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来自于实践者，办法来源于创造者，记者的笔是对着实践者和创造者的，当不同于一般的事情出现，记者就像嗅到了甜源的蜜蜂直飞而去，飞到了就扑到花心里采蜜。小花，实名花宇，就是一只永不疲劳的蜜蜂，花宇飞到花心采回来好蜜，因此这文章写得扎实，有思想，有高度。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汶上县南站镇的成村、西王、漕流、龙集、高胡同等5个村，自动打破了传统村与村的界限联合起来，凑出了5750亩优质连片成方的耕地，流转给了企业。企业再将流转来的粮田交由县供销社托管，由后者组织雇用农民零工进行统一耕种管理。
5750亩的超级农场形成后，农民得到了旱涝保收的稳定收入，企业获得了稳定的示范推广基地，土地托管者得到了服务利润。此举，让农民离了地、企业得了利、国家增了粮。
农民零散种地收益有限
在这5750亩地中，有漕流村村民孙广明家的9.5亩。
孙广明家一共7口人，除了老两口和3个孙辈，家里的顶梁柱是在县城开饭店的儿子和儿媳。全家共有10.5亩地，之前都是由60多岁的老两口儿来种。对他们来说，种这10多亩地很是吃力，“就拿浇地来说，个把小时才能浇一亩，十四五个小时才能把家里的地浇一遍，累得够呛。”为了这些地，孙广明从春天浇返青水到秋天种上麦子，大半年的时间，都被捆在地里。到了农忙时候，儿子还得抽出几天时间回家给老人帮忙。
即便按最好的收成来算，忙活一年，一亩地最多挣1000元。老孙觉得种地不合算：“在我们这儿，年纪大的男的在工地上干小工，一天还能挣50块；妇女在大棚里干轻省活儿，一天还能挣20块。像我这个年纪，打工一个月也能挣2000多块。”
在这些村，像孙广明家这样的家庭占了绝大多数。漕流村村支书王文建说：“我们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外出打工的，家庭收入主要靠务工。村里3115亩地，除了180亩种棉花，100多亩种菜，其他都是种粮，种地的收入有限。”
如今，农村中“打工顾不上种地、种地耽误挣钱、撂荒又不甘心”的问题已十分普遍。
企业“跑马圈地”5750亩
山东利生集团，这个以面粉加工为主业的企业一直在物色大面积的连片粮田，以作为小麦新品种示范基地。2010年7月，公司向南站镇提出了流转耕地、发展粮食种植的意向。
“利生一开口就1万亩，其中5000亩用来种小麦和玉米。”分管农业的副镇长刘传民一听这个着实有些压力，“这么大面积的连片地块要流转，在镇里还是头一回。”在这之前，镇里虽有2.6万亩耕地流转了，但是不集中，最大的不到1千亩，而且这些流转地大多集中在一个村。这次5000多亩的面积，必然要涉及多个村。当时，镇里答应得很痛快，而利生集团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广明的心里却没底。
据刘传民介绍，当时是利生集团董事长高凤国亲自来的，开着车考察了农田基础设施状况，对满意的地块划了个范围，涉及7个村。由于其中一个村太偏、一个村涉及面积太小，通过协调，需要做工作的只剩下5个村。因为涉及到各家各户的零头不好去除，最终加起来比5000亩多了750亩，共5750亩。孙广明家9.5亩地就在高凤国划定的范围内。
刘传民说：“企业选这片地不是没道理。这些地的水利、道路等设施配套得很好，地都是成方的，标准很高，旱能浇、涝能排。”
2146户农民摁了红手印
确定了用地范围，镇政府就分头去跟5个村的村民商量。
企业给出的土地流转费用是每亩每年折合800斤麦子的现金，按照1元/斤的价格，即流转费为800元/年。流转费随行就市，麦子要是贵0.1元，第二年的流转费就是880元。企业还承诺，每年7月1日向农户的惠农“一卡通”上预支下一年的流转费。至于各项惠农补贴，还是归农民所有。
流转土地的消息和价格一出来，孙广明觉得这事很好，立刻跟村里确定了意向。刘传民说：“像老孙这样痛快的占了80%，他们很主动，希望通过企业能把土地连起来耕作。”剩下的20%，刘传民分为了三类：认识不到位的；有种地愿望并能下地的老龄村民；从事浇水、犁地等农业服务业的个体户。对于第一类人，坚持做工作，慢慢思想就通了；对于第二类人，主要通过调地来解决；对于有种地以外利益的第三类人，镇里出面协调将他们安排到服务队。老百姓觉得有账算，过去村与村之间的耕作边界就自动打破了。
由于地都是成方的，就像标准化的零件一样，村与村之间的地块无缝隙衔接起来，完全符合企业规模化种植的要求。
2010年9月15日，孙广明和其他2145户农民的存折上多了利生公司打过来的预付款。当年10月底，所有2146户农民在土地流转合同上摁了红手印。
土地托付给别人管理
5750亩地，如此大的面积，怎么种？能管理好吗？首先想到这个问题的，是高凤国。为了研究超级农场的新课题，高凤国到汶上先后5次找到县供销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徐锋。那时，5750亩地还在“孙广明”们手里种着，联村耕作还只是一个空想。
吸引高凤国的是汶上供销社开展的土地托管服务。土地托管就是“土地托付给别人来管理”，供销社既可以负责从耕到收的任何一个环节，也可以全包了。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专业带来机械化，大规模的耕地使得机械化变得更可行，成本大大压缩。
流转来土地后，一开始，利生公司不了解市场价格，也不服气，要自己管理这片地。浇水时，公司找来农户、租来水泵，3个人一天只能浇10亩地，要付240元的工钱。韩广明说：“我们一看确实不行，成本太高。后来发现供销社有专业设备，让他们来浇地，每亩节省费用14元。”
浇地所节省的仅是九牛一毛。在一份价格对照表上，记者发现，托管收费与市场价相比：机械收小麦节约10元/亩，收玉米及还田节约5元/亩，机械喷药节约7元/亩……所有环节做一遍，每亩花费311元，比市场价398元至少便宜了87元。如果放眼到5750亩，那就是节省了50余万元。据韩广明介绍，土地托管可为公司节省一半的人工费。
在低价的吸引下，利生公司将流转来的5750亩粮田托付给供销社进行日常管理，自己只在部分环节插手。就这样，利生集团从农户那里流转来了土地，最后又交给汶上供销社去组织耕种了。
联村耕作，所有人都赢了
自己的9.5亩，融入到了5750亩的超级农场后，孙广明是最先尝到甜头的一方。除了利生公司打到账上的7600元，他打工大半年还挣了14000元，收入明显增加。孙广明说：“瞧这，多省心、多痛快！”
利生公司不仅获得了理想的示范基地，而且由于托管土地带来成本的降低，每亩实现利润400元，且没有大的风险。联村耕作，可获得种粮利润约230万元。据韩广明介绍，土地让供销社托管后，他们腾出精力转向沼气、有机肥等周边产业。
实现“全托”后，供销社每1000亩地每年至少实现10万元纯利，该基地全年可实现近60万元的纯利。
这一利益均沾的好买卖背后，还有更大的赢家——国家粮仓。除了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高效化带来的成本节约和粮食增产，还有耕地面积的扩大。由于联村耕作，以往作为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田埂没有了；由于实现机械化喷灌，灌溉用的部分水沟也能种上粮食。“仅这两项，就能增加13～15%的耕地面积。”徐锋说。
联村耕作带来了什么
联村耕作，让农业不再是小农经济，而是引入社会化分工，基本经营单位由家庭变为企业；联村耕作，让农民实质上不再是农业人口，而是从农业和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市，进入第二、第三产业；联村耕作，让农村不再是自然村落，而是成为从事各种行业人们的集中居住社区。联村耕作的兴起，是农业、农民和农村发生质变的“风向标”。
当激活了的资源冲破固有行政村的藩篱时，农业的经营规模足以使得土地流转的受让者有利可图。农业从一个被农民视为“鸡肋”的微利产业，变成了一个让经营者获得持续可观回报的产业，这就使得大规模的投资成为可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机械化的投入。联村耕作，使得机械能够以足够低的分摊成本，替代日渐昂贵的人工费用，使得耕种成本大大降低、效率大大提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联村耕作，为农业找到了这条根本出路，还让社会化分工渗透到农业从耕到种到收乃至到销售、加工的每一个环节，实现了工业化式的流水作业，甚至让金融、保险、物流等第三产业参与分工。这种农业才是现代农业，无论是效益还是抗风险能力，高出弱小的小农经济太多太多。
联村耕作后，农民对土地的收益权没有受损。土地流转后，受让方须为取得的经营权付费，土地的所有制性质没有改变，土地的保障功能依旧发挥作用。对农民来说，土地不再是必须为之流汗的物质生产资料，而是可以让市场定价，可自由租赁的资本。农民可以转手租借给别人，让这个资本生利的同时，还可以摆脱其对人身的束缚，投入到相对报酬更高、用工需求更旺的二三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然进了城，进了厂。农民的“农”性渐弱，其市民化身份渐增。
生产力水平决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联村耕作的推广，是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将改变生活方式，改变农村的传统形态。从事农业的人少了，人们不再需要下地、种粮，也不再需要居住在田地附近，传统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就会逐渐走向衰亡；人们有了更高的收入，有了更多的盈余，也就更加需要现代的生活方式，需要更高水平的聚居来分摊更高水准的教育、医疗、休闲、供暖等服务，此时，农民上楼、并村合居将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个社区必将兴起、一个个城镇必将繁荣、一个个城市必将成长。人们将更加集中地居住，不再是为了共同的生产，而是为了共同的生活。
当前，农村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性矛盾、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性矛盾和人多地少矛盾等三大基本矛盾，农村中几乎所有问题和各种各样矛盾最后都与这三大基本矛盾有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在保证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最终解决好这三大基本矛盾，可以看出，联村耕作既为解决这三大基本矛盾打下了基础，又兼顾了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联村耕作本身就是传统农村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而这仅仅是开始，由其引起的更加深广的变化还会慢慢呈现。
这样看来，联村耕作，不仅是种地的事，生产的事，它涉及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未来形态。未来“三农”向何处去，联村耕作，在许多地区将是一个主要的前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