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解放军占领了从清代开始就是直隶总督衙门所在地的古城保定。
新生的河北省人民政府进驻了门前戳着两根大旗杆的直隶总督府衙门，河北省军区则占据了李鸿章赖以打天下的淮军公所和过去国民党的保定模范监狱大院。
这天，就任保定军分区司令员后的李德才第一次到河北省军区机关开会。
刚解放时的保定军分区根本就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到哪里都得靠干部战士自己的两条腿。好在军分区机关在保定东关，离省军区还不算太远，李德才走着来到省军区时还提前了半个多小时。过去光顾着打仗了，他还真的没有好好在保定市里转转，这次正好先一个人到省军区司政机关的院子里面看看。
河北省军区所在地淮军公所是一处在北方地区很不多见的建筑：房屋高大，“封火墙”随墙脊阶梯式的高出，房基和柱石也比通常房屋高，看上去敞亮明快，气魄壮观，具有明显的江淮建筑风格。这就是清同治９年（１８７０年）李鸿章奉旨率淮军至保定，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后，为了祭奠替自己卖命而阵亡的家乡子弟兵于此建的淮军公所。
同时，他又在里面为其在南京镇压太平天国而阵亡的将士修建了昭忠祠和祭场。李鸿章死后, 将昭忠祠改为李鸿章祠堂。祠堂整个建筑占地约２５亩，有四个高大的院落，二进院内是由原来的祭场改建的戏楼，造型别致，基本上保留着原来的风貌。昭忠祠正堂的四周墙上及两庑壁间，都嵌有刻石，记载淮军的“功绩”和“烈士”的事迹。
当时的省军区机关远没现在那么讲究，整个机关就挤在这几个不算大的院子里办公。
进了红门灰瓦的大门，是一个杨柳环抱的池塘。过去里面种着满塘的荷花供人们观赏，如今管理科在里头养了鱼，供机关食堂改善生活用。
省军区礼堂是过去淮军公所摆放牌位的大祠堂，宽宽大大的非常敞亮。
现在离开会时间还早，首长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还未到。李德才一个人站在大门口，细细打量过去供奉着淮军老祖宗李鸿章和显赫将领牌位的地方，四壁墙上虽说刚刚刷了一层白灰，但隐约还可以看见从前的字迹。
他想不通，这个李鸿章老儿是用什么办法带的兵，练的将，怎么在上海虹桥一仗，他只用了３０００淮军就把１０万太平军杀得“尸积如山”。
李德才冲着过去放牌位的地方吐了口吐沫，“呸，封建皇帝的看家狗。”
管理科的同志知道他是新上任的保定军分区司令员，就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李司令，来得早啊，先到会议室里坐一会吧。”
党委会议室东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一排桌子上铺着几块绿军毯做桌布，两边各摆了一排铁椅子，就是那种喷了绿漆的铁制军用简易折叠椅。
在朝鲜战场上，李德才的部队缴获过美军使用的这种椅子，又轻便又好使，想不到现在国内也能生产了。
当时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是王光华，政委还没有到任。
河北省军区是１９４９年６月由战争年代晋察冀军区的冀中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冀南军区合并而成，第一任司令员是原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第二年他调任石家庄华北军区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由副司令员王光华同志接任司令一职。
王光华是个老同志， 1909年出生，原名王鸿宾，字子敬，出身富裕中农家庭，是山东沂水县人。
王光华18岁中学毕业后，在本县石印局当学徒一年，后到日本人开的煤矿当工人一年，在北洋军阀军队当兵半年，到东北学手艺半年。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沂水县委组织部部长。
1933年7月，沂水县党组织被破坏，王光华得以逃脱。不久，组织上派他到冀南东部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当时王光华穿的是皮鞋，他向省委交通员提出换双布鞋，省委交通员告诉他经费紧张，连买双布鞋的钱也拿不出来。王光华到了南宫县，隐蔽在党员李菁玉家。那时天气已经很冷了，但是王光华无钱买冬衣，只能整日盖着被子躺在炕上。由于每天的伙食费只能买两斤馒头，王光华和李菁玉的母亲经常为谁吃馒头谁喝粥推让不休。
当时冀南游击队叫“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分为东部游击队和西部游击队。西部游击队由后来的河北省长刘子厚领导，东部游击队由张霖之领导。王光华在东部游击队担任第5支队支队长，带领游击队打民团局子和警察局。他曾带领几名短枪队员处决了与游击队对抗的恶霸地主，以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游击队大白天闯进戒备森严的尹家，只开一枪就镇压了恶霸地主尹怀聚”的故事。王光华当时的绰号叫“李大个子”，有一个姓黄的大地主吹嘘：“就凭游击队那两下子，很难冲进我的大门。”王光华掌握了他每天下午要到自家药铺坐一会儿的规律，在药铺捉住了他，收缴了他藏在家里的枪支。后来这个大地主逃到天津，王光华带游击队闯进他乡下的大院，抄了他的家，因火把失火，把大院烧了。事后群众传说：游击队一怒之下，火烧了黄家大院。
1936年，游击队扩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1军第1师，刘子厚为师长，王光华为副师长兼3团团长。1938年，王光华入抗大第4期学习，毕业后回到冀南，担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日军开始五一大扫荡，王光华指挥机关人员英勇战斗，突出重围。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冀南军区副司令员，194９年任司令员。冀南军区与冀中军区合并成立河北省军区以后，按照中央军委的安排，他没有任何怨言的担任了省军区副司令员。
1950年到1952年，孙毅司令员调走，王光华担任了河北省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的“三反”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52年他调到北京，到军委人民武装部当处长，1955年任总参谋部队列部副部长，1957年任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
1959年反右倾时，他再次被定为“三反分子”，1962年甄别平反。文革中又长期遭审查批斗，被关押6年，1978年才得到平反。王光华离休之后，主动要求来到河北省易县阳谷庄，住在农村，帮助农民科学养殖家禽家畜。他说他在河北17年，对河北有深厚的感情，愿把心血献给第二故乡，此事编入了易县县志。
李德才由于这几年一直在朝鲜，对河北省军区发生的这些事情不大清楚，他把介绍信交到省军区干部部后就参加了正在召开的党委会。
因为当时王光华“三反”运动中正在挨整，当时省军区又没有政委，主持全面工作的是政治部主任王奇才，整个司政后机关的一大摊子事都堆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王奇才也是红1方面军的老同志，同李德才很熟。他在会议开始时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新到任的保定军分区司令员李德才，也是咱们冀中的老人了，就不用多说了吧。”
因为河北省军区是由冀中军区改过来的，所以领导和机关的同志李德才大都很熟识，他只是站起来冲四周点点头也就算是打过了招呼。
散会后，李德才和王奇才溜达着来到首长办公室，那时候省军区领导同志在生活上不讲究，王奇才的办公室加上宿舍也就那么普普通通四间平房。别说没有厨房厕所，而且位置还不太好，在机关院外，紧靠着保定市体育场的东墙边上，行人车马一天到晚乱糟糟的。
王奇才原名王笃行，福建省上杭县人。１９２９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红１２军第２纵队副官，红４军１２师军医处处长、第１师军医处政治委员，红１军团第２师卫生部部长，军团野战医院副院长。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任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第９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９地委书记，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后勤司令员，河北省军区成立后任政治部主任。
王奇才向李德才介绍了保定军分区的情况，要求他到任后要搞好团结，和同志们一道把省会的民兵工作搞上去。
李德才爽快地答应：“哎。”
王奇才跟他谈了一会，还专门打电话给省军区管理科，让他们协助保定军分区安排好李司令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他是十分了解李德才的，临走送出门时再三叮嘱：“保定是省会军分区，地位重要，你一定要学会讲究工作方法，我就担心你这炮筒子脾气哟。”
李德才摆摆手：“你就放心吧，这些杨司令都给我说了，干工作咱老李可决不含糊。”
告辞了王奇才，李德才回到省军区机关找到司令部管理科长，“哎，我来省军区开会是走着来的，你们得想办法给弄匹牲口骑骑吧。”
管理科长早就听说过李德才的大名，为难地挠了挠头皮：“李司令，机关进了城，领导们早就不骑马了，让我上哪儿给你弄牲口去呀？这么着吧，咱们仓库里还有一批自行车，你先挑一辆骑着。”
李德才也不客气，到仓库里挑了辆英国名牌“菲利普”车子，推着又回到了省军区党委会议室。
公务员见李德才回来，以为他落下了什么东西，殷勤的跑过来问：“李司令，有什么事？”
李德才笑着指了指屋里的铁制折叠椅子，“给我搬两把！”
公务员不知他要干什么，赶紧搬过来两把。
李德才随手找了根绳子，把椅子结结实实地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公务员这才闹明白他要把椅子带走，但又不敢硬拦，连忙找来管理科长。
管理科长气喘吁吁地追到机关大门口拦住他，陪着笑脸说：“李司令，这是军区党委会议室的营具，你拿走可不行。”
李德才搡开他，把脸往下一拉：“什么他妈不行，我们分区还没有呢，就许你们有？！”说完蹁腿骑上车子扬长而去。
管理科长垂头丧气地回来向司令部分管机关的副参谋长田同春做了汇报，田同春是“七七事变”后就在冀中一带拉队伍抗日的老同志，和李德才是老相识了，拿他也没办法，无奈地摇摇头，苦笑着说：“咳，这个‘土佬’，简直就是个‘土匪’。”
说起李德才来，当年保定军分区的同志们谁也能说上他几件有趣的事来。
别看李德才是司令员，可他和战士们从来不分什么大小。
到保定军分区后的第一个冬天，外面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李德才从来没有睡懒觉的习惯，他早早起了床，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着大地一片洁白，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顽皮的念头。
他走进警通排的宿舍，大声喊道：“下雪了，起床，起床，扫雪。”
有个战士从梦中被喊醒，没听出是司令员的声音，抬头看看窗外黑漆漆的，就嘟囔道：“天还早呀，瞎喊什么？”说完又倒头睡下。
李德才走过来，把冰凉的手伸进他的被窝里：“我叫你还睡懒觉。”
那战士被凉的一激灵，噌地坐了起来，刚要发作，一眼看到是李德才，又不好意思地咧嘴乐了。
清晨起来，保定军分区警通排的战士们认真的院子里打扫卫生。
战士小吕是一个来自太行山区的新兵，看着城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参军前他就听村里老人们说过，军分区就是当年州府的兵道衙门，司令员那可是个不小的官儿。
可来到机关好些天，由于司令员去省军区开会了，长得啥样还不知道。只是听排长说李德才司令员是个老红军，还是强度大渡河的１８勇士，连毛主席都表扬过呢。自己能在这样首长的领导下工作，进步肯定大。
他正美滋滋地想着心事，手里的扫帚不由也画起了龙。
突然，有人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
“你这家伙想啥呢，是他娘怎么扫的地？”
小吕抬头一看，一个穿呢子军装的首长站在自己身后，瞪着一双眼，凶巴巴地说。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愣在那里不说话。
来人正是李德才，看小吕发呆，就一把拿过他手里的扫帚，自己认真地扫了起来。
吃饭的时候，小吕得知抢自己扫帚的人正是军分区司令员李德才，心里就琢磨开了：本来还想在部队好好干，到年底立个功受个奖，这下得罪了司令员，自己的前途算全完了。
思来想去，小吕愁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好几天闷着头不说话，人也消瘦了下去。
警通排排长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政治协理员，协理员是个老同志，就找到李德才汇报。
李德才听后，挠挠头皮：“咳，这算什么呀，我有办法。”
说完，他领着协理员来到警通排宿舍，站在小吕的跟前。
小吕见司令员亲自来了，不知道要怎么跟自己算账，心里通通的打开了小鼓。
李德才拍拍小吕的肩膀：“怎么，听说我踢了你一脚，你还闹起情绪来了？”
小吕哆哆嗦嗦地不敢回答，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看他这副样子，李德才满不在乎地掉转身子，把屁股一撅：“来，你也踢我一脚不就完了。”把协理员和旁边的战士们看得目瞪口呆，随后又都捂着嘴笑了起来。
解放初期，全军上下掀起学习文化知识的高潮，保定军分区也办起了文化学习班。那时人们的学习热情高得吓人，文化教员提出了学习要求，给每个人都制定了一天完成１２道算术题的任务。
到了晚上，宣传科把司政后机关干部的卷子收回来，让文化教员逐个翻阅评判，翻到最后他发起了愣。宣传科长问他怎么了，他伸手递过来一张卷子，上边一道题也没写，一看署名：白费劲。
科长气坏了，这还行，这不是破坏当前全军兴起的学习运动吗？马上向分区领导建议召开了机关干部大会，在会上，政治部主任严肃的批评了学习运动中态度不端正、不完成作业的现象，还点名让那个“白费劲”站起来。
大家听了后都轰的笑起来，四处张望着想看看那个“白费劲”是谁。
出乎意料，一直坐在主席台上不吭声的李德才站了起来，说：“别找了，那个白费劲就是我！”闹的大伙瞠目结舌。
笑话传到省军区，担任了政委的王奇才狠狠地批评了李德才，马上吩咐干部部，安排他去天津上了解放军第50文化速成中学。
在学校里，开始李德才在课堂上连坐也坐不住，写字手疼腰疼，坐下屁股疼，对学好文化没有什么信心。
学校领导了解情况后，认为他的这种态度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同志的想法。于是校长刘德海，副校长王前都先后专门找李德才谈心，并安排了优秀的教员来给他开小灶。很快，李德才开始对学习上心了，从每天写七八十个字到五六百个字，慢慢的劲头越来越大。
拿算数来说，过去李德才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现在教员要求他熟读“九九歌”，于是他就求人抄了两张“九九歌”表，一张贴在床头，一张拿在手里，有工夫就背诵，连上厕所都不放过。很快，他学会了简单的计算，基本懂得了整数四则的运算，在一次测验中还得了5分，高兴的他特意做了笔记。
过去李德才大字识不了几个，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有一次警卫员到管理科去领香烟，拿出他亲笔写的条子，管理员一看，上边写着“领到因2合”。原来他不会写“烟”字，只好写为“因”字，得靠其它同志去猜。但是经过速成中学一年的学习以后，李德才都可以简单地写些记叙文了。在他当年的笔记里，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有《“纪念白求恩”读后感》、《打坦克英雄李保山》、《难忘的一件事》等生动感人的文章，甚至还有对前苏联红军格罗诗科连长的评价。让人很难相信，这些竟然是一个从小放牛的红军老战士所写。
1956年2月，经过考试，李德才获得了速成中学的毕业证，彻底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