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一年后的2014年农历年前，笔者带着“家庭农场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如何避免投资的盲目性”等疑问，来到济阳县济阳街道办事处东关村，对“新地主”王洪玲夫妇进行了采访。事实上，他们与笔者一样也面对着上述困惑。
王洪玲夫妇的家庭农场地处黄河滩区，虽说挨着黄河，但水浇条件并不好，再加上土质为红土，粘性大，一下雨脚踩在泥里就拔不出来。“在这里废这劲，还不如出去打工挣得多。”为此，不少农民干脆弃耕。
小路两侧，时见有地块荒草丛生，王洪玲说这些就是农民弃耕的农田。从2011年起，之前干服装销售的她开始从农民手里聚拢土地，2013年注册成立了家庭农场，目前已初具规模。
三间看护房前是一个藕池，左边是一片柳林，房后养着上百只鸡。按照王洪玲丈夫鲁勇的规划，会将这里打造成一个集观光旅游、垂钓、采摘、餐饮一条龙服务的绿色生态园。按照这个规划，整个农场划定了500亩果树种植区，挖了6个浅水藕池塘，其余种了30多亩蔬菜、100多亩粮食、200多亩苗木。
“麦田里挖的那些坑是准备春天种核桃树的。”按他们的想法，树小时，地里只种粮食；树大了，再搞林下养殖。“现在一只鸡能卖100块钱左右，还不够卖的。”她对散养鸡的市场前景很是看好。
虽然王洪玲对投资家庭农场一直很有信心，不过，从商业领域突然涉足到现代农业，有些难题还是让她意想不到。
去年，王洪玲的丈夫鲁勇主张种柳树苗，而且一下种了30多万棵。当时认为卖树苗资金周转快，就算是一棵赚一块钱，效益也很可观，但没想到去年只卖了1万多棵，还是托人销售的。“知道农业投资多，回报慢，但没想到这么慢。”王洪玲感叹道。
在看护房的地上，一袋袋的地瓜已经长毛霉烂，这是王洪玲的第二个没想到。她说，去年种了50亩地瓜，结果赶上下雨，当地红土地泥泞不堪，车根本进不来。最后，用链轨车挂上拖拉机斗才运出一半，剩下的20多万斤全烂在了手里。之前，下西瓜的时候，也上演过类似的一幕。
“方方面面的事都要想到，一个想不到，就要亏大本。”鲁勇说，这里的土是一层红土一层沙土，土质不适合挖用于储藏的地窨子。“如果有个冷库就好了，损失就不会这么大。”
第三个没想到是种地这么耗钱。虽然两口子都是农民出身，但仍没想到投资农场就像是个“无底洞”。王洪玲说，因为租的是河滩地，高洼不平，当时认为简单平整一下就行了，没想到一遍整下来，光油钱就花了9万多元。
“这里虽说靠着黄河，可黄河水也没那么及时。”王洪玲说，天旱了，种粮食还能挨两天，但种菜、西瓜、果树就不能指望黄河水了，所以她陆续打了10眼机井，为从黄河引水，还修了渠道、安了闸口、拉了电缆……一样样算下来，已投进去了400多万元。之前积攒下的钱早就花光了。后来，王洪玲把在县城的3套商品房进行抵押，向银行贷了380万元，现在也快用光了。“3月份的西瓜苗都定好了，可是苗钱还着落呢，急死人了。”王洪玲说，现在一想起有那么多用钱的地方就头疼。
虽说缺钱，王洪玲还是在去年秋天流转了近200亩土地。“就是觉得便宜，一亩才500元，怕过两年这个价就流转不到了。”她说。
租了这么多地，要种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王洪玲两口子并没有一个统一且完整的长期规划。
“觉得核桃好贮存，用工少，当年卖不了，第二年还能卖，所以就种了核桃树。育树苗也一样，鲁勇觉得来钱快就种了，至于市场好不好，前景怎么样，也是听别人说的。”王洪玲对丈夫的“盲目行事”颇有微词。
不过，两人已经认识到家庭农场规划的重要性。鲁勇介绍说，他只有初中文化，妻子王洪玲学历高点儿，也只是高中毕业，两人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教育，在管理模式、经营理念等方面都受到限制。所以，今年他们打算请个专家来给规划一下，该在哪里种什么，该在哪里修建什么，要听听专家的意见。
对于王洪玲夫妇的初步规划，济阳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了担忧。“济阳离济南并不远，开车也就20多分钟的路程，貌似采摘休闲游有很大的市场，但黄河大桥收费这一项就把许多人拦在黄河南。而最重要的是做出特色，如果没有特色，在采摘游越来越普及的情况下，吸引人气恐怕有些难度。”这位工作人员认为，农场布局要规划，但更要紧的是对投资进行规划。
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清津认为，在投资家庭农场前，最好做一下前期论证，包括当地的基础设施、土壤、水质情况等，最好找懂得现代农业规划设计的专业人士，对种养殖业的发展方向、市场前景以及农业产业导向等做一个预判，以减少投资的盲目性。
十
农历新年就是吹响的集结号，能把多年不见的人聚拢在一起。正月初六，笔者在二姑家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表姐。
表姐名叫张亚珍，今年53岁，家住山东省乐陵市云红街道东兴社区，前些年一直在外打工，忙起来过年都不回家。这次回家的表姐有了一个新头衔——“流动新地主”，是表姐夫封的。
表姐和表姐夫在十几年前去了天津，一开始在企业里打工为生，月收入两三千元钱，随着两人的年龄变大，很难再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表姐夫的一个朋友就介绍他们下乡当起了“新地主”。
表姐这个“新地主”与本文中常说的不太一样，他们种的土地并非直接从农民手里流转过来，而是属于一家天津的企业。2011年，这家企业下乡租赁了近2万亩土地，建起种植养殖基地，最初采取的是农业工人种田的派工模式，即“企业雇人，派工干活，按月发工资”。干了一年，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出来，致使监督考核难、管理成本高，有的雇工“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甚至聚在一起打扑克；有的雇工损人利己，如施肥时只施半袋，另半袋私藏卖钱；还有人内外勾结偷卖成熟的玉米。
2012年春天，这家公司改弦更张，采取了“基地+家庭农场”新机制，并把土地分割成若干块，分租给“夫妻档”家庭农场。表姐就是在这一年从外出务工改成外出务农。
这些“夫妻档”来自五湖四海，有河北、河南、山东……最远的来自安徽，共7个省份。表姐说，他们算是干得晚的，有对来自河北安国的范东青夫妇，23岁就外出务农，曾在河北、河南等地包地种植，“是老牌子流动地主了。”
到了2013年，基地共有62户“夫妻档”，每户经营面积150亩至350亩不等。按合同规定，这些家庭农场与公司分工明确：土地流转、修建机耕路、土地整治等由企业负责，具体的农业生产分别由家庭农场经营。
“这有点像过去的‘大包干’。”表姐说，在利益分配上，实行“交够企业的，剩下是自己的”的办法，只要把企业定的地租费交够，剩下全是自己的，所以大家干起来都很卖力。去年8月下旬，有天晚上突降大雨，这些“流动新地主”们半夜起来清沟排水。
和笔者采访过的家庭农场主相比，这些“夫妻档”事事亲力亲为，能自己干就绝不雇人。一年到头，他们全部扑在地里，仅在施肥、打药时才雇工。用表姐的话讲，“雇工划不来，我们挣的是辛苦钱、汗水钱。”
表姐夫妻经营200亩土地，主要种植小麦、玉米，其中小麦亩产1000-1100斤，比企业自己经营每亩高出200-300斤。小麦是定向给一家企业代育的种子，价格比普通粮食每斤高了2毛钱，年纯收入达到15万元，算是相当可观了。不过，他们还不是这些“夫妻档”中收入最高的，范东青夫妇去年种了300亩土豆，纯收入20多万元。
即使有这样高的收入，表姐表示年后不再回天津的种植基地了，准备转战陕西，而且要直接向农民租地。“听说那边的土地租赁费更便宜。”表姐说，目前的土地毕竟是转包过来的，经一道手，租赁费就会加一成，不如自己直接租来合适。另外，他们还常常受到“排挤”，同样是二包，他们的地租要比当地人高出一截，并且享受不到当地农业政策的扶持，比如大户补贴、农机补贴等都被企业或大户截取了。所以，他们和基地上的另一对“夫妻档”商定，年后去陕西，投奔那对夫妻在当地的亲戚，由其亲戚在当地为他们流转土地，最终开办自己的农场。
“我们是哪里合适到哪里。”表姐夫笑称，“我们就是流动的‘新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