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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88年的5月一天的中午,设计院正在举行一场篮球赛。这是一场50岁以上的老年女子篮球赛。说起来,那哪里是篮球体育比赛?活像是两组“抢球”对抗赛,一看服装就不正规:设计一室的队员都把外边的裤腿卷到膝盖上,露出里边五颜六色的衬裤,设计二室的队员把穿着的衬衣放到裤子的腰带里,以示两队的区别。

  球赛开始了,10个50多岁的老太太,有的高大肥胖,有的矮小精干,有的连一点篮球规则都不知道,会打者也只是一知半解,那真是为着荣誉拼搏。

  比赛的哨声一响就乱成了一团。时不时的抱球就跑,结果弄错了方向,时而为抢球四、五个人滚到一起,她们个个汗流满面,头发和汗水粘在一起,一点也看不出是一群资深的女工程技术人员在打球,活像一群泼妇在打架!场上认认真真的比赛,场下是掌声不断,笑声连连,喊声震天,有的人笑得忍无可忍,抱着肚子蹲在地上!

  我站在球场外边,其实没有心思看这场激动人心得比赛,只是在等一室的室主任,她正是球场上一室代表队的队长黎梅荣。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身影。下午一点半,我要代表院领导,和她一起去法院出庭她和她丈夫的离婚案。

  自从前一个星期接到法院的传票,我的心里就没有平静过。一是上法院这是我从没经历过的事。二是那个年代离婚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天大的事,对于一个单位来讲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本想替黎主任保守这个秘密,可是传票一到收发室,消息就像一只带翅膀的小鸟一样,一个室一个室的传开了,设计院家喻户晓,议论纷纷。倒是黎梅荣自己不太在乎,每天照样上班,照样审图,照样管理室里工作。这不,下午就要出庭了,中午还带领室里老年女篮打篮球。

  我的视线一直跟随她在场上旋转,那年已有51、2岁的黎梅荣,上身穿着一件格子衬衣,下身穿一条的确凉的裤子,裤脚挽到膝盖上,露出里边原本松紧的衬裤腿,脚上穿了双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球鞋。尽管她年龄大,可身材还是比较好,想象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一个非常苗条的女孩子。50多岁的女人不注意乳房的健美了,她一跑起来,没戴胸罩的乳房在衣服里上下跳动,看着很累赘。她烫着头发,本来也不大会打理,那一天索性用条手绢绑在脑后,头发帘被汗水贴在脑门上,高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也用鞋带在脑后绑了起来,她那张白净的脸泛起红晕,不时的把那张小嘴张大,好用来大口的喘气。

  她们一室的球队里有一个会打篮球的高个陈工,1.73米以上的个子,堪称是个既高又壮的后卫,可是太胖了,有的男生在场外开玩笑说陈工胸前的两个“篮球”足有20斤,她还怎么跑得动啊?每次都是她拿到篮板球转身后交给黎梅荣,黎梅荣接球后真是满场飞,她那一招一式看上去真是有些功夫,特别是双手投蓝和三步上篮都显得训练有素。可是毕竟年龄大了,有时到手的球也会丢,投篮时该进的球也总是差一点点,在篮筐上跳跳、转一圈又出来了,每到这时她都会摇着头,遗憾地自责“哎!怨我了,再来!”

  我一边看球,一边想起前几天为了解情况,做好他们夫妻调解工作时的情景,让我不得不为这代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感到心酸。他们都是才华横溢,事业有成,业务骨干,可在爱情上他们都是失败者,他们大半生都是在没有爱的痛苦中煎熬着。我知道他们分居已有10多年,好像没有发现对方有外遇,只是性格不合。80年代有很多问题,房子问题,子女问题,名誉问题,观念问题,让他们两个在一间屋子里过了10多年没有阳光,没有爱的日子,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儿子由丈夫管,女儿由黎梅荣管。设计院的老职工说女儿娇娇是在设计院里长大的,常常看到她的女儿娇娇放学总是在设计室里写作业,妈妈只顾工程设计,孩子饿了就自己上食堂吃饭。从娇娇的穿戴上就能看出黎梅荣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孩子的衣服不是今天缺个扣子,就是明天有个口子,从没见过这个漂亮的女孩被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过。

  在黎梅荣的心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她在设计院里是建筑学专业出类拔萃的建筑师,许多作品都得过大奖。对于这样一位创造完美主义作品者,可是对自己却不修边幅,不注意仪表,说话大声,对别人严厉,不讲方法,不论你是领导还是老百姓,只要她想提的意见,她都会直来直去!院里多次想提拔她成为女院长女总工,都因群众关系不好而被搁置。

  为了做好她们的家庭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领导班子决定让我和人事处长(女)一起到黎梅荣家里走访,再到他爱人的单位和领导沟通,以免出庭时被动。

  那天下午,我们驱车一起前往她的家,才知道她住的房子是他爱人所在单位音乐学院的。在黎梅荣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她的家,眼前的一切让我和人事处长都惊呆了,无法想像这是两个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家,这是一间30多平米的老房子,从窗户到门口被一趟摞起的纸箱子隔开,纸箱子的口儿都是朝向各自的房间,里边装满了书,资料,图纸和衣服,一看就是当柜子用的,没有隔到头地方横放着一个笤帚,以示不得越过的界限——整个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她丈夫包老师是教声乐的,房间里有一架风琴,琴上放着一张他的照片,看得出年轻时的包老师是多么潇洒帅气!除此之外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到处堆放的书和衣服以及吃剩的饭菜。相比之下,还是比黎梅荣这边显得利索些,因为只是一个人住,儿子已上了大学。

  黎梅荣这边显得凌乱,床头边是个桌子,支块图板,上边堆放着书和图纸,床上的被没有叠,被里被面都不能说很干净,床角堆了一堆小山般的脏衣服,整个床上没一点地方。黎梅荣看我们楞在那儿,不好意思的满脸通红,她用两只胳膊使劲一胡撸,把那堆衣服扒拉到地上,然后把被子往床里掀了掀,让我俩坐下,嘴里还不好意思的叨唠着:“不让你们来,你们偏来!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厨房很小,水池里插满了没洗的碗,锅台上也摆着碟碗,还有没来得及吃完的菜,地下到处是菜叶和葱皮,垃圾筐里也装得满满的。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里如同刀绞似的疼痛,这就是两位著名知识分子的家?我丝毫没有笑话黎梅荣的意思,相反觉得她太不容易了,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感情痛苦的压力下,10多年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50岁的人还要对簿公堂解决这“绞索”般的婚姻。

  我内心深处被感动着,对自己平时没有好好的关心他们而自责。黎梅荣这一生不知道设计了多少优秀的建筑,可却没有时间为自己好好设计设计这个家!包老师桃李满天下,他的歌声也常常响彻在辽沈的舞台上,给千家万户带来欢乐,自己内心深处却埋藏着痛苦。对于爱、对于生活,他们各自的心凉了,没有一丁点儿热情,家这个栖身之地,成为他们彼此折磨的牢笼。他们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要求呢?唯一的就是希望组织上能帮助他们逃离苦海。在和黎梅荣谈话过后,我更加认定,这样的婚姻早该结束了。

  从黎梅荣的家出来,我们直接到音乐学院去找包老师。在声乐系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包老师。说明了来意,包老师比较随和,苦笑着感谢组织的关心,表示“不想说黎梅荣什么,10多年了,早该离了,只是觉得离婚太难,太复杂,我们又都忙,再加上观念问题,只是彼此煎熬着,这次是我起诉的,我要自己革命了!希望领导支持我们,解放我们!拜托了!”他拱手弯腰,看到他那渴望的眼神,看到他已经不再像照片上那样潇洒英俊,已经花白的长发依然很时尚,西装依然很笔挺,可生活留下痛苦的年轮也依然刻在了脸上。

  突然一声哨响打破我的沉思,我在散场的人群中寻找着黎梅荣。老远的我就喊:“黎主任!”她笑着跑过来,一边摆手一边说:“小书记,看见了吧,我们室赢了!真是老了,好多球都让我丢了!”看得出来,黎梅荣还沉浸在比赛胜利的兴奋中。我不好意思马上打破她的快乐,也应付说:“黎主任你太棒了,一看就是有功底的!”黎主任不好意思的笑了,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不参加任何添加剂的笑,脸上渗透出都是当年少女般的幸福。

  我小心地说:“黎主任,车准备好了,我们该到法院去了!”黎梅荣的那张笑脸所有的配置立刻集结,像紧急集合似的严肃起来,乌云和痛苦笼罩起原本快乐的脸。黎梅荣不再说话,解下绑着眼镜的鞋带,把头发散落下来,把膝盖上的裤腿放下来,我们两个一起走向去法院的车子。

  由于双方领导的意见一致,两个当事人意见相同,也没有任何财产纠纷,法院很快的做了离婚判决。走出法院的这对曾经的夫妻,分别和我们握手道谢时,我看到他们脸上十几年的乌云散了,微笑也带有几分轻松。我的心也如释重负,默默地祝福他们,今后过好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幸福。

      改革开放之前,不能说“离婚”两个字,好像这两个字包含太多的内涵,如政治、作风、人品和难以启齿的家丑,很多过不下去的夫妻就是想离婚也有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最后在痛苦中煎熬着。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放了,那个年代,离婚突然成为一种时尚、离起来也似乎变得简单。

      传达室又接到了第二张传票,我院一位姓牛的水暖工程师把自己的妻子告上法庭。这一次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工程师是一厢情愿非离不可,可女方却死活不离婚。

  我对这个牛工以前不太了解,听说人有些古怪,很难接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直来直去是不行的。时间又紧,距开庭只剩几天了,代表单位出庭的事又一次落在我身上,班子领导的理由是:“小书记打离婚官司有经验。”

  这也是党的工作啊,何况关系到一个家庭,两个人的幸福,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弄清情况,我只好先去了解他的同学,我们院里的阎副院长,听说大学里他们还曾经在一个宿舍里。阎院长讲,牛工叫牛丰隆,天津大学毕业,喜欢研究红学,对《红楼梦》这本书差不多能倒背如流。这人爱干净近乎洁癖,他总是喜欢穿白裤子格西服,即使冬天也是如此,头发总是疏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牛丰隆长得一般,小眼睛长挂脸,但是很自傲,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合群。他爱人是联营公司的服务员,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人长得还算可以,大眼睛双眼皮,圆圆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容。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长得什么都像妈妈,小姑娘却长得和爸爸一摸一样,连性格都像从爸爸那复制下来的。

  牛工那年也有50岁了,比妻子小陈大8岁。孩子都10来岁了又要离婚。我找到他时,他非常强硬:“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性格不合,过不下去了就离。”第一次谈话失败了,我知道做好牛工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

  我又找到小陈,谈了两个多小时。尽管是一面之词,也对牛工有了完整的了解。小陈留了不少的眼泪,诉说着她和牛丰隆从恋爱到结婚,从有了两个孩子说到日常的锅碗瓢盆,从两个人学历和性格的差异说到牛工今天的新欢。她还拿出偷拍的照片——是80年代牛工在刚刚兴起的舞场里相识的舞伴,一个时尚的单身女郎,让一个痴情的书生拜倒在石榴裙下。但是爽快的小陈也说出自己对牛工的爱,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她愿意原谅牛工,愿意收敛自己的个性和习惯,因为她不能让两个可爱的女儿没有爸爸,更不能让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我立场的砝码自从这次谈话之后偏向了小陈,我从内心希望这个家庭重新和好,下决心把两个人的心重新捏到一起。

  出庭的日子到了,在法庭上小陈陈诉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还爱着牛丰隆,不同意离婚。牛丰隆原以为,上了法庭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没想到法官的态度倾向小陈不予判决,要求双方单位对当事人进行庭外调解。

  牛丰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情绪急剧变化,当晚就将行李搬到设计室里,还把自己决定分管的小女儿也带到设计室同住。一时间院里上下议论纷纷,总务科也找到院长要求牛工搬出设计院,多次谈话均没效果,牛工一意孤行的在设计院里过起了日子。每天,他早上送女儿上学,下班带女儿在食堂或街上吃饭,晚上在设计室边加班边辅导女儿完成作业,睡觉时把放在卷柜顶上的行李打开铺在地板上。好在六七月的天气还算照顾他们父女俩,小陈时不时的给他送来饺子、烙饼——理由是看女儿的,他也跟着借了光。

  在此期间,院里各有关部门分别和牛丰隆都谈过话,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怎么办?时间一晃就过去1个多月了,为了让他们和好,更重要的是不能开这个闹离婚就住在院里的先河。

  我一方面让小陈不断的感化他,一方面想尽办法和牛工拉近关系。比如讲党课说到《红楼梦》,我就向他请教,那一次足足让他兴奋一回,我却只字不提他家的事,还有一次院里搞围棋比赛,他没有报名,我一定要他参加,他推脱要接女儿,要领女儿带到院外吃饭,我包揽了带他女儿的事,并带他女儿回小陈那里吃了饭,孩子非常高兴。可我把孩子还给他时还是只字不提,仍然表示沉默,但是我相信他,一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不会无动于衷的。

  五月节的时候我让小陈找他,说:“在家里请院里领导吃个饭,即使离婚也要感谢这段时间院里领导为我们家操了不少的心。”我和小陈说“:只是吃顿饭让他感到家的温暖,我们不会提你们的事。”那天在他的家里,他像主人一样招待了我和他的同学阎副院长,两个孩子特别高兴。我们谈话的主题就是《红楼梦》。我借此谈了喜欢薛宝钗的观点:“过日子还是要选薛宝钗,健康豁达(意思是他们家的小陈有点像),林黛玉虽然知书达理,琴棋书画,大家闺秀,做朋友当画看比较合适,可天长地久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就不行了,首先就是不健康啊!牛工你说对不对?”

  牛工很敏感只是点点头的默许,不再讲话了。那顿饭吃得还算达到目的,可吃完了饭牛工又和我们一起回了设计院。路上,他的老同学院阎副院长又语重心长的劝了他,我却没说一句话。

  几个回合下来,牛工看来是可以接受我的,于是我约了牛工要好好和他谈谈,牛工如约而至。

  那是国庆节的前一个晚上,我又让小陈做了一顿晚餐在家等着他,这边阎院长在办公室等着,我要和他一起把牛工送回家。计划是美好的,可不知道实施起来是不是顺利?但是我坚信水到渠成,我们会重新把这两颗心捏到一起的。在书记办公室里,我和牛工面对面的坐着,开始我还心平气和的和他讲,希望他在今天搬回去,为了孩子为了家。也讲了小陈对他的爱,和当初他们的爱情故事,以及两个可爱的女儿。可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不回去!我看说出多少道理都没用,干脆也不客气了!我站了起来开始向牛丰隆“开炮”了,“牛工,做兄妹你比我大10多岁,做朋友你也是应该关照我的,可是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家,为了你的两个女儿能有个爸爸,为了帮助爱你的小陈能找回她的丈夫,我们想了多少办法操了多少心?明天就是国庆节,两个孩子都在家里眼巴巴的等着你回去!可是你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想想,难道你真的走进那梦中红楼无法走出来吗?跳几次舞,唱几首歌就要拆散个家?就让孩子没有爸爸,十几年的夫妻说散就要散,难道一个认识几个月的舞伴就能给孩子当好后妈,就能和你天长地久吗?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责任,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为别人活着,是为亲人活着!只是为一己之利,为眼前之乐活着,那还算是个男人吗?牛工,我承认你很优秀,你很有才华,我在这段时间和你接触也深深地敬重你,可是一个好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不仅仅是这些,你让我瞧不起的是你没有责任感,太自私!”

  我只顾自己说着,没想到牛丰隆趴在桌子上呜呜的哭起来。一个大男人的哭声惊天动地,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跑到阎院长的办公室把牛工哭了的事告诉他。阎院长听了哈哈大笑说:“小泥儿,真有你的,成了!今天牛丰隆一定能回家了。”我们找了后勤的小伙子把牛工的行李扛上车,阎院长说:“老牛,行了,我和小书记一起送你回家,小陈做了一桌子菜等你呢。好好过日子吧!为了孩子,也为了你自己,不是我说你,可别一山望着一山高,除了小陈把你当个宝,谁还拿你当回事?”

  一进家门,两个女儿扑上来喊着爸爸,小陈哭了,牛丰隆也哭了。一切都用眼泪说话,两颗心像两个面团似的,让我们揉来揉去终于又捏到了一起。

  那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门突然被推开了,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牛丰隆和小陈两口子。牛丰隆不好意思的拿出一袋海米说是回兴城老家特意给我带来的,让我无论如何要收下。那时候还不太时兴“腐败”,一袋海米还了得,拿了就是受贿,又是在办公室,真是吓得我不行。我义正辞严地让他们拿回去,弄得牛工满脸通红!这时候小陈说话了:“小书记,你收下吧!为了感谢你,为了送你这袋海米,我家老牛比你还不好意思,想了好长时间才到你办公室来的,害怕别人看到,他是个老实人只想感谢你,没有别的意思,你要真不收,让他怎么走出这个办公室啊?”

  我只能接过那袋海米,说了一句:“牛工、小陈,海米我收下了,谢谢你们!”

  看着他们双双转身离去,我心里真有一种十分幸福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意外“受贿”?我看着这袋海米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