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生命,物亦有。站在海源阁藏书楼下,楼内书籍已无,只有空空的楼房、高悬的匾额,及后来人编写的供游客参观的解说词。

 

  然而我仍能感觉到那生命的存在,一种博大的、浩浩荡荡、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我的身边环绕。绕过窗棂、绕过楼沿、绕过屋脊,飘向浩渺的寰宇……

 

  一种挚好,千金散尽,集得书来;一种追求,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一种理想,百折不挠,前赴后继。这就是精神的力量,于是物虽去,魂犹在。千百年承继博扬,尽显这魂灵的续延。论版谈刻、张髯捋须、呐喊咆哮、呲齿裂目……

 

  许久以来,魂魄就依附在这二十余万卷的书卷里,在众多宋元珍本里恣意倘佯。魂魄杨姓,依齐鲁山水之浩气,沾运河文化之灵性,于清末占华夏四大私人藏书楼其一,“南瞿”、“北杨”名噪一时。

 

  阁主杨以增取其阁名为海源,“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亦仿鄞范氏之以‘天一’名‘阁’云”。时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

 

  杨以增是靠自己的能力起家的,35岁时中进士后,历知县、知府、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陕西布政使、直至陕西总督、巡抚、江南河道总督。咸丰五年卒于任所。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尤其南方多战乱兵燹,私人藏书时有散出。此时以增开始收藏宋元珍本,江南河道总督任上的便利条件,使得他可以把包括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精舍等名家藏书购得,又可以用粮船沿大运河运往聊城的海源阁藏书楼。

 

  可以想象,当年踌躇满志的扬以增望着装载善本书的粮船沿运河驶向自己的家乡,心里是何等的兴奋。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历史上藏书南强北弱的局面从此改变。不息的运河水可以作证,这页页枣梨中蕴含了多少杨家人的心血和智慧。

 

  如同河海,渊源相接,杨绍和继续了书魂的传承,他不似其父,做一辈子地方官,而于京中为翰林院编修、侍读。正是他在北京为官时,有了大力搜购清室怡府“乐善堂”藏书的极好机会。仅一次就购得精善之本100余部,极大地丰富了海源阁的藏书,使海源阁藏书发展到鼎盛时期。学者王献唐云:“杨氏藏书,半得于南,半得于北。吸取两地精帙,萃于山左一隅,其关于藏书史上地位之变迁,最为重要,以前江浙藏书中心之格局。已岌岌为之冲破矣。”

 

  孙子杨保彝时,杨家藏书已处于守业阶段。书籍所增无多,但其善整理编撰,曾编集《海源阁书目》(六卷),共收3236种,计20.83万卷有奇。又编《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四卷,共书464种,1.1328万卷。

 

  曾孙杨承训(字敬夫)时期,海源阁开始走下坡路。为了避免藏书毁于土匪战乱之中,先后将藏书中的珍本分散到天津、济南等地。1927年,杨承训首先将海源阁所收藏的主要宋元珍本移藏于天津英租界寓所,然后将所藏明清版本的书籍,移藏于济南纬一路东兴里杨氏所建的新居内。1931年,又将部分宋元珍本以8万银元抵押给天津的盐业银行,日寇投降后,辗转归入北京图书馆。济南所存明清版本书籍,后归山东省图书馆。而留存于聊城海源阁的部分藏书,在1929、1930年聊城两次被土匪占据时,几乎被抢劫一空。

 

  海源阁藏书,一是宏富,二是精善。所谓宏富者,不仅有见于著录的3700多部,22.46万余卷,还有不见于书目的唐人写经,宋元抄本,明清珍本等。另有书画、碑帖、砚石、印章等收藏也极丰富。所谓精善,是指其宋元珍本之多。为标明对宋元珍本之重视,特辟“宋存书屋”。杨以增不惜重金,购存宋元珍本。其宋本《史记》,以“三百八十金购之吴门”;宋本《汉书》,“以朱提五百易得之”。可见杨氏在购存善本书时,是不遗余力的。经过杨氏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使其所藏宋元珍本十分丰富。

 

  如同汲古阁一样,海源阁对藏书十分爱护。几代人一直沿用定时通风,定时晾晒,书内放樟脑防虫蛀等措施。杨承训在《曝书》一文中说:“我家遵守旧规,每二年或三年必晒书一次,全家共同从事,并预先邀同乡亲友数人帮忙。自清明起,至立夏止。据先世遗言云:‘夏日阳光强烈,书曝晒后,纸易碎裂,不耐久藏,且时多暴雨,有卒不及收之虞;秋季多阴雨,潮湿气盛,故易袭入书内,清明节后,气候干燥,阳光暖和,曝书最为适宜,立夏后渐潮湿,即不易晒书矣。’晒书时,将每册书按次序散列案上,在阳光下晒一至二小时移回室内,再按原来次序排列原架格上,并用白丝棉纸将樟脑面包成许多小包,分别用一二小包随书装在函内,但不得放入书内,至更换书皮时,书线亦于此期为之。海源阁藏书,尽属珍本,外有木匣,内有锦函,并在清明后每日将全部门窗悉行放开,以使日暖风和之气徐徐进入,只将架上浮尘掸净,但不启函出书。由上午十时至下午四时止,大致有五天至七天,过此时期,即将全部门窗重新关闭,严密封锁,同时封条,以照慎重。”杨承训的这段文字,将保护书的措施叙述得维妙维肖,十分详细,足见海源阁几代主人藏书态度之严谨。

 

  海源阁藏书同样秘不视人。除在晒书、晾书之时找亲友帮忙搬动书藉时,外人可以接触书籍外,平时,亲戚、朋友、族人一般不得接近。就连当地的名人学者之流也不例外。《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曾来海源阁看书,结果吃了闭门羹。刘鹗带着满腔的热情远道而来,遭到拒绝,非常不高兴,便在旅店墙上题诗一首:“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环饱蠹鱼。”

 

  钱、季、黄、汪为清代早、中期之四大藏书家。所藏宋元珍本甚多,但到了海源阁兴起之后,就“一齐归入东昌府”,从而打破以江浙一代为藏书中心的惯常态势。

 

  任何事情有聚便有散,藏书亦是如此。民国十八年(1929年),军阀王金发纠集残部进驻聊城,其所从书记官兰山樊天民、堂邑杨道南将海源阁之宋元秘籍、金石书画择优掠去,海源阁藏书惨遭损毁。 民国十九年,土匪王冠军占据聊城,海源阁再次遭劫。1931年1月16日《中央日报》报道:“王匪除将杨氏藏书运走大批外,焚毁者尤居多数,甚至做饭用书烧火,睡觉用书作褥,吸大烟用书,擦枪、拭灯、擦桌子、擦鼻子无不以书为之,致价逾连城之古书,几破坏净尽……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事后,杨氏点验,计经部损失十之七,史部损失十之四,子部损失十之四,集部损失十之三。 此后,杨氏将残存书籍部分运往济南,剩留部分与杨氏用以刻印《海源阁丛书》的全部刻板、木活字、铁范等则运往聊城西南田庄杨氏祖茔之旁的“弘农丙舍”。1938年日寇攻陷聊城,“尽遭火焚”。此为海源阁三次劫难。

 

  在海源阁遭劫前的1928年,其末代主人杨敬夫先后两次将海源阁珍善书籍运存天津,第一批26种宋元珍本运津后,除宋本《会稽三赋》未售外,其余25种先后为国内藏书家所购。第二批运津119种宋元本书籍,其中92种经平津人士王绍贤、常耀奎等努力,1946年2月5日由北平图书馆正式收藏,另外27种由山东省图书馆收藏(现存省博物馆)。二次遭劫后的运济之书经济南人士辛铸九、苗兰亭、张蔚斋等努力,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代理馆长罗复唐斡旋,1945年10月归入山东省图书馆收藏,共计2300余种,其中元版书两种、明版书368种,省图辟海源阁书库专藏,并配“奎虚书藏”阅览室供读者使用。海源阁藏书起于战乱,最终又大部分毁于战乱。

 

  海源阁藏书印中有一方“子子孙孙永保用享”,美好的梦想在战火中随着诸多珍本星散四方而破灭,为历代书厄添加了辛酸的一笔。但它还是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劫后余珍”,以及为传承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一个个身影与一段段往事。

 

  书虽去,魂犹在。留下的仍然是一段佳话,一种精神,一腔抱负。就像那方印上的话,只要把这历经曲折坎坷留存下来的内容与精髓传承下去,世代光大,那就是一件功载千秋的事情。

 

  海源者,传承也。书由是,魂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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