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为生产队里喂牛。在姥姥家的北屋里，牛槽并排着放一溜儿，两边拴着牛，牛低着头吃出“吃了吃了”的咀嚼声。我跟姥爷睡在牛舍里用树枝像编织鸟巢一样编织的草炕上，牛舍里的臭味嗅习惯了还挺好嗅的呢。
那个时候的牛是生产工具，是劳动力，受法律保护，不准杀。姥姥家喂的牛中有一头老牛，老得都要走不动了，可不允许杀，不干活儿白喂也得喂着。我那个姥爷心痛饲料，舍不得让它白吃，就自作主张把老牛给杀了，之后给每一户社员分肉。就因为这，我姥爷被抓起来了。派出所来抓姥爷的时候，姥爷哭得不成个人，我抱着姥爷的腿不肯放开。说这话已过去50多年了，可这记忆却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
改革开放后，农村曾一度兴起养牛热。记者的老家在临清，临清属于鲁西北，这一带有中国著名的牛种叫“鲁西黄牛”。临清的邻县是高唐，高唐成为了全国养牛基地县，其经验要宣传，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找到我。为啥要找我？因为我和这个县委书记是战友。这战友用专车把我接了去，调查采访了三四天，然后写出了《高唐牛经济是如何走出怪圈的》。
没想到，这个稿子发表后却出了意外事故。
经过是这样的：高唐县因为是全国养牛基地县，省里就有一些补贴之类的激励政策，他们分管的副县长到省里来报项目，省农业厅看过我那篇稿子的领导就说：“你们县都不够一万头牛了，还报什么项目。”结果，项目就没报成。这副县长回去就向我那战友书记汇报，说因为稿子里有高唐牛不过一万头的表述，所以这项目就不给立了。正好，我所供职的大众报业集团总经理的联系点在高唐，这事就反映到总经理那儿，总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道：“你咋搞的嘛。好心做坏事，你那不足一万头的数哪儿来的？”进一步又说，“你采访不扎实，带来了负面影响，只有处理你才能对地方有个交待。”我一听就急了，对他说：“那是我一家一家数的，高唐就是没有一万头牛。”然后，我又给我那战友书记打电话，这事才算放下。
这事放下了，可对于牛的报道我却还在心里惦记着。我又去了高唐，也等于是对他们的一次“补偿”。通过调查，我写了篇内参，题目叫《农民有牛难卖，企业没钱买牛》。没想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在内参上做出批示：“像这样有市场的企业应加足马力发展。”随即，省里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会议，一名副省长带队到高唐调查，制定相关扶持政策，下发了2000万元的无息贷款。从此，高唐建起了肉联厂。
再后来，记者因为对牛的报道又惹了一场大乱子。
于城县有个屠宰专业村，村里有专门偷牛的，偷来牛就屠宰，我去做了调查，然后写了一报道。结果，这个村的人看到报道后闹起了事，拿着报纸向报社“讨公道”，几十辆农用三轮车围了报社。于是，报社就准备以处理记者为条件平息这场乱子。我当然不服，便冒着风险到那个村子与村民直接对话，我面对他们说：“我愿意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就是你们打死我，我还说你们这里就是有偷牛的，偷牛是违法的。”最终，村民没有为难我，报社也不了了之。可就因为这个报道，报社搞起了一场关于农村偷牛现象的追踪报道，并引起省领导的重视，省公安系统随即开展了“严打盗牛贼”的活动。
十年后，当记者了解到高青牛的情况时，便欣然去采访报道。
高青的活牛如何抵押贷款
“家有千万，带毛的不算。”这句流传甚广的俗语告诫人们，饲养禽畜风险太大，动物活体根本算不上家产。但从2012年下半年起，高青县的养殖户和企业却能将饲养的黄牛和黑牛登记造册，并可以作为资产抵押从银行贷到了款。
通过明晰产权、确认价格、分散风险等手段，高青县政府和市场联手，将原先“不算数”的活牛变成了可抵押的动产，解决了养牛业的资金瓶颈问题。“带毛的”不仅算数了，还成为当地养牛业者最重要的融资工具之一。
养牛差的就是钱
无论是农户还是企业，从购买母牛到收购小牛，从供应饲草到建设牛舍，比其他养殖项目要耗费多得多的资金。高青县常家镇五合村村民吴洪峰养了4年黑牛，他告诉记者：买一头能繁母牛需要1.5万元，如果肚子里有小牛，价格就得“小两万块”。目前，吴洪峰的养殖场存栏有80多头母牛，算下来，光买母牛就是一笔不小的钱。“一头牛每天的草料钱算下来也得12元左右，我这80多头母牛，一年的草料钱就得好几十万元。”吴洪峰说。
但农户们要获得贷款，除了找公务员担保，只有三户联保。吴洪峰说：“咱哪有公务员亲戚给担保？联保封顶只能贷5万元，只够买2头母牛，根本不够使的。”
山东布莱凯特黑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当地两家龙头企业之一，吴洪峰饲养的小牛正是被该公司收购的。“现在，公司收购一头小牛得将近9000元，这个价格明年肯定还得涨。”公司总经理柏学进说。目前，该公司自有牧场存栏黑牛近1万头，仅收购资金一项就需要近亿元。虽然公司抵押了土地和房产，但所获得的资金仍然不能支撑其快速滚动发展。在当地，农户购买能繁母黄牛，通过人工授精等方式繁育出小黑牛，经过6个月的饲养，初长成的小黑牛由企业收购；小黑牛在企业经过22个月的饲育达到出栏条件，分割屠宰产生效益。由于黑牛的生产周期很长，资金占用时间在畜牧业中几乎最长，农户和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极为迫切。
“养黑牛，别的都没啥，就是差钱！”吴洪峰说。
把动物变成动产
农户和企业，一有现钱就投入买牛。因此，活牛成了养牛业者最重要的本钱。但“带毛的”活牛在别人看来并不算资产，抵押给银行更是天方夜谭。在信用和担保都不解决大问题的背景下，用活牛抵押成了被逼出来的课题。
把动物变为动产，就必须将牛的经济属性确定下来。在农行高青支行业务部经理姜震看来，这当中要过4道关。为了闯这4道关，从2010年开始尝试，银行、企业、农户、政府共同做了大量探索甚至妥协。
第一关，价值确认。一头牛能抵押多少钱？农户、银行谁说了也不算，按照动产抵押登记有关办法，得由专业价格评估机构出具报告。干了15年估价工作的薛永亮，对给牛估价很犯难。在那之前，他一年也就碰到几起给动物估价的案例，但多数属于交通事故赔偿。要像机器设备那样当做抵押资产来评估，薛永亮觉得颇为棘手，因为现有的估价规范并不适合价值高且越养越值钱的黑牛。对这个新生事物，薛永亮边试边干，通过实地清点，最终为企业和农户评定了牛的价格。这个价格，相比市价，打了一个不小的折扣。
第二关，检疫免疫。禽畜不能抵押，问题主要出在疫病风险。柏学进说：“不像奶牛，黑牛不容易生病，光吃不干活儿，越长越壮。”吴洪峰说：“牛这样的大型动物不容易生病。县里重视养牛，畜牧局常派人来指导，他们很重视，不用担心生病。”姜震和同事曾一气数了3700多头牛，发现只有两头打吊瓶，但都是因为先天不足，而非染病。
第三关，抵押登记。要将机器设备抵押，银企双方必须到工商部门将评估好的动产登记造册。对高青县工商局市场合同科科长张浩来说，登记活牛为动产是前所未有的业务。该不该登记？怎么登记？县工商局一直拿不准。在得到上级的肯定答复后，2012年7月2日，吴洪峰和农行工作人员来到工商局，将估价71.49万元的80头牛作为动产登记，并取得了27.9万元的贷款。吴洪峰也成为山东省进行动物活体抵押贷款第一人。
第四关，农业保险。银行曾要求贷款方，在贷款之前给黑牛上保险，进一步降低风险。但因为4.5%的保费率太高，这一本应在2009年就可实施的金融创新，久未实施。但随着农业保险市场的放开，新介入的阳光财险报出了1.95%的费率，这让企业感觉还能承受。之后，在上级行提出不将入保列为必要条件后，高青支行决定：企业必须参保，养殖户不强行要求。在给2100头牛支付了每年80多万元的保费后，布莱凯特公司终于通过抵押活牛贷到了款。
从提出到实施，政府和市场联手，花了2年时间，闯了4道关，让动物成了动产。
抵押解决大问题
尽管过程麻烦，尽管压力很大，尽管“抵押”两字说出去不好听，但吴洪峰承认，活体抵押给他解决了融资的大问题。在现有的融资环境下，这是最好的办法。
拿着贷到的27.9万元，吴洪峰买了12头母牛，如今都已怀胎，明年就能产生收入。按照今年一头牛8600元来计算，能为他带来10万元左右的收入。仅去年前三季度，吴洪峰将50多头小牛卖了40多万元。可以预计，随着融资规模扩大以及收购价的上涨，他的收入还会更高。正因为这笔贷款，吴洪峰能够不断“滚雪球”，将养殖规模迅速扩大。
目前，吴洪峰每月还息1970元，一年到期后还本。他觉得还款没压力：“过年的时候还能卖15头，全年卖70头没问题。卖了牛，除了还贷款，就用来买牛、买草。只要条件允许，到期后，我想再都抵押出去。”
布莱凯特公司目前存栏黑牛近万头，虽然只有2100头12～16月龄的黑牛可以作为优质资产抵押贷款，但这笔3000万元的贷款已经为该公司解决了大问题。对这家农牧企业来说，活体抵押贷款资金是其他抵押贷款资金的两倍，黑牛活体抵押已成为其融资的主要渠道。也就是说，活牛作为最重要的资产，在金融市场上真正体现出应有的价值。
高青县通过两年左右的探索，成功实施了活牛抵押贷款。究其本质，是在生物属性之外，市场又赋予活牛以经济属性，成为了可抵押的资产。高青的探索，就是围绕着活牛这一特定牲畜，由政府提供鉴证，培育可自由交易的市场，让农民和企业获得了可以与银行进行交易的完全产权。
有了这种完全产权，有了可充分交易的定价机制，才谈得上农村金融的创新。
养殖富裕户，家产曾经“没价值”
经济学家陈志武将金融定义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一个农民，要想获得银行的贷款，必须要有可与银行交换的东西。但这样的东西，在农民身上少之又少，而现有农村产权制度会不时体现出与现代金融逻辑的相悖之处。
养殖户吴洪峰，在养牛之前干过买卖，如今滚动发展到80多头母牛的养殖规模，怎么也能算得上是富裕户，但在活牛抵押实施之前，他很为贷款发愁，因为他能与银行交换的只有信用以及价值较低的动产。作为三户联保体中的一员，信用只能为他带来最高5万元的贷款，价值太低；家中的耕地只有承包权，却没有所有权，不能交易；自家的房屋盖得再气派，但没有市场可买卖；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也无法提供强有力的担保，而且“人情成本”并不低。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困局，在于农户的主要资产，尤其是不动产没有可供交易的市场。即便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宅基地证提供法律保障，但却受制于市场的缺陷，无法变现产生价值，更谈不上在金融市场上“跨时间”的交换价值。
注定是活牛，注定是高青
那么活牛呢？牛可以自由交易，而且是谁家的很清楚，一手交钱一手交牛的情形早已司空见惯。但这样的逻辑，并不能用在和银行的交易上，因为动物活体实在特殊。今天抵押的畜禽，明天要是死了，对银行来说意味着抵押物的消失。再说了，如果农户偷偷将抵押的活牛卖了却又赖账呢？也就是说，疫病风险加上道德风险，意味着“跨时间的价值交换”不能进行。
而且，畜禽对银行来说，不像地皮、厂房、车辆等能够简便快捷地交易。农行高青县支行行长徐兴岭说：“银行最终要的是现金，是资金安全。如果银行最终守着一大群畜禽，变现是非常不可行的。”
在高青县之前，四川、浙江等地均有过生猪活体抵押贷款，不过在徐兴岭看来，都不如牛合适。他说：“生猪、鸡鸭的疫病风险很大，而且一来就是灭顶之灾，而牛基本不存在这种风险。目前，高青全县包括周边都在养牛，存栏量非常可观，活牛非常抢手，而且这个产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持续看好。在高青，活牛交易市场已经非常成熟，很容易变现。”
活牛明确产权，银农间有了交换市场
在两年的时间里，在高青农行三楼的会议室，曾开过无数场关于这场试验的碰头会。来自政府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的代表，在这里就这项试验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大量的磋商以及妥协。他们所努力的，就在于赋予农民完全的产权，并让这种产权获得可和银行交易的价值。
作为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科斯，将保证经济高效率的产权归纳出4个特征：明确性，专有性，可转让性，可操作性。从这个角度来说，高青所突破的主要是确认了产权的明确性。
所谓明确性，是确定财产所有者的各种权利，以及对限制和破坏这些权利的处罚体系。将活牛逐头清点，带上畜牧兽医局统一登记制作的耳标，并到工商局登记造册，这就是将活牛的产权进行明确。经过政府的鉴定，活牛就获得了所谓“对抗第三人”的属性，在抵押之后，明确了银行的优先权。在工商部门的《动产抵押登记条例》中，并没有对动物进行这方面的详细规定，更没有这方面的实践。正因为这种突破成规的创新，让活牛的产权具备了明确性，为抵押打下了基础。产权得到明确，第二种属性——专有性，自然得到了确保。
市场的发育则为活牛的产权赋予了可转让性，这些权利可以被引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去。活牛有了可自由处置的市场，对银行来说，抵押物也就有了非常宝贵的流动性。业已实施并正在推广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制度安排的可操作性。
在确立完全产权的基础上，剩下要做的就是为所交易的价值定价。这一切，由市场说了算。活牛值多少钱，由价格评估公司来定；银行能贷出多少款，由双方商讨折扣率；如果银行觉得风险大，交易不合算，贷款者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获得价值的支撑。政府要做的，就是防范疫病风险和道德风险，不让疫病产生，并监控农民的私自售牛行为，保证价值交换的正常进行。
在完全产权的基础上，培育出银企、银农之间的价值交换市场，这就是高青活牛抵押试验的全部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