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猪，记者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小时候在家里经常饲候猪，家在农村的记者，虽然父亲是公社干部，母亲是小学教师，可每年家里都要喂头猪。喂了一年的猪大长到七八十斤，交售到公社供销社的屠宰站，卖猪留猪头，得的钱过年用，留的猪头过年吃。
喂猪呢，平时大都是我负责打猪草和进饲料，打猪草上学下学的路上就干了，背一个箩筐，拿一把铲，在上学下学的路上钻进两侧的庄稼地里寻野菜。进饲料一般是利用星期天的空儿，到城里的酒厂去买酒糟和麦糠什么的。眼看着猪儿一天天长大，心里在高兴的同时也产生一种害怕，害怕长大了又要卖它了。每次卖掉一头猪的时候我都会大哭一场，人这种感情动物无法逃脱感情的困惑。有着小时候对猪的感情，当了记者后也总是关注有关猪的新闻，所以没少写有关猪的新闻稿。
孙成伟是个“猪贩子
在莒南县，孙成伟是当地有名的“猪贩子”之一。
从事贩运生猪的十几年间，这位莒南县洙边镇东黄埝村的普通农民，生意越做越大。其客户遍布江苏、安徽、上海、河南、浙江以及山东省内。每隔20多天，就会有远道而来的业务员上门拜访，找他洽谈生意，寻求合作。
莒南县养猪规模位居山东省首位。2010年，全县生猪存栏115万头，出栏170万头，外调生猪140万头，每天都有大批的车辆向外输送生猪。
当下正是猪价高涨的时候，作为猪贩子，孙成伟却说，他每天都在赔钱。
收猪，从清晨四时开始
7月6日，和往常一样，和其他猪贩一样，孙成伟早上4点钟起床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在孙成伟走出家门不久，许多人就围着他也忙了起来。
生猪是从附近各村的养殖户那里收来的，为孙成伟抓猪的是一支支“抓猪队”。每支“抓猪队”都由两个人、一辆机动三轮车组成。多年来，孙成伟和这样的队伍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合作关系。
当天，共有5支“抓猪队”参战。5帮人马分赴洙边镇、相沟镇的10个村庄，去抓孙成伟已预订好的100头猪。
早上6点，孙成伟雇用的司机将大车开到东黄埝村村口。之后，陆续有“抓猪队”赶到，将从各村抓来的生猪装车。9点左右，洙边镇动物检疫所的工作人员来为这些生猪检疫，以确保即将外运的生猪健康。10点03分，司机开车出发，装有100头生猪的大车，将奔赴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
目送大车远去，孙成伟开始盘算明天的收猪计划。在当地，每个猪贩都有自己的地盘。孙成伟的地盘涵盖周边几个养猪大镇、共70多个村庄的养殖户。他的手机里，存着这些村70多名“猪经纪人”的电话。每天，他都要向每个经纪人至少打两次电话，询问猪源，预订生猪。这一通电话打下来，至少要一个多小时。
吃过午饭，孙成伟再次走出家门，开上面包车在各个村庄之间穿梭，见一见每个村的经纪人，去有意售猪的养殖户家里看猪、谈价、预订，并记录下这些信息，以便通知“抓猪队”第二天来抓猪。这是一个被耗时耗力的工作填满的下午，每个这样的下午，他的面包车都要耗去一整箱汽油。
据孙成伟估算，在莒南，装有100头生猪的大车，每天开往江苏的约有50辆。就是说，每天输入江苏的生猪多达5000头。此外，当地生猪每天还向临沂输送1000头。
贩运，各种费用都不低
从莒南县到江苏省滨海县，大约350公里。
孙成伟雇用的司机驾驶着装有100头生猪的大车，在江苏省赣榆县境内上高速公路，车上有生猪，走“绿色通道”，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
在上高速之前，车要经过赣榆县黑林镇的一个交警查车点。每到这里，司机就把车停在路边，主动过去交100元罚款。这个价格是“优惠价”，因为司机经常跑，大家关系熟。若是更大的卡车，或者初次跑这条路的司机，那就得罚200元。
约下午3点半，司机开始从滨海县返回。返程是空车，70元高速公路通行费和15元的过桥费就不免了。司机说，他们不敢走下边(普通公路)，因为罚款太厉害；路经一个县，有时就被罚好几次。
下午6点半，司机和押车人赶回洙边镇，两人在镇上找饭馆吃饭。这一天的午饭、晚饭都是孙成伟管，一天80元的标准。
现在可以算一下这一车的贩猪成本了。孙成伟收的100头生猪，共计19766斤，收购价在每斤8.9元以上；收猪支款共计177876元。每收一头猪，孙成伟要向猪经纪人支付8元“经纪费”，100头猪需支出800元。5个“抓猪队”，每队20元油费，共计100元。每头猪的检疫费为4元，整车猪的消毒费共10元，两项相加为410元。大车一天往返的油钱700元，期间过路过桥费85元，罚款100元，司机与押车人伙食补助80元。司机一天的工资为100元，押车人一天的工资为80元。每天电话费50元，面包车油费100元。不计车辆折旧费，共计180481元。
把猪送到江苏省滨海县，因为路上减重，实际售出18700多斤，售价每斤9.57元；售猪得款为178970元。两者相减，孙成伟贩的一车猪赔了1511元。
孙成伟最亏的一次是在7月3日，那一趟贩猪，他赔了4700元(不含车辆折旧等费用)。
算账，猪价低时利润高
长期的生猪贩运，让当地的大猪贩子对猪价的涨跌和贩运的赔赚都有了一种泰然的心态。
孙成伟说，贩运生猪赔赚有自己的规律。一年四个季度，第一季度挣小钱，第二季度能保本，第三季度会很亏，第四季度挣大钱。以2010年为例，赔赔赚赚一年下来，他还是挣了四五万元。
事实上，贩运生猪还面临着其他风险。首先，长途贩运途中，有发生车祸、死猪的可能。假如死上一两头猪，几千元就打了水漂。其次，外地售猪，客户并不支付现款，这就让猪贩面临被拖欠、赖账的危险。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2008年，洙边镇的3个猪贩将猪拉到江苏省盐城市一家屠宰厂，随后屠宰厂的老板卷款跑了，猪贩们近80万元的货款也就无处讨要。孙成伟本人也吃过这样的亏。2010年3月，他把30多万元的生猪拉到安徽省淮北市的一家屠宰厂，而对方迟迟不肯交款。孙成伟见势不妙，把厂里的猪肉赶紧拉了回来。那一次，他赔了一万多元，而没有拉肉的贩子就全赔了进去。
猪价高涨，贩运却赔钱，外行人或许无法理解，孙成伟却很明白。长途贩运，哪一车猪到达目的地都会至少减重5%(途中猪不进食，只排泄)，猪价高，损失自然就大。但因为有固定的客户和合同，赔钱也得运。倒是猪价低时，贩运利润会高一些。
面对今年涨幅惊人的猪价，莒南县众多像孙成伟这样的猪贩都普遍感到了赔钱的压力。
猪价高位，养猪户却选择不补栏
猪价高涨，倒是让大多数养猪户(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而，当从经年亏损或艰难保本的阴霾下走出来，不少人却感到了更大的迷惘。在经验丰富的养猪户看来，猪市的红火，并不能掩盖整个养殖形势的后续乏力。
“猪价涨了，但现在养猪的没打算补栏。”泗水县苗馆镇黄阴集村长兴养殖场场长孔勇说。在当地养猪十四五年，孔勇对全县的养猪业已经相当熟悉。莒县小店镇的一位养猪户也注意到，非但现在养猪的不着急补栏，有些原本有意养猪的人还暂时放弃了这种打算。
莒南县畜牧局副局长夏培仁，也注意到当地养猪户补栏的热情不高。
莒南县曾连续五年被确定为“全国生猪调出大县”。2010年，莒南县生猪存栏量为115万头，出栏量为170万头；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今年的存栏量还不到80万头，6月份全县出栏生猪不到7万头。
在莒南县，能繁母猪和仔猪的交易冷落，体现出养猪户补栏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县畜牧站良种母猪的销量下滑，更让人感到了养猪户的观望心态。该县畜牧站站长吴建军说，从春节过后，用于改良换代的良种母猪还没有卖出一头。而去年这时候已经卖出700多头了。为了推进全县能繁母猪更新换代，莒南县还出台了生猪良种补贴，养猪户每购买一头良种母猪，县里给予300元补助。即使有了这样的政策，吴建军也并不乐观：这几年养猪的教训，使养殖户不敢再进行大投资。
物以稀为贵，正是流向市场的生猪量不断减少，把今年的猪价推到了历史最高点。然而，也正是这个“最高点”让养猪户们普遍担忧，陷入观望。
“这时候，谁敢补栏？”新泰市起航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说。在当地，能繁母猪的价格最低也是14元一斤，一头200多斤的怀孕母猪能卖到3500元以上，这么高的价格，无疑让养猪户望而却步。母猪贵，小猪也贵。在莒南县洙边镇，30斤的仔猪从2月份时350元一只，涨到了现在的600多元一只。在泗水县苗馆镇，如今小猪的市场价也到了13.5元一斤；而就在春节前后，还是7.5元一斤。当时，就是这个价，很多养猪户已经觉得太贵，没敢补栏。
“猪价高，你卖肥猪贵，买仔猪也贵。买小猪成本高了这么多，万一将来猪价跌了怎么办？”起航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的这位管理人员说。在他看来，不但买小猪育肥有可能不合算，就是买母猪养风险也很大——母猪会不会生病？会不会死亡？即便能产崽，能产多少？都是未知数。
猪价涨，成本升
对于任何一个养猪的人来说，上述担心都不是多余的。“养猪养怕了。”一位养猪户以此自嘲。也正是这种体验过市场大起大落的经历，让养猪户们变得谨慎。
这种谨慎，同时也是一种成熟。莒县小店镇蓝昆畜牧养殖场场长朱玉明从2007年开始养猪，就经历了两轮猪价起伏。2007年，生猪是6块多一斤；2008年，猪价猛涨到8块多一斤；到2009年，再猛跌到4块多一斤；2010年，猪价最低到了3块3一斤；到了2011年，猪价呼的一声上蹿到10元一斤。在这样的起伏中，小店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高子善很清楚：“老朱这两年一直不挣钱，就今年翻了个身。”在养猪业发达的莒南县，养猪户将这种价格涨落视为“风险成本”之一。
在风险成本之外，他们还要计算饲料成本。
玉米、豆粕、麸皮等组成了养猪的主要饲料。2007年，玉米价格是7毛多一斤；2008年，到了8毛多；到2011年，玉米涨到了1块2一斤。孔勇去批发饲料，前一年2200元到2300元一吨的饲料，现在已经涨到了2860元一吨。莒南县洙边镇东黄埝村养猪户孙成伟算得更细，2008年，大饲料每斤1元，人工费一天30元；现在，大饲料每斤1.5元到1.8元，人工费一天70元。
在猪价创“历史最高”的年份，不少养猪户感到，饲料成本的上涨大幅度抵消了自己的净利润。“2008年，猪价是8块钱一斤，但饲料、人工都比现在便宜；今年，要是按9块钱一斤卖猪，一头猪不见得比2008年挣钱多。”孙成伟说。
正是考虑到日渐上升的饲养成本和风险，养猪户们都盼望自己的猪能卖个好价。于是，在猪价高涨之时，有的养猪户开始惜猪待售。朱玉明就表示，自己场里的猪，今年出栏时间会延迟。莒南县畜牧局副局长夏培仁说，养猪户现在卖跌不卖涨，心里都在想，延迟出栏时间或许能多挣点。
价不稳，心不宁
决定延迟出栏，谁也没把握说准未来猪价会不会走高，养猪户赌的是自己对市场的判断。事实上，在不少养猪户看来，因为高风险，养猪本身就是一种赌博。猪市起伏变幻，让养猪户们普遍感到精神压力。今年猪价高，带给养猪户的也并非全是喜悦，更多的是心里没底。
孙成伟养猪、贩猪十几年，以前他还能根据自己的养猪经验，粗略判断养猪盈利的周期，“大约4年一个周期，第一年赚点，第二年保本，第三年亏本，第四年再赚。”但此时的他没了这种自信，并坦言对现在的市场“看不懂了，摸不清了”。孔勇也说，以前养猪三四年一个周期，赔赔赚赚心里还有个底，“这两年怎么也找不出价格起伏的规律了。”夏培仁对此总结为：猪价起伏周期在缩短，起伏也变得更剧烈了，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价不稳，心不宁，养猪户们都表现出对猪市稳定的渴望。“其实，养猪户谁也不想市场这么大起大落，谁都想稳定。”新泰市的一家养猪场工作人员说，“只要市场能良性循环起来，一头猪正常利润能达到二三百元就行。”
“只要市场能稳定，少赚点也没啥，至少我能逐渐扩大规模。”孔勇说得更直接，“再这么波动下去，我精神上都受不了。”
“小户型”养猪成市场主流
猪市大起大落，什么样的养殖规模能最大可能地减小风险？这是每个养猪户思考的问题。
在养猪大户孔勇看来，自己买小猪育肥存栏200多头，不盲目扩大规模，不盲目增加投入较为稳妥。在拥有十几年养猪贩猪经验的孙成伟看来，自繁自育存栏一二百头以内，这种规模在价格涨跌时能有效抵抗风险。我们不妨称其为“小户型”。
“小户型”的共同之处在于，既有一定的规模，又因养殖的头数不多而不用雇人，不占用过多资金。如果用数字来说明，就是买小猪育肥，存栏少的二三十头，多的也不过一二百头，并且靠养母猪自繁自育，存栏二三头以上、十几头以下的母猪。现实中，这种“小户型”养殖的优势已经显现出来，并在不少养猪大县成为主流。这种模式的形成，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散户养猪——已成为历史记忆
以前，农村几乎家家户户养猪；如今，这种“盛况”逐渐消失。在泰安、济宁、聊城、德州等地，很多农村的养猪传统开始断代。
在泰安市岱岳区角峪镇角西村，全村几乎没有养猪的了。村民马元新说，上世纪80年代，村里哪户人家一年不卖出去三两头大肥猪？到上世纪90年代，村里还基本上家家户户养猪，在2005年以后，全村仅剩下几家养猪户，一家养一两头，规模也不大。马元新说，不只角西村，附近的村子都这样。以前乡里兽医站到村里来防疫，在养猪户剧减之后，兽医站的人都不下村了，村里养猪户要做防疫，只得把猪赶到乡里去。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泰安市岱岳区范镇。该镇范东村村民刘洪山说，在过去的五六年间，附近的村民纷纷放弃了养猪。“以前养猪攒肥上地，现在有化肥，也可以买鸡粪，就不需要养猪了。”刘洪山说。马元新也说：“养一两头猪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比养猪划算多了。”
投资猪场——需踏准市场节拍
在小散户淡出养猪业的同时，对上规模建场，现有的养猪户也持谨慎态度。
猪价起伏，可以让人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人一夜之间一文不名，甚至债台高筑。现实中，养猪户把自家积蓄全投入、甚至贷款上规模，最后黯然收场的例子屡见不鲜。
莒县小店镇蓝昆畜牧养殖场场长朱玉明对此深有体会。他的养猪场就是在经历市场风险后坚持下来的。2006年，他养了300头猪。2008年，他赶上了猪价高升的好时候，开始扩大规模。但接着又遇到2009年、2010年的猪市低迷。为了建场，他不但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投入进去，向亲朋好友借了40万元，还向农信社贷款10万元。猪市迷茫，钱却投了进去，让朱玉明感到巨大的压力，“有时候，夜里快睡着了，忽然想到这些债，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规模养殖不仅意味着更大的投资，同时也因在防疫等方面的高要求，决定了其更高的养殖成本。不少养猪农民说这和赌没什么差别：赌市场价格，赌猪没病没灾。一旦赌错了，翻身的可能就微乎其微。“猪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有些商品在市场价格不好时，可以用先存起来的办法，减少些损失。猪是活的，就算是存在栏里，每天也得给吃给喝，还小心着别让生病，要不它就死给你看。”孙成伟说，“在市场行情不好时，这都需要钱。一般农民拿不出这个钱。”
“小户型”走俏——养殖户力能从心
对任何产业来说，市场有其自身的调整功能。养猪业也不例外。大浪淘沙，小散养户淡出；孤注一掷，也并未被养猪农民普遍认可。出于保身求稳的本能，“小户型”养猪开始逐渐增多。
莒南县畜牧局副局长夏培仁说，养3头到5头母猪，年出栏生猪100头的养猪户，在全县约占70%的比重。在他看来，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养猪户可以随着市场价格波动灵活应对。猪价低，养猪户可以降低养殖成本，无贷款，压力也小，即使亏，也亏得起；猪价高，养猪户可以提高饲养水平，积攒实力，积累资金，以便进一步发展。
在泗水县，养猪户大多是买小猪育肥，这也是当地传统的养猪方式。小猪主要来自周边的平邑县、新泰市等地。孔勇认为，这种“小户型”基本可以保证养猪效益，“再多了，风险就大。一旦有疫情，也难以控制。”
苗馆镇农民以前家家户户都养一两头猪，如今养猪的农户大幅减少，但全镇的生猪存栏量却并未减少，依然维持在25000头左右的水平。生猪由分散养殖转变为小规模集中养殖，体现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在不少已成气候的养猪大户看来，发展“小户型”，不求规模求稳当，不求速度求效益，也可以逐渐壮大。以孔勇为例，他从1997年开始养猪，从存栏生猪几十头，已经逐渐发展到现在存栏1000头的规模。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积累了养殖技术和市场经验，也积攒了抗风险的资金。这是他能逐渐做大规模的关键所在。
防疫是养猪的“生命线”
莒南县洙边镇东黄埝村村民孙成伟养猪也贩猪，走南闯北，见惯了养猪户的起伏。2009年，他见到一位养猪户拿出自家积蓄，又贷款50万元，建起了1000头左右的养猪场，然而，一场疫病让他养的1000头猪没剩下几头。
对于养猪户来说，除了市场价格的波动起伏，更大的风险在于疫病。然而，在不少地方，基层防疫体系却不容乐观。设备短缺、经费紧张、人手不够、体系不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养猪业健康发展。
要命的疫病
养猪户们常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一场疫病过去，原本看在眼里的几千元、几万元就打了水漂；也因为疫病，养猪业的进入与退出显得相当频繁。
2010年，山东省不少地方遇到不同的疫病，猪价低迷，疫病增多，让不少散养户黯然退场。位于泰安市的起航畜牧养殖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发现，原来附近村里还有不少存栏20头到70头猪的养猪户，随着疫病成灾，散养户数量锐减。
莒南县畜牧局副局长夏培仁表示，2010年10月到12月，病毒性腹泻流行，母猪空怀率高、死胎流产多，是导致莒南县猪存栏量减少的原因之一。
要命的疫病，让不少养猪户受损，更让不少贸然上规模、建场子的养猪户吃了大亏。2010年，泰安市的一位村民第一次养猪就建起存栏100多头的养猪场，结果短时间内“全猪覆没”，投入全赔了进去。这还是损失小的，至今临沂市许多养猪户还记得一段令人心惊的事：几年前，一位上海商人认为养猪门槛低，挣钱容易，投巨资建起号称存栏10万头的大型养猪场，也是因为疫病而伤亡惨重，最后这位老板眼泪汪汪地返回上海。
在长年的摸索中，养猪户们意识到，防疫是养猪的“生命线”。如果没有大疫，猪价虽低，毕竟还能卖些钱，一般养猪户在坚持中已经有了这种不挣或亏损的心理准备。可遇上疫病，养猪户就什么也没了，不但损失承受不起，心理上也难以接受。泗水县养猪大户孔勇认为，只要防疫做得好，百分之八九十的猪能存活下来。在莒南县、莒县等地，新发展起来的养猪场在向空旷无人处延伸，养猪户希望通过这种“与世隔绝”建立起疫病隔离带。
“后防”薄弱现状
疫病猛于虎，养猪户自防意识在增强，不少养猪大县也纷纷把基层疫病防治当成保护地方畜牧业尤其是养猪业的“第一道关口”。
在莒南县，由县到镇，由镇到村，形成一套较为连贯的防疫体系。村里有村级防疫员，镇上设防疫检疫所，县里有疫病防控中心。在莒县小店镇，畜牧兽医站为工作人员订立了工作计划，要求工作人员分片“承包”全镇50多个大规模养猪场，每个星期必须到自己的片区转一圈。在泗水县，县畜牧局则上门指导养猪户的消毒、检疫工作。
但放眼山东省，并非所有县市都能把基层防疫工作做到真正扎实。畜牧兽医人才短缺、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基层防疫人员流失、防疫体系出现断裂等，都成为目前基层防疫体系的漏洞，即便是养猪大县也面临着上述问题的“威胁”。
莒县小店镇共有62个村庄，村级防疫员仅有36名，“这已经在全省算是很好的了。我了解到有些地方根本没有村级防疫员。”小店镇畜牧兽医站站长殷凤振说。这些常年坚持在防疫第一线的中坚力量，承担了全村猪、鸡、羊、牛等动物的防疫工作，每年的工资仅为600元。殷凤振说，村级防疫员工作量大，责任也大，和出去打工相比，他们的付出和收入差距太大。
经费短缺也制约着基层防疫的有效开展。殷凤振说，目前小店镇生猪存栏量1.2万头，高峰时能到2万头，而每年基层防疫所有的经费不到5万元，这些钱，并非仅用于猪的防疫，还得顾及羊、牛、兔、鸡等动物。如此大的防疫面，如此大的防疫量，这点经费简直是杯水车薪。
此外，不少养猪户也表示，基层防疫人员技术水平低、人才流失严重等也直接威胁到养猪的安全。面对这样的困境，从养猪户到基层防疫部门，都表现出希望国家加大对基层防疫体系建设投入力度的渴望。
心情随着肉价动
对于不管市场价格如何起伏都坚持养猪的农民和社会人士，我们充满了敬意，他们在保障和稳定着市场的生猪供应。
一头刚生下来的小母猪，养到能配种怀仔需要6个月的时间；猪的孕期是4个月，等把小猪生下来，育成能供应市场的肥猪，又要6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猪的生产周期是16个月。养猪者很难判定16个月或10个月以后的生猪市场价格，更不敢去想这期间可能发生的疫病。
采访这组稿件，起初想跑二三个地方就可以了，可在实地采访时，养猪户面临的风险和不管行情好坏的坚持，给了记者很大的触动，以至怀疑这种风险和坚持只是存在于个别地方。为此，记者多用了不少时间，多跑了不少路，对山东省近三分之一地市的百余名养猪者进行了随机调查，直到确定这种风险和坚持是普通存在的。
整个采访，记者经历了高兴→担心→沮丧三个心理过程。
高兴。生猪价格出现了“历史最高位”，养猪农民看着自家圈里母猪、小猪、肥猪时的表情，卖猪农民逮猪、称猪时的喜悦，让记者高兴。这种高兴缘于他们在承担了两年的微利和亏损之后，在坚持中等来了好行情；缘于他们在日夜的勤劳和担心之后，终于有了或者预期到了丰厚的回报。
担心。采访每一个养猪农民，他们都会小心翼翼地问：听说国家要调控猪肉价格，你说生猪会不会掉价？问这话时，他们脸上是期盼，语气中有惊恐。在他们中，有些是每头花二三千元买来了母猪，有些是每头花七八百元买来的仔猪。他们即便能顺利地把猪养大，一旦价格不好就会面临亏损。我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无从得知国家会拿出怎样的调控措施，更因为即便知道调控之后生猪价格会有大幅下跌，也不想告诉他们。怀着希望总比怀着失望要好，哪怕这种失望很快就会到来。
沮丧。采访回来，记者就不断接到养猪农民打来的电话：肥猪价格跌到9元了，跌到8.9了，跌到8.7元了，跌到8.6元了，跌到7.8元了……有些农民连一百三四十斤的猪都卖了。接听这些电话时，我的心里满是沮丧。这种沮丧，缘于养猪农民希望的落空，缘于养猪农民对生猪一天一个价下跌的惊恐。
记者沮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的养猪者在失望和沮丧之后，仍然继续愿意承担市场和疫病的双重风险坚持把猪养下去。也就是说，他们还会抱着希望。记者也有希望，希望他们下一次的希望不会落空。
这种希望会让全国人，包括记者有猪肉吃，并且不会花高得离谱的价格就能在附近的市场上随时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