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回忆录

      毛主席关于三线建设的指示：

      要大分散，小集中，小而全。要靠近小城镇，靠近交通干线。

      三线建设要抓紧，哪怕提前一小时也好。

      要让三线建设的职工吃好、住好、穿好。

      三线建设没有投资，拿我的工资去搞。

      三线建好后，没有火车，我骑着毛驴也要去看一看。

      备战备荒为人民。

      要抓一下雷达、光学仪器、指挥仪，要减轻重量，提高质量，增加数量。

      三线建设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现在不建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

      目  录

      1．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和决策

      2．三线建设的布局和要求

      3．三线建设的概况

      4．选择厂址、成立筹备小组

      5．奔赴三线

      6．三通一平

      7．大规模基建

      8．军宣队进厂

      9．八九五厂概况

      10. 三线人的生活

      11. 三线人的精神

      12.  续记《无锡聚会》

      13.  结束语

      三线建设的历史背景和决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人民正遭受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老大哥”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中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就在这危难之际，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企图卷土重来。

      1962年10月，中国和印度边界发生军事冲突，造成紧张局势，中国被逼进行自卫反击。

      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早在4月就制定了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37号作战方案”的美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悍然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的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边界。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的军民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彻夜未眠，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8月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注：这个行动指的是他的一个夙愿——骑马沿黄河考察，可惜就此中断。）

      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防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第一线能搬迁的项目要搬，明后年不能见效的项目，一律缩小规模。

      1964年8月，在毛泽东的批示下，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赵尔陆等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专案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明确提出以下六点：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不在15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

      2.第一线，特别是15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车间搬迁。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迁移。

      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

      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1964年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已经彻底放弃了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并重的最后努力，不遗余力、急如星火地把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了。

      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的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在1965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133.9亿元中（中央投资89.7亿元，地方投资44.2亿元），三线建设占42亿元，约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不到三分之一。但在实际中按照这个安排，国内钢材、木材、水泥等基建材料缺口很大，在尽量满足国防和三线建设需要后，则难以照顾其他方面的需要。

      在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反复考虑，我国的重点工业大都在沿海地区大城市内，一旦战争打起来，我们的工业一下就被摧垮，不但经济瘫痪，而且有亡国危险。因此要把一些重要的国防工业建到内地后方大山区，提出“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方针，以防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于是毛主席提出建设三线。

      怎样建？建在什么地方？哪些产品进山？哪些产品进洞？国家对各个机部都分别下达计划任务。北京国营718厂是第四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四机部）下属的一个工厂，生产无线电电子产品，属国防工业。它不但有三线建设任务，而且任务很重。四机部要求北京718厂在三线包建两个厂，即国营894厂和国营895厂。根据国家和四机部的要求，包建厂要把好的设备、好的人才输送到三线，可见国家对三线建设的重视。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主席不断下达指示，发表了“三线建设要抓紧”“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等一系列讲话。可见毛泽东对三线建设非常着急，这也充分说明，三线建设不但要建，而且要快速地去建。

      三线建设的布局和要求

      1966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三线建设的布局和要求作出重要指示：要争取时间，抢在战争前头，建成一个打不烂、炸不垮的后方基地，这是全党全民的战略任务。既要坚决贯彻六字方针，又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对不同的建设项目提出不同的对空隐蔽要求。对国防尖端、重要民用骨干项目，必须采取对空隐蔽措施，重要部分、关键设备要进洞下地。并且要千方百计力争不影响建设进度，不增加或少增加投资。对一般民用项目建设要分散布局，村落建设。除一些关键设备、精密仪器外，不要过分强调进洞入地建设。今后新建项目，要进一步注意疏散布置，认真执行“六字方针”。工厂设计要进一步革命，大力采用新技术，尽量改革工艺流程，缩小设备体积，缩小厂房高度跨度。厂区布置要打破大方块、对称性的框框，要更好地适应对空隐蔽，要求新建重要项目和厂址选择必须贯彻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方针。

        于此同时，国家建委对三线建设也作出相应的指示，指出了存在问题及产生原因。一是厂址摆的过程，开始出现新的集中；二是有的重点项目，虽然进了山区，但不隐蔽；三是有的重要项目，规模过大，目标集中。

      产生原因：

      1.建设初期，在铁路沿线，利用下马厂，争取了时间节约了钱，但不隐蔽。

      2.对空隐蔽还缺乏经验，特别是工厂设计还没有突破过去的框框。

      3.最主要的是思想认识上存在片面性，对毛主席提出的立足于战争认识上没有完全解决。

      争取时间，抢在战争前头，既要贯彻“六字方针”，又要从实际出发，根据物力、财力和技术条件的可能，对不同的项目，提出不同的防空隐蔽要求，将加强防空隐蔽和加快建设进度，很好地结合起来。对国防尖端、重要的民用骨干项目、关键的设备仪器，必须进山，有的还要进洞。一般民用项目，要分散布局，星罗棋布，分散隐蔽在千镇万村之中。如果不顾具体条件，孤立去考虑隐蔽，势必要多花投资，延长建设进度，对加快三线建设是不利的。要妥善处理防空隐蔽与建设进度的关系，要求：

      1.工业布局要进一步分散，分散布局是达到战略隐蔽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也是贯彻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最好办法。因此工业布局应当坚决贯彻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在分散布局的前提下，可适当形成小的工业点，成组地进行建设。这样既可节约投资，又可满足生产协作要求。新工业区的建设，必须加强区域规划，一个工业区内不宜布置过多的项目，特别是重要项目，只能摆一个。工业区和厂区要有一定的距离，以避免形成新的集中。同时在大型水库、铁路枢纽附近，不要布点。

      2.工厂建设要力求隐蔽，厂址选择要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尽量挑选山高、坡陡、谷峡、沟曲的地带布点。山不要孤山，沟不要直沟，尽量利用山体地形作遮挡阻隔，缩小目标，以减少战时轰炸的损失。

      厂区布置力求隐蔽，打破横平竖直、成行排列、方块对称，根据山形地势采取瓜蔓式、村落式、阶梯式的布置，福利区和厂区要有一定的距离，用干打垒分散布置。

      厂房设计尽可能化大为小，化整为零。车间高度、跨度尽量缩小，少建或不建高层建筑。厂房的形式、色彩要力求与当地条件相适应。对烟囱、水塔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工厂的特征。厂房的建筑要依山就势，采取埋下去、嵌进去、坐下去的办法，对进洞的工程，要注意洞口的伪装。

      3.具体执行要区别对待尖端项目与一般项目、关键设备与一般设备。

    （1）对尖端项目必须靠山进沟，关键部分要下地进洞，还要有一定的防护能力。

    （2）军事工业的常规项目：飞机的发动机厂、雷达厂、炮厂以及其他军事工业配套项目的主要部分，必须分散布局，关键的要进洞。要充分利用可以使用的天然洞；地质条件好的，可以搞人工洞；黄土地区也可以搞洞。

      组织各行业对项目进行复查，对不符合要求的，要修改设计或另选厂址，加以适当调整，加强伪装，积极防空。

      四机部高俊副部长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进山、分散和隐蔽，以隐蔽为主，选择厂房时，尽量不占高产田，少占可耕地。为了隐蔽，可以适当占一些良田，但要和当地党委和群众商量。宿舍区不要修围墙，厂房不是很保密的，也不修围墙。厂房长度不超过40米，宽度采用6、9、12米三种，少数的用12米，厂房高度不得超过二层楼。宿舍区化整为零，和居民点结合，和厂房要保持一定距离。

      总图设计要因地制宜，建筑结构和体型上不要大阔宽，厂区不要靠大城市和主要干线，不要靠水库和大寺庙等地方。公路要迂回曲折，不要造断头路，也不要造水泥柏油马路，路基4—4.5米，路宽3.5米。厂区占用一部分土地，但不能影响农业生产，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或开垦荒地，弥补土地损失。

       总之，工业建设道路问题，体系与布局问题，都要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立足于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世界兵工厂。一切国防企业，都要以大庆为榜样，工农结合、厂社结合、政企结合，亦工亦农、半工半农，家属参加农业生产，家属进厂的原则，要以粮定人，要加强工农联盟，缩小三大差别。

      三线建设概况

      所谓三线，是从地理位置上划分的，沿海地区是一线，中部地区是二线，西部纵深地区是三线。确切地说，由中国大陆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基本上就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国中西部内地，涉及到四川、贵州、陕西等13省和自治区。

      三线建设从1964年—1980年，国家共投入2052.68亿元，调动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的民工建设者。当时整个三线建设，从全国各地抽调400万知识分子和技术骨干，几乎是当时国内大部分的精英。他们有的离开繁华大都市，有的离开富庶的鱼米之乡，离开至亲挚友，从各自的故乡和单位出发，来到三线地区。

       江苏无锡油罐厂在四川彭州地区建设三线。他们厂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家油罐厂，很多人起初并不愿意离开无锡这个鱼米之乡。为此厂里召开2500人的全体职工大会，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这是毛主席定的任务，是政治任务，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主动报名，接受党组织的挑选。”

      上海光学仪器厂受命在贵阳创建一个新的光学仪器厂——新天光学仪器厂。800多名内迁职工、复退军人、新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毕业生以及1050名家属，从上海迁出户口，把家中所有物件打包装箱，乘上了远赴贵阳的火车。从动员到出发，仅用了10天时间。

      当年，上海是“支内”重点，那时上海火车站的站台上有两类人：一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二就是支援三线的技术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胸口戴着大红花，风光无限，车站广播里不停地播出激动的声音：“到哪儿都是上海人，故乡等你回来。”

      当时全国沿海地区大中城市的许多国防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民用骨干企业，都有三线任务，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建设。由于资料缺乏，我不了解全面建设情况，我只是把我亲自参加的建设国营895厂的情况，作一个简单介绍，以便大家对三线建设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可以说，国营895厂的建设是全国三线建设的一个缩影。

      选择厂址 成立筹备组

      北京国营718厂接到四机部下达的包建新厂任务后，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由赵青松副厂长和孙琴娣、朱世祥三人随四机部建设司邓智处长一起去三线选厂址。厂址的大致范围实际上四机部已经计划好了，我们包建的国营894厂和895厂就是建在陕西省洛南县境内（秦岭大山区），具体建在哪个山沟里没有定，于是718厂派出赵青松、孙琴娣、朱世祥三人随邓智处长在洛南县永丰镇进行考察。

       阳春三月，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几个考察人员走进太平公社西湖大队（即西沟），坐下休息的时候，看到那里桃花盛开、柳树飘逸，几人边休息边聊，孙琴娣同志随便说了一句：“这里很美！”邓智处长马上说：“那就定在这里！”赵青松同志说：“现在说了不算数，还得回去研究后再说。”对很多复杂情况未作深层次了解和考察调研，随便说了一句就定局，未免太简单了，造成以后反复。

       赵青松、孙琴娣、朱世祥在选厂址的同时，也看到了附近的建设情况。那时国营853厂、4310厂、4320厂工地已经开工建设。0841建设处作为陕西省国防工办派出的领导机构（临时指挥机构），已经在现场坐镇指挥，建设工地上热火朝天，一片繁忙景象。孙琴娣、朱世祥等忍不住了，急忙回北京向老厂（718厂）汇报，并给厂党委写了一张大字报，促使厂党委重视三线建设。那时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厂党委书记耿玉勋同志已经靠边站，接受红卫兵造反派的审查，党务工作由政治部主任王之藩同志（刚从部队转业）负责。他很快研究决定，由厂干部副部长王金魁同志负责，在全厂抽调得力人员，成立筹备小组，着手三线建设的筹备工作，要求各车间科室给予大力支持。于是抽调孙琴娣、戴荣源、槐秀兰等12人组成筹备小组，我也是筹备组成员之一。槐秀兰留守北京，负责联络，其余人员去陕西洛南现场工地办公。

       在厂址选择问题上，有一段曲折的过程，有一番争论。

       我们要建的894厂和895厂的厂址，实际上四机部已经规划好了，两个新厂厂址就在陕西省洛南县境内，是历史上秦国商鞅的封地、明末闯王李自成屯兵的商洛地区。这里交通极其不便，生产极其落后，生活极其艰苦。四机部的意见将两厂厂址定在陕西省洛南县太平公社西湖大队。这里距东湖大队附近的国营853厂、4310厂、4320厂比较近，易连成一片，便于协作。职工医院和职工子弟中学，可统筹考虑安排，使卫东形成生活服务中心。我们筹备组的意见是要建在山沟比较宽一些，交通方便一些，比较平坦的山沟。一方面使职工生活方便一些，另一方面建设进度可以快一些，国家投资可以少一些，也符合多快好省建三线的战略方针。这是我们和四机部的分歧意见。

       众所周知，厂址选择是一个复杂问题，必须全面综合考虑，认真调研，如当地的土质情况、水资源情况、交通情况、隐蔽情况、生活物资供应情况，以及土地使用情况等。后来在建厂过程中实践证明，在一个狭长的山沟里，要建两个厂是不可能的。这个西湖大队，本来土地就不多，人均土地只有0.6亩左右，根据1968年6月17日对西湖大队土地面积详细丈量统计：

       西湖大队人口和土地一览表1968.6.17    

             户数

       55户

       29户

       15户

      人口数

      229人

      141人

      79人

      土地数

      155亩

      53亩

      68亩

      人均土地数

      0.676亩

      0.375亩

      0.86亩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湖大队共有土地276亩，共有人口449人，大队人均土地0.614亩，894厂和895厂两厂需要征地136亩，几乎占去全大队的一半土地。这100多亩土地又是分布在瓮沟、寺沟、西槽沟、老虎沟、园园沟、模糊沟等许多个小沟里。尽管四机部设计院设计时，将厂房建在支沟，宿舍建在山坡上，不许放在主沟，尽量节约良田，但还是放不下。在这西大沟里，要建设两个厂，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主要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经过我们走访调查，深山区里有地方病，如麻风病、克山病，讲起来很可怕，但西湖没有发现。我们凭着对党对人民负责，对全厂职工及子孙后代负责，将这些问题，如实向718厂革委会（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领导机构）和四机部汇报。四机部又进行了反复调查，认真的研究，最后决定：（一）撤销陕西洛南894厂，其部分并入陕西商县877厂（二）同意895厂厂房放在西沟主沟里，适当占用一部分良田，由四机部设计院重新设计图纸施工，不得另选厂址。895厂筹备组对部里这个决定，还是不太满意，总想搬出西沟，离县城近一点的地方，如商县南边，靠近877厂的那块地方。商洛地委和商县县委也同意，就是四机部和设计院不同意，我们也只能保留意见，另想办法。

      奔赴三线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我时常想起五十年前，奔赴三线的情景。1966年6月的一天，718厂组织部长赵国义同志找我谈话：“你有新的任务，组织上决定派你去三线工作，你有什么困难吗？现在算出差，其他以后再说。”我那时刚入党不久，是一名要求进步的青年，加之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工厂生产生活等都不正常，人们的思想异常混乱：生产无人管，迟到早退，甚至上班不上班也无人问，上班也只是写写大字报……看不惯，不习惯，但也不敢讲，弄得不好给你扣上一个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倒也吃不消。去三线干点实事很好，符合我当时的思想，于是我未提任何条件，愉快地接受任务，服从组织分配。

      1966年8月20日，我参加了一次特殊的党小组会议——欢送会。在这次党小组会上，同志们语重心长地对我提出希望和要求，我也经常想起他们的临别赠言。

      赵国义：三线条件差，很艰苦。在艰苦的环境里，更要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没有电灯也要坚持学习，越是困难越向前，更显共产党人本色。

      田文明：要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要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发扬老八路作风，吃苦在前，多做工作，少休息。

      邹增生：希望你到那儿和军民搞好关系，不要把本厂的不好作风带到三线。

      赵淑珍：希望你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要一步一个脚印，不要给党的利益带来损失。

      万彦鑫：要听林总的话，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三线建成大庆式企业。

      王宇民：希望你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在会上表态说：“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绝不给718厂丢脸，绝不给党丢脸！”

      1966年8月21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们筹备组第一批人员，带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同志们的希望和重托，离开伟大的首都——北京，奔向陕西省洛南县建设工地。

      我们出发那天，718厂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仪式，在老领导、老同事及家属的欢送下启程。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留下一幕难忘的情景：火车鸣笛，车轮慢慢滚动时，相处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流下热泪，挥手致意。虽说是暂时离别，但还是恋恋不舍，依依惜别。

      火车疾驰飞奔，跨黄河，过潼关，经24小时后，到达西北最大的城市——西安市。我们到西安已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钟，先下榻在解放路抗美旅社。在西安休息半天后，就直奔我们的目的地——陕西省洛南县永丰镇。

      第二天，我们乘坐西安——洛南的长途汽车，又是半天的旅行。路程不长，约150公里，但路不好走，车子速度不快。汽车一过蓝田县，便开始爬山。汽车在弯弯曲曲的盘山路上转来转去，一会旋上山腰，一会扭入谷底。没开过这种山路的驾驶员是不敢开的。驾驶员特别小心，稍有不慎，车子就会翻下山谷，造成车毁人亡的悲剧（几年后，这种悲剧真的在895厂发生了）。

      汽车爬过秦岭，便左转右转地向下滑行。有时是在两山的夹缝内行驶，抬头向上望去，不是一片天，而是一线天。可见山沟陡峭狭窄，非常险峻。直到黑龙口，才见比较宽的山沟。从黑龙口到红门河，再过大荆、腰市，翻过红土岭、葡萄岭，到达永丰镇。名为镇，实际上是个小村庄。这是我们的终点站，我们厂就建在这个镇的西北——太平公社西湖大队。

      刚到永丰，一下汽车，0841建设处就用车子把我们接到建设处暂时住下，0841建设处是洛南县几个国防厂的临时领导机构。因为我们刚到那里，吃住问题都未解决，民工还未进来，工地还未开工，也无其他工作可做，基本上每天去火烧寨或葡萄岭卸车（从全国各地发来的物资已经陆续进来）。因为那时通往西湖大队（我们的“六六七”工地）的公路还未修建，临时简便公路只通到火烧寨。这里离我们厂区工地最近，只有一二公里。我们就在火烧寨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临时仓库，将运来的物资暂放此处。

      我们住在0841建设处，天天走几里路去卸车，早出晚归，中午自带干粮。平时还好，但遇到特殊情况就麻烦了。运货的汽车来得有早有晚，汽车从西安开来，不知什么时候到，我们要等它。有时等到晚上八九点钟，天都黑了，车子还未到，我们也要等。因为驾驶员把货卸了，还要开车返回西安。况且葡萄岭这荒野之地，既无路灯，也无人家，无法居住。有时遇到刮风下雨恶劣天气，我们也要等。天气好的时候，大家边等边开玩笑。张希禄、李玉林两个是活跃分子，他们开心地跳起非洲舞，唱起谁也听不懂的外国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家情绪很乐观。可是遇到恶劣天气就不一样了。记得有一天晚上，在火烧寨卸完车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天又下着雨，肚子又饿，没地方买东西吃，天气又冷。在那饥寒交迫、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我们还要翻过一座小山，才能回到我们的临时住地。由于看不见，怕半途中丢掉一个人不知道，于是大家手拉手向前走。尽管这样，大家的精神还是饱满的，情绪还是乐观的。大家一起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真有点红军长征途中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精神。

       一星期以后，筹备组领导决定，常住在0841建设处也不是办法，也不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我们几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和炊具，经过卫东，翻过槽沟岭，徒步走进西沟，另起炉灶，自己开伙。我记得当天的午饭非常简单，从老乡那里买来几斤土豆，再付给他们一点钱，借老乡的锅灶，白水煮土豆。油盐酱醋面等什么都没有。后来租了老乡的两间破瓦房，又在本地招了一位老乡当炊事员（名叫徐天华），办起了一个简易食堂，可以吃到玉米粥、馒头和面条了。我们当时也感到满足了。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但住的问题怎么办呢？也是租老乡的房子，几个人住的情况不一样，不是住在一起，而是分散居住。有的睡土炕，有的睡牛棚。朱世祥、牛迎广等住在一个名叫牛娃的傻子老乡家里，戴荣源和炊事员住在食堂里，因为戴是管生活后勤的。我和史万春、康宗尧住在寺沟口一个老乡家的牛棚里。这个牛棚里不但有牛，而且还有猪，夜里猪牛还会打呼噜，闹得人睡不着觉。更有甚者，有时早晨起来，发现穿的鞋子不见了，被猪叼走了，真叫人烦恼！因为当地人家都很穷，也找不出好房子，只好凑合住着。在牛棚里只住了十几天，后来我们让民工在老虎沟口的半山坡上搭起一个工棚。所谓工棚，就是用芦苇、芦席和油毛毡搭起来的棚子。搬出了牛棚，住进了草棚，也算是改善了。这个草棚，春秋天住住没有问题，还觉挺好，可到冬天就麻烦了。因为这工棚四处透风，我们要在这个棚子里度过寒冬，那又是一个严峻考验。

       山沟里的冬天来得较早，十二月中旬，天气已经很冷，寒风吹进棚里，真让人吃不消。白天尚可，因为我们都在外面工地上跑来跑去。到晚上睡觉就难熬了，生着炉子取暖也不行，容易煤气中毒；睡在床上盖几条被子也不行；把头钻到被窝里，把头蒙起来，还是寒气袭人。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还是冷得直哆嗦。反正睡不着，有时干脆坐起来，穿着棉大衣，坐在火炉旁烤火，边烤边聊天。赵墨林同志打趣地说：“要是周总理看到我们这样生活，那才有意思呢！”当时住在这个棚子里的是领导和政工干部，其中有赵墨林、康宗尧、张瑞田和我，还有谁记不清了。

       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山沟里施工遇到很大困难，只好暂停施工。利用这个空隙时间，工地领导派我和孙琴娣、朱世祥、戴荣源等几人回北京向老厂（国营718厂）和四机部汇报工程进展情况。

       我从1966年8月离开北京，到1967年1月回北京，相隔不到半年，思想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冬天在北京，住在有暖气的宿舍里，一点不觉得有多好。这次回京，再回到原来宿舍，心情感受大不一样。在北京大山子宿舍里，穿毛线衣就行了，在陕西洛南山沟工棚里穿着棉大衣，守在火炉旁，真是两个天地。我深刻体会到：过去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只有吃过苦的人，才能体会幸福；在旧社会吃过苦的人，才知道新社会的幸福。新旧社会两重天，北京洛南两种情，我都体会到了。

       回到北京第二天，我们就向718厂“革命委员会”汇报了三线建设情况，第三天向四机部汇报。当时部里接见我们的是高俊副部长（王诤部长已经靠边站了，正在接受造反派的审查）。当汇报到895厂厂址有问题时，我们讲了几点理由，要求重选厂址。高俊副部长对我们的汇报，显然很不满意。我们和他争论了一番，最后他很生气地说：“厂址选在陕西洛南不合适，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最合适！”我们也很生气地说：“你诬蔑我们革命群众，我们不是不去三线，我们只是要求建在平坦一点的山沟。既能为国家节约投资，又能加快建设进度，符合多快好省建三线的原则。”高副部长被我们说得没有办法，最后答应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我们怕他说话不算数，口说无凭，要求他签字。他不肯签，还说：“我这个副部长也要靠边了，我签字也没用，造反派掌权了。”我们想想，他说得也对，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走资派”都要靠边站，高副部长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以后的形势很难预料。

       经过几番周折，还是无法可想，只好服从组织。

       三通一平

       建设三线的首要任务是先进行“三通一平”。所谓“三通一平”，即水通、电通、路通和平整场地。这些都是基础工程，因为刚开始，山沟里不具备这些条件，祖祖辈辈住在沟里的老百姓，吃用水都很困难，要走几十米甚至上百米远到井里去挑水。由于用水困难，所以当地农民只有烧饭、洗脸用一点水，洗衣服很难得，洗澡根本不可能。当地老百姓基本上一年四季不洗澡，夏天最多用点水擦擦身。

       我们刚进山沟时，食堂吃用水是雇一个老乡挑的。后来工地上人越来越多，用水量越来越大，一个人挑水显然供不上，就改用板车（车上装一汽油桶）拉水吃。老乡井里的水被打光了，水不够用了，当地老乡提意见，不让我们去打水，发生了纠纷。后来我们工地上购置了一台小发电机，功率不大，约80KV，自己发电，可保证简单生活用电了。有了电，又打了井，水电都已基本解决，也不再和老乡发生争水的矛盾了。后来我们工地和火烧寨变电站接通了，自己厂里又备置了大功率发电机，保证了生产、生活及施工用电。

       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解决后，最大的问题是修筑公路。大家都知道，公路不通，一切设备、材料、生活用品等都无法运进来。修筑公路是最大的一项基础工程，是难度较大的复杂工程。它不同于在平地上造公路，山区里修路需要放炮炸山，放炮需要雷管炸药，还要会操作的爆破手。严格地讲，操作者应该经过培训有上岗证。可当时的环境条件不具备，只能由修路的民工自己解决。炸开的石块要运走，就得需要很多人和架子车，怎么办？于是我们就从附近的太平、永丰、保安、眉底、庙湾、大荆、腰市等公社招来大批民工，一般都是青壮年，从十八九岁到五六十岁都有。他们各公社都有自己的领队，在工地上搭起简易工棚，建起简易食堂。我们提供材料，他们自己建造。

       工程标准要求和工程进度由我们工地安排决定。当时我们工地上负责开山修路的是朱世祥、牛迎广、惠本立等几位同志。他们收石方、量路基、供材料、发工具等，专与民工打交道，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有时连饭都吃不好，经常有人来找。

       开山放炮是一项危险性工程，应由能熟练操作的爆破手担任。可山沟里的农民哪有这一套，随便操作，谁都操作，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

       1966年12月22日中午12点40分，这一天天气特别冷，在收工吃午饭的时候，路上没有行人。即使有过路的人，两边都有站岗放哨的人，不会发生危险，不会伤害别人。没想到的是，两个青年民工开始点炮炸山，一个叫郑麻虎，一个叫杨耀崇。当时用的电雷管，打好炮坑，放好炸药，郑麻虎负责在山坡上接雷管电线，杨耀崇在几十米远的山脚下，操作按钮开关。按照操作要求，应待山坡上接线人接好线，人走开，然后按下电钮，雷管通电，引起炸药爆炸。由于那天天气特别冷，杨耀崇搓手时，一不小心，误将按钮压下，电源接通。接线人还未来得及离开，雷管引爆。山坡上轰隆隆一声炮响，郑麻虎的身体被抛到山脚下，当场死亡。当时来不及抢救，工地上也无医疗条件，无法抢救。郑麻虎同志才19岁，刚结婚一个多月，他是我们工地上第一位光荣牺牲的战友，他为三线建设贡献出宝贵的年轻生命。

       死亡事故发生了，工地上一片混乱，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要配合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由洛南县公安局老董、老李两位同志和洛南县工办李振艳、0841建设处黄新民、895厂宋秀甫五位同志组成，写出事故调查报告，向上汇报。另一方面要妥善处理事故善后工作。首先要通知死者家属，家属来后要做好接待和安抚工作，先让家属们吃好住好。当时工地上还没有一间好房子，只好联系借住在当地老乡武安龙家里。死者的尸体只能放在露天，上面盖着芦苇。白天尚可，晚上还要安排人值班，看护好尸体，因为山沟里有狼，经常夜里出来觅食。万一尸体被狼叼走，更是无法向死者家属交待。因此只好安排人员值班：四个人分两班，一班值上半夜，一班看下半夜，我也参加了值班。那时工地上我最年轻，只有二十多岁，应承担这个任务。苦一点不怕，就怕狼，又怕冷，这个夜很难熬。好在山坡上树枝杂草很多，我们把它弄来，架起来点火烧。火可以取暖防寒，火光可以吓走狼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值完夜班，第二天未休息，我又去忙郑麻虎的后事。一方面和死者家属协商处理安葬抚恤等问题，一方面准备在工地上开一个追悼会。追悼会是在槽沟一块平地上召开的，我主持追悼会，朱世祥致悼词。参加追悼会的只有几十个人，开得比较简单。尸体没有火化，尊重他们当地的风俗和家属的意见，尸体送到他老家安葬了。因为刚结婚不久，也没有孩子，妻子还很年轻，所以一次性给点钱就解决了。这是当地政府、死者家属和895厂工地共同协商的意见。具体给了多少钱，我记不清了（日记上没有查到）。

       大规模基建

       1967年秋，三通一平基本完成后，就开始盖房子。我们工地上盖的第一幢房子，不是建筑公司盖的，而是当地民工盖的；不是楼房，而是干打垒民房。所谓干打垒，就是房子四周的墙是用土打成的，不是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屋顶是小青瓦，和当地老乡住的房子一样，很简单，成本低。它是895厂第一幢房子，总共8间平房。土坯未干，更谈不上装修，我们就搬进去过冬了。第一间是办公室兼资料室，第二间是会计室，第七第八间是仓库，放工具等。其余几间是宿舍，总算有个归宿了，慢慢走上正规化。这一幢干打垒平房，后来经过简单装修，就成为895厂的生活区：粮油店、日用品商店、储蓄所、蔬菜市场等，成了职工生活交流中心。1968年初，商洛建筑公司进入667工地（即895厂的建设工地），大规模建设正式开始，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根据四机部第十设计院设计的图纸，在槽沟、园园沟、老虎沟和瓮沟开始建造宿舍楼，在西大沟盖起生产大楼，在槽沟口盖起办公楼和卫生所，在模糊沟盖起职工子弟小学、幼儿园和职工教育中心，在瓮沟口盖起招待所、浴室、食堂等生活服务中心。大礼堂和食堂是共用的，既可做职工餐厅，又可开大会放电影。在基建过程中，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商洛地区两支造反派，发生武斗，建筑工人都逃跑了，施工停了一段时间，影响工地建设进度。直到1970年，基建才基本结束。

       军宣队进厂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在江青的“文攻武卫”口号推动下，造反派组织之间不断发生武斗，不但影响经济发展，而且造成人员伤亡。为了支持地方的文化大革命，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入地方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名曰支左，即支持左派斗争。

       1969年5月，军宣队进驻895厂，来了8位军代表：队长杨继说（师级干部），副队长田景明（团级干部），副队长葛祯贤（营级干部），其他军代表有张绍宗、林长华、郭智杰和胡代表、曹代表，他们各分管一个部门。张绍宗管政工部门，林长华管办公室，郭代表管生产试制连队，胡代表管后勤，曹代表管供应科。后来又来了一位白指导员（师级以上干部），他是全面负责。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军宣队一进厂就抓阶级斗争。对我思想影响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抓反“宗派”活动，二是抓“一打三反”运动。张代表是抓政工的，他首先在政工组搞反“宗派”活动，矛头直指北京来的干部。所谓“北京派”，代表人物是王金魁、邹增生等，叫他们交代问题，叫我揭发他们的问题。我当时是机关党支部委员，张代表对我说：“你是北京来的，你最了解情况，你是支部委员，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应揭发他们的问题。”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我认为没有什么宗派活动。”在办公楼会议室开了几次小会，王金魁、邹增生二人在会上作了检查，谈了几次话，什么结果也没有。邹增生同志作过检查后，张代表也不提他了，但对王金魁同志还是不放过。后来张代表又改变方法，转变口气，当着我的面对王金魁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先向宋秀甫同志汇报，让他先帮助你，帮你回忆。”后来，王金魁同志听了他的话，对我说：“秀甫同志，你帮帮我，哪些地方有问题，你给我指出来。”我当时毫不在意地对他说：“你用不着向我汇报，有什么好帮的？你也别紧张。”我当时有点火，有话直说。北京来的人确实也没有搞什么帮派，也不存在什么北京派、地方派。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在全厂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

       895厂是一个新建单位，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相互都不太了解。“一打三反”运动，也就办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也没有弄出多大问题，就结束了。

       895厂概况

       国营895厂位于陕西省洛南县永丰镇太平公社西湖大队，占地83．44亩。1966年8月开始筹建，1970年初基本建成投产。

       国营895厂是四机部部属企业，属于国防工业，保密单位。厂的名称有好几个：国营华南器材厂，陕西洛南73号信箱，在建设时期又叫“六六七”工地。对外一般用73号信箱或华南器材厂。

       895厂科室较多，机构庞大，产品复杂，科技含量高。工厂主要生产微模组件，集成电路，无线电元器件电子产品，广泛应用于雷达导航、广播通讯、卫星发射等无线电设备。主要产品有厚膜电路、薄膜电路、晶体管、胆电容及各种稳压电源。这种产品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可靠、精密度高等特点。其中Hwy、HwyJ系列厚膜混合集成电路曾荣获全国科技大会奖。

       895厂共有5个车间，但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科室却不少。有技术科、检验科、机动科、工具科、供应科、总务科等20多个科室部门。

       895厂的职工队伍，原计划编制800多人，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规模逐步扩大，增加到1000多人。干部队伍，尤其是科技管理干部队伍，实力还是比较雄厚的。除包建厂（北京718厂）输送一批科技骨干外，四机部还分配来了一大批大中专毕业生。1967年，从杭州无线电管理学校分来一批中专生，后来又从江西无线电工业学校、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又逐步分来一批学生。1968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大、兰州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等高等院校毕业的几十名大学生，经农场锻炼一年后，由四机部分配来厂。1969年四机部又分配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毕业的几十名大学生进厂。这些大学生进厂时，工厂还未建成投产，生活很艰苦，专业无法对口，只好在建设工地上做杂活。有的管基建，有的当木工，有的烧锅炉，什么活都干。后来工厂建成投产，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了厂里的科技骨干力量。

       据笔者初步统计，全厂职工中，按学历来分：大学本科毕业的有108人，工农兵大学生（含大专）33人，中专毕业生46人，以上人员约占全厂职工总数17%；如按职称来分：1980年11月，职称评定时，全厂共有工程师45人（那时未评高级职称），助理工程师64人，技术员43人，技师5人，其他专业管理人员55人，约占全厂职工19.2%。另外还有一批军队转业干部，担任基层领导，加强895厂的政治工作。

       尽管895厂科技人员较多，但由于三线生活艰苦，环境条件不好，造成人心不稳。他们有的以各种理由、通过各种关系，调出去不少。科技人员流失，需要补充，经厂党委研究决定，由我和李志坤2人，于1983年6月11日开始，历时20天，走遍关中八百里秦川，经过华县、渭南、澄城、三原、礼泉、长安等12个县和西安、咸阳、宝鸡3个市，走访了几十个单位，招来一批人才。他们感到能进国防工厂是一种荣幸，于是都很积极，经过筛选，确定十几人。

       我和李志坤在关中招聘结束，于7月1日晚回到西安长乐旅社（895厂驻西安办事处）。李树武同志接待我们，他惋惜地说：“雷运山车刚走一会儿，否则你们可以乘他车回厂，明天再说吧。”我们只好在西安暂住一晚。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厂里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雷运山驾驶的卡车，车上载着10个当地农民，途经黑龙口附近，翻下山谷，车上连司机11人，无一生还，全部遇难，车毁人亡。雷运山同志，死得很惨，人被夹在方向盘的缝内，尸体都拖不出来，要用氧焊把方向盘割掉，才能拖出尸体。我和李志坤只差一个多小时，幸免一难。

       895厂的工人队伍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北京718厂支援三线的职工家属及其子女，这部分人不多。二是从地方招工。1969年5月，从陕西商县招收46名复员退伍军人，这部分人也不多。1970年2月，又从陕西洛南、山阳、丹凤、镇安等县，招来一批青年工人，如关兴水、张霞、管芙蓉、胡金莲等。经过简单培训，他们被派上生产岗位，张霞后来成了厂办的打字员。

       1971年9月，由厂劳资科长田长青同志带队，去陕北榆林、绥德、子洲、神木等县招收一大批知识青年，李萍、牛爱珍、曹竹旗、贺朴、马希林、李开洲、刘永虹、高爱莲、马腾林、黄艾莉等200多人进厂，充实生产第一线。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需要量也不断增加，报经陕西省电子工业厅批准，厂军宣队决定，由我带队，和刘春霖、王同乾、郑学安、王恩兹、吴敬礼6人于1972年12月去陕北延安地区招收一批知识青年，如孙英伟、赵淑敏、吴幼平、鞠思彤、宗紫嫦、陈人民、付炳奎、孙素花、马秋英、陈五星等。他们都是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都是经过生产队推荐上来的。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高干不同程度地遭审查、受迫害。那些父母没有多少问题的高干子女，我们收下了，如廖汉升的女儿廖晓理（招进厂不久，她就调回北京了）。还有一些高干子女，因他们父母的问题未弄清，未被招收进厂，如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某某，经请示895厂军宣队，回答是不能接收，因为当时刘主席冤案还未平反，所以不敢接收。

       后来又陆续进来一批南京人，如王万荣、赵岫青、谢泉林、戴素云、单荣坤、刁实诚、万同宪、陆毕文、张凤飞等。王万荣同志后来当上了厂职工子弟小学的校长。总之，人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他们都为三线建设作出很大贡献。

       三线人的生活

       三线，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特殊的地方，人和环境基本上是封闭的。厂内职工除了出差能出山沟去外地看看外面的世界，一般都在这个封闭区内生活。宿舍生活区就在厂区周围，有菜场、粮油店、商店、邮局、银行、医院、幼儿园、学校、食堂、浴室、煤球场等，除火葬场外，其他都有。

       这里因为封闭落后，交通不便，许多土特产品运不出去，因此价格很便宜。我们刚进山沟时（1966年），鸡蛋3分钱一个，3角钱可以买一只鸡（不称重量论只数），核桃、柿子、栗子、黄花、木耳、萝卜、白菜等都很便宜。猪肉、牛肉也很便宜，鱼很少，几乎没有。星期天，有的职工翻山越岭到庙湾水库去钓鱼，西湖里没有鱼，因为水浅和污染（厂里的生产与生活污水排入西湖）。大米很少，吃米都得靠厂里后勤部门出去联系，从外地运进来，然后分卖给职工，每家分一点。这对于来自鱼米之乡的南方人，是很不习惯的。很多人家一星期吃一顿大米饭，作为改善生活。我们全家迁入陕西时，从老家带了几百斤大米，火车站不让托运。经过几番周折联系，厂派劳资科陈忠诚同志，拿来三线调令，才让运出去。因为那时粮食是按计划供应，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

       三线职工，星期天休息时，除少数人喜欢打猎、钓鱼外，大多数人喜欢赶集。有的买食品，有的买日常生活用品，有的买木料做家具。山沟里木材很多，也很便宜，如核桃木、椿木，几块钱就能买到一根。从895厂向北翻过一个山头，就是保安镇，那里几乎是木材市场。很多人星期天去保安赶集买木头，回厂做家具。三线人很聪明，很能干，不请木匠自己就会动手做，而且做得很好。做出来的大立柜、办公桌等既实用又大方，我家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家具，以作纪念。不过，这些家具不是我自己做的，是杭州无线电校毕业的胡可富、付宾绍、吴金观几人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帮我做成，我得感谢他们。

       有的职工还在半山坡上、石头缝内，开垦荒地种蔬菜。有的人家搭棚养鸡、养鸭，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扬南泥湾和大庆人的精神。

       三线职工休息时，无事可做，喜欢互相串门聊天，你到我家玩，我到你家乐。平时或来客人时，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酒，大家关系很密切，和睦相处。一家有困难，大家来帮忙，像一个革命大家庭。若有一家职工调走时，很多职工为他打包装车，请他全家吃饭，为他送行。在汽车发动、即将离别的一瞬间，大家依依不舍，有的流下激动的热泪。那种惜别情景真是动人！朝夕相处在一起多年，一旦离别，不舍落泪，人之常情。

       三线生活工作环境，有点像军队，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尤其在建厂初期，军宣队进厂时，把车间改成连队编制，如一车间叫一连，二车间叫二连……车间主任叫连长，党支部书记叫指导员，开大会听报告，都以连队为单位集合整队进入会场，上下班都以广播大喇叭吹号为准。

       三线职工，上班在一个厂区，下班住一个宿舍区。宿舍区都在厂区周围，靠得都很近，联系很方便。不像大城市工厂职工，如北京718厂职工，住得很分散，这家住东直门，那家住西直门，这家住宝钞胡同，那家住苏州胡同，联系很困难。所以说，三线职工和部队有相似之处，过着集体化生活。

       三线人的精神

       三线建设，国家付出了很大代价，人民作出了很大牺牲。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一大批知识青年、科技骨干、大中专毕业生、复退军人、专业干部以及广大工人农民，为了报效祖国，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三线，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有的献了终身。如前面讲到的郑麻虎同志，爆破不是他的职责，他是为了替换别人吃午饭，他是关心他人发扬风格而牺牲的。雷运山同志，他是为了完成承包任务，站完最后一班岗，承包期最后一天，因车祸而献身。赵立兴同志，因工作繁忙，积劳成疾，带病工作，延误治病而去世。陈五星同志，是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1972年招收进厂，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他为了全厂职工能看好电视，在山坡上竖立电视天线杆时，不幸从杆子上摔下来，当场死亡。他的新婚妻子哭得死去活来，五星哥五星哥叫个不停，许多职工感动落泪。

       开始，王同乾同志准备上杆，陈五星同志自告奋勇对王说：“你不要上去，我上去！你有孩子，我没有。万一出事，我比你少负担。”结果真不出玩笑所言，他光荣牺牲，他是发扬风格而献身的。

       三线人有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精神，有团结互助、助人为乐精神，有克己奉公、乐于奉献精神。在三线建设过程中，处处体现出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如在建厂初期，吃不好，住不好，工作很繁重，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根本没有上下班时间。肚子饿了，有时到老乡家里买几个柿子充饥。直到完成当天任务，才无力地摸着黑，淋着雨，回到住地。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受毛泽东思想的熏陶，大家确实有一种“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现代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

       因为几个厂都在同时施工，砖瓦需求量很大，洛南县砖瓦厂日夜加班，也供不应求，所以采取按计划排队供应。有时晚上或深夜，轮到我厂拉砖时，广播大喇叭一响，广播员张革同志喊着：“现在广播通知，全厂职工请注意，请听到广播后，立即到槽沟口集合，去洛南县装砖。”职工跑得出的都很自觉地拿着手套，戴着口罩，爬上卡车，去洛南县装砖，有时弄到很晚才回家。

       如兄弟厂——4310厂油库着火，得到消息后，大家立即奔赴现场。走到槽沟岭上，只见东方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火场如战场，大家奋不顾身救火。有个同志身上着了火，衣服烧起来了，自己都不知道，还在进行战斗。可惜山沟里当时没有记者，这些动人事迹不能报道，唯有深深留在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