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1日，大一第二学期开学了，乌鲁木齐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景色宜人，新学期开始了，我们注册后，来到久违的教室，同学们主动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
下午4点，学校接到紧急通知，要求全校师生员工立刻集合，去新华南路指定路段，和其他单位群众一起，夹道欢迎出访欧洲回国的中央首长（当时未说明是哪位领导）。
我们在办公大楼前整好队伍，学校领导要求大家严守纪律，热烈欢迎中央首长。我们排队赶到指定位置，已是下午5点半了，我们按照现场指挥人员的要求，人手一面小红旗，在指定路段排开，一边七嘴八舌议论，猜测是哪位中央首长。
虽然已立秋，但新疆下午西晒的秋老虎（秋天的太阳）仍威力惊人，烤得大家油汗直冒，就这样等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既激动又越来越不耐烦。忽然前面的人群骚动起来，好像还传来汽车的声音和人群发出响亮的欢呼声，我凝神远望，远处驶来长长一个小车队，两边人群沸腾了，一阵阵“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响彻街道两旁，还有大喊“华主席、华主席”的声音。
车队车速较快，霎时间就到了我们队伍前，我仔细一看，第二辆黑色大红旗高级轿车后座车窗开着，一位约50多岁的留着平头，黑红的丰满脸颊的领导，面朝着我们微笑，正是华国锋主席（“他”天天在我们教室黑板上方对我们微笑）！他伸手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我们激动万分，挥动小红旗，大声呼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华主席！”很快华主席一行的车队从我们面前驶过，驶向远方。同学们兴奋不已，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新疆日报头条做了报道：1978年9月1日下午6点45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结束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的正式友好访问，乘专机回到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汪峰，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刘震等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和各族群众代表在机场热烈欢迎华国锋主席。随同华主席出访的纪登奎、赵z阳、黄华、张耀祠等同志，同机回到了乌鲁木齐。从机场到宾馆途中，各族群众聚集街头，热烈鼓掌，祝贺华主席访问成功。（同学们都在“各族群众”之中啦。想不到的是，几年后这事也成了这位领导人搞个人崇拜的一个例证）。
本学期，我们真正全面进入高等数学的学习阶段，《数学分析》课，由一位年纪约50岁左右的女老师邵老师接替班主任刘凤梧老师继续讲授。邵老师和蔼可亲，齐耳花白短发，戴一副近视眼镜，上课总是笑眯眯地娓娓而谈，非常有亲和力。可能由于年龄原因，她有时讲着讲着就忘了下面内容，这时邵老师总是一边用手指轻轻敲敲自己的脑门思索着，一边笑着看着大家，同学们也理解地无声的笑了。系里老师、同学们都非常尊重邵老师，如年轻的文翰潮老师，总是称邵老师为邵先生。要知道，将一位女士称为先生，是对她极大的推崇和尊重。如毛主席、周总理就称宋庆龄为庆龄先生。
本学期新开一门数学课程《高等代数》,由文翰潮老师，一位30出头的身体壮实的年轻老师讲授。文老师毕业于北京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我校任教。《高等代数》课程选用的是北京大学力学系主编的教材，别看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名气，但选用的教材大都是名牌大学的。文老师一边操着和他身材不相称的尖细嗓音讲课，一边奋力板书，每次上课都要写满几大黑板，每写满一黑板，他就用板擦使劲擦，粉笔灰弥漫讲台，两节课下来，文老师浑身上下落满白色粉尘，使我们深刻认识教师工作的辛苦和不易。文老师以前就和陈友明、腾得驰等同学认识，课间休息时常见他和这几位老相识聊天。
英语仍由章静老师继续讲授，政治、体育两科换了老师。上学期的任课老师中，韩西涛老师到内地高校进修去了，王晓峰老师和马老师去他班上课了。（听说当时我校老师是一学期上课，一学期备课或外出进修；这种传说使我对大学教师这个职业羡慕不已，也使我下决心要到高校工作，但当我进了高校以后，却是一个学院40多个教职工要应对2000多学生，我每个学期同时要上2到3门课程，还要指导十几个学生的论文，整天忙得晕头转向。此是后话。）
开学后不久，一天晚上，舍友李长山找到刚上完晚自习的我和方云福、娄大华、宋良志等同学，问我们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后勤卸砖，说卸两三个小时，五六车红砖，每人可挣10元钱，可能要卸几天。
当时学校安排的劳动，我们都积极参加，何况这次还有报酬，我们这几个来自农村农场，家境一般的穷小子当然愿意啦，要知道我上大学前一个月工资才34元。何况这又不怎么影响第二天的功课，就权当勤工俭学啦。
细谈之后，才知道这是李长山同学从后勤老师处得知，学校本来要花钱雇民工卸砖，他专门争取来的活。舍友李长山同学不仅心灵手巧、而且社交能力很强，入学不到一年，校内校外就有不少熟人。
我们几个跟着李长山兴冲冲来到校园后面一处建筑工地，不大一会，一辆装满红砖的大卡车轰隆隆驶过来。后勤老师非常关心我们的安全，专门在卸车现场装了一个明亮的大灯泡，还给我们几个同学每人发了一双帆布手套。卸红砖这活对于我们这些从小就干惯农活的农村小子根本不在话下，我们车上车下合理分工，迅速工作起来。大概不到三个小时我们卸完了6卡车红砖，按照后勤老师的要求，整齐码在指定位置。
然后大家揣着后勤老师当场兑现的10元钞票，开心地直奔水房外水龙头处，匆匆洗净脸、手、脚，凯旋而归。为了不打搅其他舍友休息，我们轻轻推开宿舍门，摸黑蹑手蹑脚爬上床，我心里有点小兴奋，好一阵才迷迷糊糊睡去。后来我们几个又卸了几次红砖。
1978年，我校数学系未招新生，美术专业招了一个班，石河子下乡到147团的知青刘义在内，音乐专业也招了石河子知青李建江和147团知青袁平。英语本科专业招了石河子知青范玉刚，英语专科招了147团中学教师黄鹏程。但除了刘义外，其他同学在校时并不相识。
本学期专业课程难度有所增大，同学们学习也更加努力，上课时教室座无虚席，罕见缺课，同学们精神饱满、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课后及时复习、完善笔记，认真做作业。晚上教室里、阅览室里、宿舍里都是同学们刻苦学习的身影，有的同学在教室攻读，直到深夜。
本学期体育课主要是学游泳，但学校没有游泳池，只得到附近的红山游泳池去上课。上课前，我们全班整队步行前往，老师先给我们讲解蛙泳的动作要领，要求同学们先在游泳池边趴在地上练习基本动作，然后再下水操练。
我班不少同学都会游泳，李长山同学潜水本领超强，他可以从50米长的泳池一端一口气几乎潜到另一头。蒋奇同学在上海读的高中，她的蛙泳像模像样。我从小缺乏运动细胞，动作协调性差，虽然小时候和同伴们在农场水渠中玩耍时，也学了几下“狗刨”，但此种游法，不仅姿势不雅，而且极耗体力，我一般只能坚持游个5-6米，就会沉下去，就是这“狗刨”式，导致我学游泳失败。虽然我按照老师教的蛙泳动作要领，在地上认真操作，但一到水中就不由自主地“狗刨”起来，怎么努力改变都无效。
几十年后，我和何建勋同学一起在广东茂名著名的天下第一滩游玩时，凡是海水没顶的深度都不敢去。
9月下旬，我班接到拆挖、清理学校菜窖的任务。新疆冬天天气寒冷，普遍在零下二三十度，储存蔬菜主要靠菜窖。学校原来的菜窖年久失修，已不堪使用。班主任刘老师和劳动委员李虹同学做了动员和安排。同学们大都经历过艰苦的劳动锻炼，也理解学校的实际困难，精神饱满地投入到拆挖、清理学校菜窖工作中，有些家住乌市的同学还换上了工作服。
那半个多月，同学们手持铁锨、镐头，整天一身汗，浑身土，学校当时没有浴池，只能去水房打水，在宿舍抹澡或去两公里外的红山浴室洗澡。
1978年国庆节休假一天，我去座落在乌鲁木齐雅玛里克山脚下，巩宁古城遗址上的新疆八一农学院看望高中同学，见到了胡建斌、王登元、王建新同学。
八十年代初的八一农学院校门
胡建斌和我高中同班，王登元虽然高中不同班，但初中同班，王建新和我在147团八连小学四年级时同班，老同学相见，非常亲热，他们陪我游览了八农校园。
1952年8月1日，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步兵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八一农学院。建校初学校隶属于新疆军区。1954年划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58年划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学校占地面积约1500亩，校园绿草如茵，铺青叠翠，环境优美。比当时的我们学校大太多了，漂亮多了。中午几位同学请我在八农学生饭堂就餐，在饭厅里又遇到刚入学的78级147团三营中学校友、原147团基建三队小学同学王平。大家一起边吃边聊，非常开心。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下午我乘车回到了学校，直接进教室，复习功课，吃完晚饭，又去了教室学习，直到深夜。
随着国家政治气氛变化，民间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先是在部分城市青年中流行喇叭裤，我第一次看到喇叭裤，是1978年10月中旬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经过一天紧张的学习，脑袋有些发蒙，晚饭后，走出学校大门，向右沿着光明路人行道向红山方向散步，以换换脑子。不知不觉走到农垦总局（原新疆兵团司令部）大门对面时，突然想起S姐姐讲起的我小学4年级同班同学张立新也在原新疆兵团（现自治区农垦总局）文工团工作，想想反正明天是星期天，不妨去看看老同学，就穿过马路，走进农垦总局大院。
几经打听，找到了张立新的宿舍，屋里传出来一阵柔和、动听的女声歌声。我敲门后，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打开了房门，我仔细一看，依稀还有当年那个10岁男孩的模样，正是我儿时的同学张立新。他显然没有认出我，疑惑地看着站在门口的我，我笑着叫道“小胖（这是他的小名），我是147团校4年级2班的孙祖荣啊。”他盯着我,仔细端详回忆着，终于认出我了。
他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将我让进房间，这是一间两人住的单身宿舍，窗前放了一张桌子，两边靠墙放两张单人床。桌上放着一个不大的长方形的物件，这就是当时少见的盒式录音机，刚才门外听到的柔和、优美的女声就是从这里面传出的。
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不由地互相打量，当年胖乎乎小男孩，已变成身材匀称挺拔，高1.78左右的帅气时髦青年。张立新留着长头发，上身穿一件花格长袖衬衣，下着一条咖啡色长裤，长裤上部分紧身，裤脚却格外肥大，如一个喇叭，走起路拖在地上，这就是后来流行一时的喇叭裤了。
我们对面坐定，聊起往事，张立新上初中时身体开始拔高，也瘦了下来，正好兵团文工团招人，他幸运地被选中，他听说我就在附近北门上大学，也替我高兴。这时他为了聊天方便，伸手要去关录音机。我制止他，“这歌这么好听，什么歌，谁唱的？”他就停了手，“这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唱的，《甜蜜蜜》”。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邓丽君这个名字和她的歌曲在中国大陆的广泛流行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当时没有“三通”、没有广告，没有一个组织进行推荐的情况下，一种自发性的、民众性的流行趋势由此开始并广泛蔓延。大约在1977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她的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走私进入，随着录音机的普及，随后又经过互相转录，使得邓丽君音乐传播得越来越广。多年听惯了铿锵有力、硬邦邦的革命歌曲，邓丽君软绵绵、甜美歌声使我耳目一新，如痴如醉。
张立新打开一瓶格瓦斯，拿出两个小茶杯，倒上饮料，两人边喝边聊，尽兴而别。
后来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大陆，也风靡我们校园。我班第一个玩录音机的是陈京生同学，他有一个俗称砖头块的盒式录音机，主要用来学英语，有时课间也放点邓丽君、李谷一等的歌曲。
1978年是我国政治局势变化比较大的年份。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中日互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23日在东京举行。
(图为访问期间邓小平参加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
继1973年日本田中首相二战后首次成功访华，签订中日联合声明，邓小平此次访日，巩固和发展了中日友好关系。
1978年11月1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平反。
（图为群众在天安门前集会，拥护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
1978年12月1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中国和美国将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做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影响极其深远，堪称第二个遵义会议。会议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也引起同学们的热烈讨论和关注。
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
（图为1978年12月24日彭德怀、陶铸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设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日常工作，胡耀邦任秘书长，胡耀邦由此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前台。
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分田到户。
（这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三位干部。1978年12月，他们联同小岗生产队的其余农民，将集体土地分包给各户耕种，引发了中国农村一场改革。）
1978年12月下旬，正在同学们紧张有序学习时，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1978年12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是在我们入学时的学校——乌鲁木齐第一师范学校和新疆教师培训部基础上建立的。新疆师范大学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师范院校，新疆师范大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第一批新设立的高校之一，沐浴着党和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