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兰先生“结识”于1982年的《咸阳文艺》杂志。当年还是中学生的我的第一篇处女作与他和陕西几位的文学大家一同发表。真正与其面对面交流，大约是2000年以后的某一日辛建斌把我领进与我居住在一个小区的先生家里，我叫他“安老师”。

　　咸阳人有一个习惯，不按作家笔名的头一字作为称呼。比如峭石，姓史，叫“史老师”而不是“峭老师”。文兰先生本名安文斌，自然叫“安老师”。他长得白，瘦消，爱干净，生活讲究，尤其是谈文学很严肃，很少笑。印象里，文兰不是那种才气型作家，生活扎实，读书认真，写作勤奋。那时，我写长篇小说，当他看完了我的《爱恨无奈》手稿后，我去问他的读后感受。这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前我只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两篇的小小说，心里很忐忑。文兰很严肃的半天不说话。我更心虚，再问。文兰一拍桌子说，这就是小说，是长篇小说。结构好，故事好，人物好，主动联系陈忠实为新书题写书名。当小说进入出版环节，成都出版公司来咸阳，需要他写几句话推荐以便发行。他对出版公司老总说，这本书角度新，与众多的官场小说最大的区别是写的是乡镇一级的干部，肯定能多卖。在他和王海兄等推荐下，《爱恨无奈》顺利出版并产生了一些影响，一直令我难忘。

　　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我叫其“安哥”是后来的事。有关方面决定为这部作品在凌云书城召开研讨会，需要一些省上的名流来捧场。他亲自打电话邀请人员，并在会议当天早上五点多带车去西安接人。当年，他虽然在文坛名冠华夏、五十多岁高龄，不辞辛苦，让人感动非常。我到文联机关上班后，争取经费和领导支持需要他的书法作品送人。我到他的家里，看到他写的书法塞了一瓷罐，抱起来一大堆就下楼。他问，西海，你拿一张就行了，要那么多干啥。我边走边说，文联工作需要。他呵呵笑着。当时，他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敦煌》的同名电视连续剧正在央视播出，这些书法帮了我大忙。我一段时间经常和他联系，有人在场叫“安老师”，没人就“安哥”，他都笑呵呵的答应。去他家吃兰兰嫂子的面条，他端出一碗牛肉说，西海，少吃些面，多吃肉，一块牛肉相当于十碗面的营养。我父亲去世，他带领一帮子作家去我老家吊孝，我跪在父亲灵前，一般人都站着三鞠躬，他突然跪下。朋友不解，他说“西海他爸就是咱爸”，朋友们都跟着跪下。

　　人和人交往到这程度本来就够了，但作为平常人的文兰的另一些细节却更有意思，我们就有时叫他“老安”。我们正在他的书房闲聊。两个双胞胎孙女进来，一个爬上桌子抢他的笔和手稿，他左挡右栏嘿嘿笑着，另一个抱住他的腿。他“看这娃些看这娃些”，后来在地下室布置了书房写作。有一日，他说，他害怕死后没人送花圈。我们就在他六十岁大寿自发组织了庆祝寿诞和文学创作四十年的活动。他住院了，我们发动了七八个人去医院，事先秘密商定搞一次“告别”。进病房后，大家都不说话，连平日爱耍怪的辛建斌也闭着嘴。他催了几分钟，大家都保持沉默。正当躺在病床上的文兰着急时，辛建斌一本正经的说，沉重悼念文兰先生，向文兰先生遗体告别。一鞠躬，大家齐刷刷鞠躬，文兰笑了。二鞠躬，大家齐刷刷鞠躬，文兰从床上坐起来。三鞠躬，大家还没有鞠完，文兰勾起鞋说我的“病”好了，当晚请我们吃了顿好饭。

　　我最近参加一次文学活动准备了一个发言稿，因时间问题没有说成，标题是“悟透人情通文道”。周边与文兰成就同样比我高的作家，我只是称其“某老师”，只是文学交往精神层面的朋友。而文兰，先是“安老师”，再是“安哥”，再是“老安”，值得我本人和许多文学人反思。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老话是成就文学大家的关键。可惜知道的人多，真正能做到的不多。文兰先生重病期间我去探望带回一颗叫石楠的硬果。他去世后，我在他的老家又带回一块小石头。如今都摆在我的书房，如他陪我读书写作，并一次次的提醒我再度修炼自己。

　　安老师，明年的忌日，我们再到你安息的地方和你严肃的谈文学、轻松的论日子、孩子般的开玩笑。真的，我们的安哥、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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