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统计，我国从事农业一线生产的农民年龄平均为57岁，而笔者采访的这两个家庭农场的成员平均年龄分别为38岁和42.5岁。前者的主人名叫郭念通。“雪还没化完，地里也进不去。”郭念通穿着胶鞋，满脚是泥，他拿出马扎，大家便在晾晒场上聊了起来，身后是成片的玉米囤。
49岁的郭念通是山东省邹平县明集镇邢家村人，农场由他和妻子经营，20多岁的闺女和女婿算是合作者。农场长年雇有2名工人，农忙时再雇短工，最多时能有二三十人。
郭念通经营的农场占地845.58亩，其前身是镇里的一个农场，曾被一家企业租赁，后因经营不善转租给了他，租期12年。郭念通接手后，除了拿出六七亩土地种树苗，其余种的全是粮食。“去年一年收获小麦40多万斤，玉米60多万斤，纯收入30多万元。”郭念通很是自豪。
另一个农场的主人是刘颜玲，今年43岁，她和丈夫共同经营这家农场，以种植蔬菜为主，建有60个蔬菜大棚，长年雇工有53人。从整体来看，她的农场更像是一个企业，设有财务室、生产室、检验室等部门，实行底薪加提成的薪酬制，每个雇工底薪1500元，每生产1斤蔬菜提成5分钱。
刘颜玲不是明集镇人，她的户口在本县青阳镇刘家村，2010年才到明集镇里六田村流转了360亩地，搞起蔬菜大棚。相比之下，郭念通的家庭农场用地是从企业手里成片流转过来的，土地所有权归镇里，不需要直接和农民打交道，而刘颜玲的家庭农场用地是从一户户农民手里流转来的，虽然也签定了合同，但她心里有时也打鼓：“如果合同不到期就有农民想要回土地，那怎么办？”
上一年，刘颜玲的农场纯收入也达到30多万元。
笔者又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了解到，虽然郭念通和刘颜玲的土地都是流转来的，而且同在一个乡镇，但租金差异悬殊。
郭念通的土地租赁费是500元/亩，“这里属于涝洼地，租金便宜一些。”郭念通说。在他接手前，小麦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在接手后，经过一番整理，亩产达到了700斤。不过，这一“业绩”让他先期投入资金100多万元，其中包括一年的租赁费42.3万元，以及购买拖拉机、收割机和铺晾晒场等的费用。
这么多钱从哪里来？郭念通之前做过沙发生意，积攒了40多万元，加上女儿和女婿投了20多万，其余的只得向亲戚们借，月息1分。他也动过去银行贷款的念头，但一番打听后，觉得不仅手续繁琐，而且还要这证明那抵押的，不如向亲朋好友借方便。
刘颜玲的土地租赁价格是郭念通的3倍，1500元/亩，仅此一顶，一年的租赁费就是54万元，加上盖大棚、购买农资、支付工资……开办农场的前两年便投入了600多万元，其中一半是银行贷款。
“不过好在去年政府补贴不少。”刘颜玲说。按照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1个大棚补贴3500元，她的60个大棚共获得21万元补贴；另外，取得一个蔬菜绿色认证还会奖励2万元，她先后拿到茄子、西红柿、黄瓜和辣椒等4个品种的认证，因此又获得8万元的政府奖励。
对于巨额的资金投入，两个家庭都承认有压力，但他们认为，万事开头难，一开始投入大是正常的。“居家过日子，一开始置办锅碗瓢盆不也得花钱？以后就是纯赚的了。”郭念通很想得开。
话虽这样说，但毕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当了一年多的“新地主”，郭念通说他最怕假农药、假化肥。去年，他购买了一厂家生产的小麦除草剂，打了一半就发现小麦出现叶片弯曲、不生长的现象，后来请教县农业局的专家，才知道是除草剂出了问题。本想找厂家索赔，一打听，打官司前要先交一笔费用，数额不小，而且官司打起来，极有可能是旷日持久，他精力也跟不上，最后只好自认倒霉。仅此一项，损失就有五六万元。
“一想起买农药化肥，心里就惴惴不安。”郭念通说，“我一买就是几十、上百吨，一旦碰上假的，损失就不是小数。”所以，现在镇上一有农业科技培训，不论再忙，他也要抽空赶过去。
与郭念通相比，刘颜玲的困难又多了一层，她最愁的是蔬菜往哪儿卖。
缺少优质市场平台让优质菜难卖优价。据刘颜玲讲，虽然邹平的蔬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但一直缺少一个像样的蔬菜销售市场。她生产的绿色蔬菜，因没有优质的市场平台，其价格甚至比寿光和淄博市场上的普通菜每斤还要便宜四五毛钱。
“一个大棚一天能产菜七八百斤，在贩运商眼里，这只是‘毛毛雨’。”刘颜玲说，现在的蔬菜贩运商大多只经营一种蔬菜，最多经营两三种，所以有时好不容易联系来客商，给人家装不满车，人家下次就不来了。因此，刘颜玲最大的愿望是在当地培植一个蔬菜销售市场。在这件事上，她希望政府能伸手扶持一把。
二
笔者又来到山东省邹城市田黄镇大张庄村的一个家庭农场。
这里原本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山。3年前，程振国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以及立体种养的模式，将荒山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家庭农场。在这里，禽畜的粪便育肥了核桃树，核桃仁则被加工成核桃油和休闲食品，制油残渣又能用来喂养禽畜，以及做果树的有机肥……每一个环节都创造利润。
十几年前，程振国和妻子到大张庄村卖炭泥遇到困难，当时妻子身怀六甲，该村老支书看到夫妻俩不容易，不仅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帮着把炭泥给卖掉了。2008年，夫妻俩来到大张庄村“报恩”。他们在与老支书闲聊中，了解到村里有一片荒山还没有承包出去，承包费每年只需两三万元。当时，程振国正在干建筑跑运输，但受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生意渐渐不好做了，他正想另寻发展机会。
“虽然这个青龙卧虎山看着光秃秃，但山上有泉水，还可以在山脚下打井，十多米就能打出水。有水就有发展前途，加上老支书特别实在，好打交道，所以我们就把这片山承包下来了。”程振国说。
青龙卧虎山的面积很大，但只有一部分可以开发成耕地，程振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这部分荒地进行整理。他之前从事建筑行业，手上有现成的10台挖掘机，不仅整出340亩可耕地，还修了十几公里山路。紧接着，又按土地肥沃程度，以每亩400元到600元的价格从农户手里流转了300亩耕地。
第一年整理荒山，程振国投入100多万元。但他很幸运，第二年迎来了政策支持。“在与林业部门的接触中，了解到市里正在推行退耕还林政策，如果在山上栽种核桃的话，不仅自己有经济收益，还能有政策补贴。”
邹城市对核桃种植大户的补贴政策包括：在核桃苗成活并验收合格后，第一年补贴500元，之后每年补贴200元，连补3年，每亩共计补贴1100元。面对这样的好政策，程振国的信心大增，将600多亩地全部种上核桃树，仅政府补贴就有近70万元。“够给员工开工资了。”程振国高兴地说，“如果没有政策扶持，当农场主肯定没这么容易。”他算过账，树苗钱加上人工费，栽一棵核桃树的成本是三四十元钱，3万多棵核桃树仅种植成本就需要100多万元，如果没有政策支持，只是整地和种树就会有些吃不消了。
启动资金的问题解决了，但程振国毕竟在农业种植方面缺乏经验，因此遇到不少难题。“在选择核桃苗时，我就犯了愁，甚至分不清哪个品种产果时间长，哪个品种市场价值高。”程振国说。后来，镇里派来技术员做指导，他最终选择了两个品种。“普通核桃进入盛果期需要十来年，但这两个品种在嫁接后，3年就能少量结果，5年便进入盛果期，而且核桃皮比较薄，能整个剥出核桃仁，出油也多。”
为了尽快见收益，程振国又开始进行立体种养，在山上放养了1000多只鸡和500多只山羊，还种了黑花生、地瓜等经济作物，山下的核桃油加工厂也在加紧建设之中。
为了扩大经营范围，程振国开始与其他企业合作生产核桃油，仅此一项就带来40多万元收益，加上卖野菜、黑花生等，他的一年收入有70多万元。
看到家庭农场的发展潜力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程振国的弟弟妹妹也加入进来。如今，一家人把全部精力放在了这片农场的经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