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永济市,一个地跨两个乡镇,辐射43个村,拥有3865户社员,下辖40多个专业合作社,同时具有经济合作和公共服务功能的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蒲韩乡村社区,已经走过了15年的发展历程。有人评价说,蒲韩社区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农协”。
尽管外表笼罩光环,但近距离靠近蒲韩乡村社区,发现它实质上内敛温和。在多数合作社面临发展瓶颈,当今年中央1号文件大力鼓励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时候,缓慢生长、野蛮生长的蒲韩社区,早已走上了一条自我拯救的乡村复兴之路。
15年,从种子长到大树
永济地处山西省西南角,与陕西省隔黄河相望。蒲州、韩阳两镇位于县城西南,在此发展的蒲韩社区也正因此得名。从县城沿县道出发,约20分钟就来到了蒲州镇寨子村,正是从这里创办出了蒲韩社区；如今,这里也是社区的办事中心。
社区理事长郑冰,是寨子村的媳妇。1998年,开农资店的郑冰夫妇创办了寨子科技中心,为农民提供免费农技服务。后来,郑冰将妇女们组织起来跳舞,开展多种文化活动,在2001年创办了永济市妇女文化活动中心。2003年起,越来越多的男性加入其中,妇女组织变为了农民协会,并于2004年在民政局注册登记成立了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协会变身为合作社。至今,社区还是以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登记。从那时开始,合作组织的功能由公共服务真正扩展到经济合作。初始,培育的8个合作组织在创办的第二年均失败了。痛定思痛,社区在吸引年轻人加入后,开始培育专业合作社。经过加入、退出的磨合,最终确定了43个专业合作社,其中由18个注册登记的专业合作社,组成了蒲韩社区有机农业联合社。除了联合社,社区的经营模块还包括了红娘手工艺合作社、城乡互动中心、青年有机农场。
在搭好了经营模块的框架后,合作社近些年不断完善和丰富公共服务职能。据社区财务核算中心干事张景龙介绍,每年,合作社产生的经营利润,首先计提发展积累,剩余部分除了60%用于返还社员外,20%用于公积金积累,20%作为合作社发展的公益金,用于开展公共服务。
从开农资店给农民讲课、组织妇女活动开始,历经15年的壮大,蒲韩乡村社区已经成为国内闻名的大型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
服务于社员的一切需求
对会员,蒲韩社区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包括了社会公共服务。郑冰认为,合作社不仅是有经济功能,还要为社员提供无形的帮助。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才是社区真正的、终极的价值追求。
在经济上,社区能为所有社员提供统购统销的服务。社区共设立了5个农资店,农民不仅可以以折扣价购买农资,还能赊账,并根据交易量享受分红奖励。之前一直参与农资店经营的张景龙说:“我们直接从厂家拿货,一吨能省200元的中间费用,拉一车50吨化肥,不进仓库直接到农户家。”
在农资店里,记者还发现了几十箱方便面,这些都是春节时以实物返利剩下的。在蒲韩社区,一切奖励分红都是以实物方式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生活用品的统一采购,降低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户通过社区出售农产品,也能按照交易量获得派发的实物返利。“谁家里缺个酱油少个盐,到店里记个账,来拿就行。”张景龙说。
社区还帮助农民统一销售农产品或手工艺品,这个功能由城乡互动中心担当。农产品交由合作社收购结算后,合作社再卖给商贩,或者直供城市社区居民。对商贩来说,降低了收购成本,来一趟车就能都装走,因此也更愿意出高价；对农民来说,解决了销售难,而且还能获得利润返还；社区靠差价获取利润,返还之外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去年,统购统销这部分,社区完成了600万元的收入。张景龙表示,今年做到2000万元,问题不大。
除了两头的买卖,合作社还提供生产环节中的全程服务,这一点在有机联合社身上体现得尤为显著。对于各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联合社派出专职人员,即辅导员,督促农民在用药、用肥上进行规范,并提供技术培训。社区的青年农场,则负责前期试验,帮社员少走弯路。
面对农户的资金需求,有机联合社还在去年成立了资金服务部。各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入股后,能享受额度最高为3万元的纯信用互助金融服务。据该部门负责人王变娥介绍,目前该部门共发放700多笔贷款,总额达1000多万元。
社区在包揽了几乎全部的外部服务环节后,农民要做的就是按技术规程种植。一个农户,他只要加入某个专业合作社,就能获得该专业合作社以及有机联合社的技术、金融、销售等服务,并能按照与合作社的交易量获得实物返还。
社区在各经营部门之外,设立了独立的财务核算中心。张景龙介绍说:“每个单位都统一核算,但是所有的业务结算都在核算中心执行。”
回归自然做“有机”
寨子村头,是一栋小楼,社区的餐厅和茶馆就在此处。茶馆二楼是个茶座,几张桌椅、一些杂志,成为社员相互交流的场所。推开茶座的门,是一个大阳台,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放,沏上茶、摆好干鲜果品,人们可以晒晒太阳,放眼望去是田野、大树和灰瓦屋顶。这里,可以算是社区的客厅。往这里一坐,很容易理解蒲韩社区的人们对乡村的热爱。
郑冰在各地演讲时,几乎每次都提到她对乡村的热爱,对城市的排斥。她曾经说:“在村子里,天天有很多灵感,有很多兴奋点,心里一烦,马上就上阳台或者去地里,骑着自行车到田里转一圈,一下子心情就特别舒畅。”这种对自然的亲近,是蒲韩社区人的真情流露,也造就了他们坚持做有机农产品的信念。这种信念,并非完全出于从消费角度出发的经济上和道德上的考量,而是来自于对土地的热爱。
对社区的每一个联合社,有机联合社都要求社员至少拿出1亩地,从事有机种植。目前,在3865户协会会员中,从事有机种植的有2000余户,占所有协会会员的2/3。有机联合社干事李金绒介绍说,目前已渡过有机转换期的达3000亩,按照有机规程在种的接近1万亩。外国专家看到有机棉花地里有七星瓢虫后,对蒲韩社区给出了充分肯定,郑冰对此说:“一想到快1万亩地上均有益虫,我就心花怒放。”
蒲韩社区做有机,不是为沽名钓誉,也不是为赚城里人的钱。目前,社区没有申请任何国内的有机认证,出售时也和普通农产品卖一样的价钱。对他们来说,有机种植仅仅是出于对土地的保护和热爱。郑冰认为,农产品价格之所以波动,也有农民使用化肥农药不合理、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原因。因此,从2008年开始,每一户都得拿出地来做土壤转化。现在,村里的餐厨垃圾、养殖肥料都派上了用场,成为有机种植者抢手的堆肥。除此之外,醋液、辣椒水成为新型农资。各种土办法也重新被挖掘出来,比如,地里撒上谷子,防止鸟啄食；在地里插上杨树条,等引来虫子后再烧掉。
鲁锋是香港迈思国际有限公司驻蒲韩社区的业务代表。这家公司在蒲韩社区,种植收购有机棉花,最多时种植面积达到1000多亩,成为当地有机农产品最大的客户。基于对有机农业的共同理想,迈思公司来到了蒲韩社区。鲁锋觉得,蒲韩社区是在做真正的有机农业:“我们和社区合作做有机农业,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更不是为了所谓的‘特供’,而是在保证不亏损的前提下改造土壤。我们请瑞士生态市场研究所的专家来看,他们的认证欧盟都是认可的。专家们认为这里生物多样性保持得非常好,具有发展有机农业的条件。”他认为,蒲韩社区的有机模式是可行的,因为一家一户种植能体现多样性,合作生产又保证了投入品的规范。
复兴失落的乡土人情
寨子村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是社区的红娘手工艺合作社。老式的纺纱机、织布机重新上岗,旧式的剪纸又回到了墙上,老粗布家纺用品成了蒲韩社区的品牌产品,远销香港。部门负责人牛淑琴告诉记者:这些老的手工艺制作工艺,之前已经中断了数十年,像她这样40多岁的人几乎都不会了。从2004年起,合作社不断拜访请教老人,把这些古老的工艺又挽救了过来。如今,纺线这样的活计,所有入社妇女都掌握了；而在之前,只有上了岁数的人才会。
在那之前,年轻人对老人说的这些传统工艺都不感兴趣。可自从手工艺合作社建立后,妇女们从中发现了这些手工艺的趣味,也多了一份收入。牛淑琴原先在外帮丈夫经营饭店,接触手工艺后,她发现自己非常喜欢,想专职做手工艺,尽管其收入远不如开饭店。牛淑琴说:“我们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一些20多岁的女孩子,完全可以出去打工。但她们为什么留下来?除了工作压力小,主要是能不断学到东西。”除此之外,老建筑的保存,村史谚语、戏曲传说的整理收集也在进行之中。这里的社员,每周一三五都要拜访老人,将乡土文化传承下来。
王爱琴是农耕家园服务部的负责人,养老、教育、婚庆礼仪等公共服务,都由她这个部门实施。社员家里有喜事时,这个部门可以提供乐队、宴席筹办、服务员中介等服务。社区的服务,既为农户节约了成本,也帮乡村找回了旧时的传统习俗。王爱琴说:“原来我们这里订婚时,男方向女方送面鱼,女方向男方送面老虎。但现在,就只送钱、送东西,那些象征美好寓意的礼物,现在都没了。有时候,我感觉到现在这种经济社会的可怕,觉得人太看重金钱了。现在,我们通过婚庆礼仪的服务,恢复了一些古老的礼仪。”
协会的专职人员每人包一个村,每周一次到村里清运垃圾,义务劳动。一开始,多数人对这样的行为觉得不可理解。王爱琴说:“刚开始,我们三个人去拾垃圾袋,很多人都凑过来,很奇怪地看我们,还说‘是不是傻子’。但现在,村民们都自觉了,会员看到我们在做,都不好意思不做。”在蒲韩社区,似乎又找到了原先守望相助的传统。
在假期里,当地的农村孩子由社区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到山上、到田野、到河滩,去认识自然、了解家乡,掌握生活、农耕的基本技能。老人们也被协会照料了起来,对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社区负责协调一位中老年妇女进家照料；对生活不便、无人照顾,但能够活动的老人,社区在村里腾出屋子,把老人白天聚到一块生活,请服务员照料生活饮食,并组织文娱活动。所有的一切,成本由子女负担,社区只牵线搭桥不赚钱。
老人、孩子、村庄环境都有了社区的照料,传统的艺术、礼仪也在逐渐恢复,而这一切都是自我管理、相互协作,不借助外力的结果。在蒲韩社区,因为合作,人们更重视彼此的价值。记者隐隐感觉到,那种曾失落的乡土人情,正在被重现。
政府创造了宽松环境
在社区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联系永济市和蒲州镇的政府部门要求采访未果。张景龙对政府的宽松大加称赞,他告诉记者:“组织一些重大的活动时,都会给镇里打个招呼。镇里也不干涉我们,我们觉得这样很好。”最让张景龙骄傲的是,蒲韩社区没要过政府一分钱。
郑冰在很多场合里,都感谢过当地政府功能转变所创造的宽松环境,一些高级别的官员,都曾经到社区给予过指导。尽管如此,蒲韩社区的运作,跟政府打交道的过程还是很少。在初创合作社时,曾有6家专业合作社,因为想要国家补贴,被郑冰认为“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后来,这6家合作社都经营不善,均未能被蒲韩社区接受。
和寨子村隔一条铁路,是侯家庄村。据了解,在这个村,蒲韩社区的会员占了八成左右。记者前去采访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侯新潮,社区工作人员直接把记者领到了侯新潮家。在当地,很多村的“大队部”都没有办公场所,就在村干部家里办公。
对社区在村里开展的工作,侯新潮表示很欢迎:“不管是什么协会,只要听党的领导,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我们就该拥护支持,不该限制。”社区在侯家庄村搞环境卫生时,需要每家每户每月交2元的清运费,支付给雇工。侯新潮不仅通过大喇叭做宣传,还让妇女主任跟着协会工作人员做农户工作。张景龙和郑冰都表示:在村里做事情,需要得到村干部的支持,也正因为村干部们普遍都比较支持,协会的工作才能开展。
对卫生、农技推广、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侯新潮非常肯定；但他也认为,村“两委”在农村的作用,还是无法替代的,特别是涉及到国家政策和资金投入的事业,还得由村“两委”组织实施。侯新潮说:“我们农村干部也都很忙,忙着开会学习,忙着上传下达,还有自己的一摊子事。有些民生方面的事情,村‘两委’想做好,但是没精力、没人做；而协会能够帮我干很多事,我们也觉得轻松多了。”在侯家庄村,多数与政府和资金投入不相关的文化、卫生、科技工作,都由协会付出人力成本,主动承担起来；而修路、水利、新农合等事业,还得由村“两委”出面解决。
把青年留在乡村
一位曾去蒲韩社区的网友留言:“去过蒲韩,现在还在用她们的有机棉制品。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年轻人喜欢种地,喜欢聚在一起讨论技术问题……常有外乡年轻人会嫁到这里务农。”就记者观察而言,年轻人的活跃,是蒲韩社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在农村子弟纷纷出走城市的时候,一大群年轻人回到了本已不算熟悉的土地,成为协会的专职工作人员。青年为社区带去了活力,带去了新思维,他们也在社区工作中历练成长,收获价值。
37岁的张景龙如今是骨干成员,但在社区不能算年轻人了。之前,他在外打过工、开过饭店,北上北京、南下珠海。转了一圈,2000年回到村里,加入社区,之后就没打算走。尽管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但他还是觉得非常有干劲。“我在这里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有很多帮助我的人,可以了解到外面的信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的自我价值,能够在社区的工作中得到体现。”他告诉记者。
在社区中,几乎所有专职工作人员,都像张景龙这样充满热情。他们似乎对经济收入考虑很少,为了自己的爱好和工作,毫无怨言地义务劳动。面对记者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都会很激动地大声说:“我们就是爱这个社区,想真正为大家做点事情。你可能不会理解,但这个平台,能展示我的价值。钱多钱少,根本不重要!”
这样的热情,感染了年轻人,也留住了年轻人。在社区的52名专职工作人员中,35岁以下的有38人。在社区办公室工作的赵倩,出生于1990年,在青岛上了不到一年班,再也无法忍受城市漂泊生活,回到了家乡。去年夏天,在同学的介绍下,赵倩成为了蒲韩社区的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尽管1200元的月工资,要比当地农村的平均收入水平略低一些,但她还是觉得这份工作很好。她说:“这里什么都教,从礼仪、技术到政策,比在外面上班好很多。而且这里的工作状态,也比在城市上班轻松。”在这里的很多年轻人,很多都去过全国各地,在各种大会上发言,有的还与外国人打过交道。对这些原本只能是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经历足够吸引他们。
协会的文化休闲生活,对年轻人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很多年轻人聚到一起,可以参加爬山、野营等户外活动,并且可以自由从事喜欢的艺术、体育活动。赵倩说:“自从毕业后,就很少有这么多年轻人,一块参加这么多的集体活动了。”在网络空间里,同学们看到社区组织活动的照片,都很羡慕她的这份工作。
“这里虽然挣钱少,但真的很充实。”赵倩说。此时,火车从窗户下隆隆开来,她不再说下去,只是笑笑。
追问郑冰
笔者:通过采访,感觉您是个理想浪漫主义者,而且对经济利益很超脱,很多人受你影响挺多。您觉得自己是不是这样?您这样的性格,算不算蒲韩社区成功的一个独特因素?
郑冰:这一点的确是想多了。我觉得自己真的挺普通的,就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慢慢地在做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社区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大家都是一样坚持,都是一样喜欢做事。大家都是这样,我没什么特别的。
笔者:为什么一定坚持做公共服务,做综合社区?这是你们的出发点吗?怎么看待公共服务与经济合作之间的关系?
郑冰: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每一个人天天要去面对的。我们觉得只要对我们自己好的事,我们就应该去做；只要社员有需求,我们就有热情去做。倒不是一开始就想做公共服务,而是慢慢做,一起做,就成了一个系统。
我们想做的,不光是钱的事情,而是一种看不见的帮助,是让人生活得更好。生活中的确不能没钱,衣食住行都要用到钱。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追求的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需要的。房子再多,睡的不也就一张床吗?
笔者:社区的做法,是提倡回归乡村传统的,这与城镇化、移风易俗有冲突吗?
郑冰:我觉得不矛盾。农村有什么好的,我们就让这种好的继续；有不好的,我们也会放弃。比如,什么都听父母的、父母打孩子,这些都是原来农村提倡的,我们就不希望有。我们做社区,也是在根据时机,看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很多人上完学就在城市,然后回来的。我们有的时候就辩论,辩论城市有什么好、农村有什么好。喜欢农村的,就继续呆在这里,各取所需。
笔者:社区现在有3800多户,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组织。政府、村“两委”给你们施加过压力吗?比如在换届选举的时候。
郑冰: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我们的工作都是尽量配合政府,我们希望社区保持理性,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社区可做的工作会越来越多。
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是尊重村干部的。很多工作,我们都要和村干部达成一致。
笔者:你们现在能干很多事。从技术上来说,您觉得社区能取代现有的村“两委”吗?
郑冰:我们是功能不同,不能取代。我们做一些事情相对容易一点,但我们做不了要花很多钱的事情,也没法向农户拿钱。
笔者:您担心年轻人今后会屈从于现实压力,无法坚持做下去吗?
郑冰:我倒不担心。我们让年轻人充分发挥、独立行动。很多青年都喜欢这个工作,不是在做同一件事情,而是不断挑战。虽然收入不如在城市高,但是生活成本要低。对于未来,我觉得我们能一代一代坚持下去。
笔者:您会给其他合作社提什么忠告吗?
郑冰:两点:一定要慢,一快就会出错；不能局限于专业经济,而是要围绕农民的各种生活元素,要做公共服务,让农民充分合作。
温铁军的评论
当前农村的发展,面临着“要素流失”和“组织失灵”的双重困境,而蒲韩社区的实践为探索突破这些困境提供了参考:
一是通过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积累社会资本,为形成农户合作组织奠定了基础。通常情况下,由于农业自身所固有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得一般农业经营领域的合作收益面临比较大的波动。从蒲韩社区的实践我们看到,社会文化领域的合作具有收效快、组织成本低的特点,是合作初期更容易进入的领域。同时,通过社会文化合作产生的社会资本,能够有效的抵御经济领域合作初期收益波动带来的风险。
二是探索出了使农村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进入现代生产体系的有效路径。随着宏观领域的资本过剩和城市中高收入消费群体的兴起,农村中生态文化资源的价值凸显出来,而要想使这些资源的价值转化为真实的收益,还需要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来实现和外部市场与主体的对接。从蒲韩社区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承担这种对接功能的是各个专业化部门。同时,我们看到,农村里的这些传统三要素之外的丰富资源,恰与留守人群的结合程度最高。
三是通过综合性的合作实现了社区内社会、文化、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蒲韩社区的综合性合作实践中,社会文化领域内合作产生的社会资本支撑了经济领域收益不稳定时期的合作,而经济领域内的合作运行稳定后,产生的收益又反过来促进了社区文化公益活动的发展。从而形成了社会、文化及经济领域之间良性互动的综合性合作。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乡村建设中心主任,著名三农问题学者；杨帅:温铁军教授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