵了,离家那么远,想也没用,还是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杜志高点头说:“对,文全说得对。”

  正聊着,忽然见前面有几个战友在对我们挥手,跑近了一看是堡镇老乡,其中的大个顾青我们已经认识了。

  寒暄后顾青介绍说:“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是我们堡镇的老乡。”

  说完指着其中一位高个说:“这是顾国平。”

  噢,我马上想起,他也是会操时的标兵,顾国平上前和我们热情握手。

  接着顾青又指着一个长着圆圆脸、有些青涩的小白脸介绍说:“他叫徐成斌。”只见他腼腆地笑笑,同我们一一握手。

  最后,顾青拉过一位精瘦的小个子对我们说:“这是倪建平。”我玩笑的对倪建平说:“我以为我够瘦的,原来还有比我更瘦的。”

  出门在外,我们才开始体会到老乡的含义,不禁想起在来宁波的船上双方的敌对情绪,还真有些幼稚,此刻,我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出来当兵的老乡,更应该相互照顾。

  家书是我们新兵的最爱,更是我们的精神食粮,激励和支撑着我们克服困难,咬牙坚持在部队锻炼成长,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当兵以后,对于家里亲人的来信十分盼望,因而,每当连部通信员来发信时,都是大伙热切期盼的热闹事,往往是有信者兴高采烈,而没有来信的又情绪低落,形成强烈反差。

  我的来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家里爸妈和在北京的哥哥,二是同学。同学的来信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因为文化和本人见识的缘故,也谈不出更多的东西,大多都是半张信纸。说老实话,离家的人都更希望看到家中亲人的来信。

  然而,我的新四军出生的老爸,虽然当兵时年仅15岁,也没有什么文化,但他部队刻苦学习,解放后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公安军干校学习,后又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应该讲他是由文化的,可长期在部队当首长养成的干练、果敢的性格,使他很少来信,即使来信也短短数行字,大多是报个平安,叮咛几句的话,这种惜字如金的信,让我看得很不过瘾。

  在家时常怨恨军人的父亲管的太严,一心想早日离开家,离开父亲的管教。可真的离开家,来到部队后,又十分想家,思念家中的亲人。因而每次通信员来送信,我也挤在人堆里,焦急地祈盼能听到我的名字。可每次拿到信,却大多是中学的同学的来信,好不容易盼来父亲的信,打开后却总是那么几句干巴巴的话,好像父亲永远也不会说些亲切些的暖心话。

  曾经是那么怨恨父亲,仿佛离我很遥远,永远是一张冰冷的、没有笑容的脸。但是,再怎么怨恨,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把父亲的信揣着兜里,训练休息间隙,或晚上站岗时,都会掏出看上一遍。

  渐渐的,我从父亲短短的话语中,品味到了不在是首长的严厉,也不是领导的官腔,而是父亲真挚而火热的情怀,这种外冷内热的情感,是需要慢慢品味的,需要用心去感受的。当我开始懂得父亲的严酷背后的慈祥后,我才发现我真的长大了,成熟了。

  相比之下,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一直以来就是我学习和揣摩的榜样。当年哥哥高中时参加飞行员体检,从镇上到县里,又到市里,一关又一关,几乎都要通过了,最后被刷下。后来,在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哥哥如愿参军,到首都北京当了一名空军地勤。

  因此,哥哥的来信,更多的是自己当兵的体会和收获,没有什么大道理,他多次提到要我多学习文化,提高知识水平,说明他已经预见到了今后我们要在社会上立足和生存,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这也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软肋。

  在外面瞎逛了一圈回到宿舍后,本想继续写信,可见秦中发、叶萌、杨启林三人围坐在地铺上,手里相互传递着几本笔记本,我上前拿来一看,到底是知青,原来是他们抄写的名人名言、警句格言以及有关青春、励志等方面的摘抄,看的我很心动。于是,我把写信的事情抛在一边,也加入了抄写的行列。

  另一边,几名福建泉州战友又和黄步清在一起学唱《再见吧,妈妈》,而徐昌、高国柱也在和他们交流学唱《珊瑚颂》的体会。

  宿舍一角,周友生不知从哪里弄来的一副军棋和象棋,和吴孝章俩人与兄弟班的战友干上了。

  很快他的大嗓门就响彻了全屋,弄得许多没事可干的战友都围了过去,为自己喜欢的人出谋划策,屋里是吵闹声、争论声伴随着歌声交织在一起。

  奇怪的是,我们几名正在全神贯注抄写警句格言的人竟然没有被这吵杂的声音打扰,全然沉浸在那些有着深刻寓意的话语之中。

  正埋头写着,忽然有人推了推我,抬头一看,是那名曾经和我比试吹口琴的泉州战友,拿了那只口琴对我说:“你教我吹几首上海歌吧,挺好听的,我想跟你学。”

  我赶忙放下笔,从挎包里取出我的口琴,和他一起交流起吹琴的心得。

  这时,忽见排长陪着连长、指导员等连首长来到宿舍,排长刚想喊“全体立正”,被连长制止了,几人饶有兴趣地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不时露出满意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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