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元旦快要到了，但由于祖国西南中越边境和北部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的日益恶化，并没有多少新年来临的喜气。我国倾力支持的越南政权，在越南南北统一后，在苏联的怂恿下，地区霸权主义野心急剧膨胀。广播里连续不断播出越南政府掀起反华恶浪，驱赶大批华侨，越南军队在中越边境频繁制造事端，向我国境内开枪打炮，打死打伤我多名边防官兵和和平居民的事件，不断播出我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严重警告声明。
作为和苏联接壤的新疆地区，战争的黑云非常浓厚，新疆军区部队已进入一级战备，我的高中同学，时任新疆军区驻乌部队某部代理排长韩琦告诉我，他们晚上睡觉不脱衣服，抱着枪睡。野战部队已进入预定作战位置，局势高度紧张。新疆兵团边境地区团场，值班部队和基干民兵已全副武装，家属小孩组织撤往内地，乌鲁木齐火车站聚集大量内撤儿童，因人数太多，照顾不周，还有小孩子被冻坏的。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同学们度过了1979年元旦，大家一边全力投入紧张的期末复习和考试中，一边通过报纸、广播，密切关注边境局势。晚上睡觉前同学们躺在床上还义愤填膺地谴责忘恩负义的越南白眼狼。这段时间真是万分紧张。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从而避免了我国同苏联、美国同时交恶的不利局面发生。
（图为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副主任韩叙在华盛顿举行招待会庆祝中美建交。）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地、富、反、坏分子，（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一律摘掉帽子。
中央这个决定，彻底掀掉了压在数千万人心上的巨石，解放了一大批备受歧视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地富反坏的后代，他们从未做过任何坏事，仅仅因为出身，就在社会上受尽凌辱和迫害，不仅当兵、招工、入党、上大学与之无缘，甚至连对象都难找到。中央这个决定极大地改变了这部分人的命运。
（图为党中央的通知）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出不得把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1979年元月下旬，学校开始放寒假，放假前夕，各科考试成绩也都公布了，我的各科成绩都还不错，两门数学专业课都考了90多分；我班整体成绩比上学期有较大提升。挂科情况大大减少。这一方面说明同学们都在刻苦学习，也说明大家已基本适应大学的学习特点。
寒假回家未找到便车，我和Z同学只好乘班车回家，当时没有乌鲁木齐至147团的直达班车，我们只好先坐乌鲁木齐至石河子的班车，到石河子再想办法。当时新疆长途班车并无暖气，数九寒天，零下几十度，即使穿了棉衣棉裤皮大衣，戴皮军帽，脚登大头棉鞋，我还是冻得浑身打哆嗦，脚痛，我们只得不停地跺脚。冬天道路积雪，打滑，车速极慢，150公里跑了5个多小时，好容易熬到了石河子，我们都快冻僵了。
下了车，我们赶紧跑到车站对面不远的147团驻石河子办事处食堂，围着烧得发红的火炉烤火，又买了一碗热乎乎的汤面吃下肚去，身上才暖过来。而后就到大院里找便车，运气还不错，找到了一辆147团机耕2连往石河子糖厂运送甜菜的拖拉机，沾了漂亮女生Z同学的光，师傅答应捎我们回去，机耕二连驻地与我们7连驻地连在一起，等于把我们直接捎带到家，我们太高兴了。
待师傅检修了机车、吃完饭，我们就出发回家了。拖拉机驾驶室比较狭小，我只能贴着车门，侧着身子。石河子到147团7连约50多公里，天暗路滑，跑了2个多小时，到连队时，天已黑透了。我们谢过师傅，就各回各家啦。
寒假因天气寒冷，我很少出门，除了挑水、扫地等家务，主要在家里陪爸妈和妹妹聊天，有时在七连小学那间单身老师宿舍里，看书复习功课，赵老师的父亲已落实政策，回四川老家定居，赵老师也也回四川老家过年去了，宿舍里只剩我一个人，也经常关注中越、中苏边境日益紧张的局势。
1979年2月17日收音机终于传来我国军队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战的消息，接下来我特别关注的就是新疆边境的局势变化，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对越作战不是大问题，毕竟两国的实力差距摆在那里。最担心的是苏联会不会趁火打劫，若真如此，东北和新疆首当其冲，我们在劫难逃。
春节是中国老百姓最看重的节日，虽然西南边境和北部边境局势紧张，但老百姓大年还是要过的。春节我和爸爸妈妈、妹妹一起过年。大年三十爸爸妈妈和妹妹准备了年夜饭，这时大厨师的角色非心灵手巧的爸爸莫属，这是全家一年里最丰盛的晚餐。吃完年夜饭，休息一会，妈妈、妹妹张罗着包饺子，我手笨，和面、擀皮都不会，只能帮着剁馅。大年初二，姐姐、姐夫回娘家来了，又是一番热闹。春节期间，有几位学生家长请我父亲和我吃饭，盛情难却，去了两家。寒假就在过春节和对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及新疆中苏边境局势的高度关注中度过了。姐姐帮我找到了2月27日去乌鲁木齐的便车，我于2月26日来到了姐姐家，第二天一早，姐夫骑车带我去团汽车队，搭车当天中午回到了乌鲁木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