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锡伯兄弟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无论远近亲疏，都是一种缘分，都是一种财富，都可遇而不可求。
“哈吉”，锡伯族语“男孩子”“小伙子”的意思，尤如维吾尔语中的“巴郎”。在新疆伊犁地区，长期生活着十三个民族，哪个汉族小伙没有几个少数民族朋友；哪个少数民族兄弟，又没有几个汉族朋友？
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少之又少的少数民族，从二百多年前奉旨从东北迁徙大西北屯垦戊边开始，就和我们新疆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建设新疆，保卫边防，生活工作学习在一个家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情义和友谊。
三个锡伯兄弟，便是我不可多得的几个好朋友。这些朋友，成为流淌在我心里的老故事。
一、乒乓情缘里的“哈吉”——孔曾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就认识了曾铁。
曾铁姓孔，个子不高，共和国同龄人，伊宁市第六中学高六八届学生。
美丽的伊犁河畔，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认识曾铁时，他已经在伊宁市乒乓球坛名闻遐迩，小小年纪就代表新疆，参加了宁夏银川的西北五省少年乒乓球比赛，为伊犁人争得了荣誉。
从一九六二年开始，我们就在体校一起训练乒乓球。
那时，每当星期天上午训练完毕，为赶时间，中午回家太远，我就到他家去，一边喝着奶茶，一边从院子的大菜缸里，捞出各种各样的锡伯腌菜，我们俩就着锡伯大饼，津津有味地饱餐一顿。
当年，我们的乒乓球训练很是艰苦，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个个能吃能喝，运动量又特别大。曾铁家境较好，总能够从家里给我们带一些吃的东西，但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炫耀，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伊犁海关的主要领导。
曾铁为人热情谦和。那时，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乒乓球下蹲发球，这是让很多对手头痛的技巧。在他的帮助下，我与同在体校的四中同学韦建国，很快也掌握这门技巧，并且有了发展，为以后“称霸”伊犁，打下了良好基础。
于是，我们三人在伊宁乒坛型成“乒坛三杰”，在教练李世杰的带领下，常常到兵团农四师汽车营，去拜会到新疆不久的上海支边青年陆必勤，曲佐平等高手。这几位兵团高手一到伊犁，就“打遍天下无敌手”，把伊犁地区的乒乓球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与他们交往，我们虚心好学，刻苦努力，从一开始比赛“只有招架之功”，到后来有一些“还手之力”，最后能够打得“难分难解”，进步可谓神速。
有趣的是，十年以后，在伊犁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乒乓球锦标赛上，我恰恰与曲佐平相遇，争夺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比赛结束，我们一起站在领奖台上，曲佐平很有风度地握住我的手，祝贺我获得第一。我感激地说，当年，正是与你们兵团“三霸”不断地较量学习，才成就了我们地方“三杰”啊！
由此，伊犁地区的乒乓球水平，在当时的新疆能够挤进第一梯队。
1972年，伊犁地区举办了大型全项目乒乓球比赛，我与伊宁四中同学韦建国，还有曾铁，包揽了前三名。体委组织乒乓球队，准备参加自治区比赛。于是，共同的爱好又把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我们一起参加大强度训练，共同营造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相互帮助，朝夕相处，整整二个月，进一步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成为难舍难分的兄弟。
在伊犁乒坛，除了曾铁，我还进一步结识了伊宁的不少锡伯族乒乓好手，如孔曾斌，陈伊珍，顾晓东，顾秀芳……这些乒乓球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光阴荏苒，多少年以后，我们天各一方，都有自己的事业，都有自己的家庭，几乎失去了联系。但是，当年的乒乓情缘一直魂牵梦绕在我心头。
后来，我听说，为伊犁乒乓球发展颇有贡献的兵团高手陆必勤，做了几年“花城宾馆”总经理，不幸早早离世。接着，又传来我的挚友，博士后导师韦建国教授不到花甲，便英年早逝。再后来，打听到曾铁在首府乌鲁木齐市发展，担任一个商业部门的公司领导，不幸也早早离世。但在我心里，一直保存着他们那张熟悉，友好的笑脸。
安息吧！曾铁，我在怀念你！
二、知识海洋中的“哈吉”——郭建正
认识郭建正，是在远离新疆伊宁市的新源独山子钢铁厂。
一九六六年深秋，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在同学们三五一群涌向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时候，我默默来到远离伊宁360里地的新源，参加了工作。
郭建正，地地道道的锡伯族，大家都叫他“哈吉”。他的父亲原是伊犁地区国民党政府不小的官吏，新疆和平解放后，回到老家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全家处世低调，生活比较贫困。
颇有眼光的父亲，想方设法把儿子送到当时伊犁地区最好的学校，伊宁四中学习。怎奈“哈吉”身体不好，病魔缠身，两次休学后，读到初六六届时，被迫辍学，参加了工作。
“哈吉”脾气温和，性格儒雅，品质善良，才华出众。他个子高大魁梧，一米八几的块头，加上浓眉大眼，身材挺拔，琴棋书画都有一手。我们不但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又在一个车间一个班一个宿舍，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我们俩的共同爱好很多。
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我俩都热爱学习，渴望追求知识。那时，文化书籍实在太少，我们总是千方百计搞一些小说，报刊，杂志，甚至是传单小报交换着看。每当夜深人静，便是我们彼此交流观点，相互诉说心得的时候。
长期的彼此交心，我发现他知识非常丰富。从锡伯民族的西迁，到土尔扈特的东归；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到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莫扎特，契科夫，萧伯纳，柴可夫斯基…这些名字，他们的作品，我大都是第一次听说。他甚至告诉我国际上有一个世界杯足球比赛，巴西有个球王贝利，这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六十年代，我们这些青年人闻所未闻。
听到他的这些知识，我总是一边好奇，一边半信半疑，有时候还无端与他争论。而“哈吉”每次都是淡淡一笑，一付谦卑的样子。
从“哈吉”那里，我还学到好些锡伯语言：你好——西火是拉，谢谢——巴呢哈，快快走——糊涂糊涂牙吾，朋友——古主吾，女孩子——散吉，父亲、母亲——阿麽、额妮。等等……至今难忘。
一段时间，我开始热衷学习手风琴。“哈吉”不知从哪里搞来两样乐器，交替着与我协奏。其中的“吉他”我倒是认识，可是另外一件，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笑眯眯地介绍说，这个乐器叫“曼陀铃”，是意大利产品，八弦四组，外型如杏仁，意大利语就叫“曼陀铃”。他进一步介绍道，这琴声音清脆美妙，空灵干净，古典味道浓厚，尤如银铃一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音乐大家都很喜欢。于是，我也跟着学会了“曼陀铃”。
七十年代初，独钢开展矿山大会战，领导把我与他抽出来办《矿山战报》，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极为罕见的官方小报。我是总编辑，他屈居副总编。我们俩拿出过去学会的本事，除了积极采访编写稿件，我负责排版，编辑，刻写；他负责插图，美术，印刷；一周一期的小报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受到两派群众和领导的一致好评。
“哈吉”的才华和为人，受到许多姑娘的青睐。可是，他却偏偏看上了一位来自油城克拉玛依独山子矿区，聪明能干的回族姑娘。在当时，世俗的习惯，民族的差异，信仰的不同，家庭的阻扰，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对女方，非常不容易！但是，在爱情面前，重重困难都显得苍白无力。他俩携手并进，弟兄们倾情相助，美丽如画的巩勒斯草原上，新疆也罕见的一对锡伯，回族情侣，终于囍结连理，传为佳话。
另外一件值得提及的事，却鲜为人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川画家罗中立的一幅油画《父亲》，震惊全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郭建正看见后，深有感触，思忖再三，提笔写下了一篇关于油画《父亲》的文章，历经周折，寄到了作者罗中立的手里。
罗中立读罢，受到极大的震撼，很快给“哈吉”回复了一封长信。内容大意是，这篇文章是对作品《父亲》最细腻，最真实，最深刻的诠释，是作者难寻的知音，并希望有机会与“哈吉”相见，共同探讨人生。
可是，如“高山流水”中的伯牙与钟子期，“哈吉”与罗中立不可能相见了！
也就是八十年代初，我在克拉玛依突然接到一封来自独山子的信，娟秀的字体出自“哈吉”的妻子，信的第一句话就是：
“惠俊：郭建正走了，我怎么办呢？”
如五雷轰顶，我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怎么可能呢？“哈吉”体弱多病我是知道的，没想到，他竟然在创作一幅画的过程中，激情肆溢，彻夜难眠，支气管扩张旧病复发，永远离开了人间。
“哈吉”，我的兄弟，你正当人生如日中天的年龄——三十五岁啊！
三、美妙音符上的“哈吉”——关恒真
关恒真是新疆新源县文化站的一名干部，比我大一些，今年应该七十出头了！
我们的相识，是通过体委教练李光明。
七十年代初，我去克拉玛依庆祝革委会成立，为上千名与会代表在舞台上进行乒乓球表演赛。回到伊宁市时，正直伊犁地区举办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大型乒乓球比赛，地区各县市非常重视。
李光明知道我是乒乓球爱好者，但是并不知道我打得怎样？可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出于对集体荣誉负责任，光明冒着风险，毅然推荐了我。我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为地区争得了荣誉。
回新源以后，我便成为乒乓球队的正式成员，并且担任了业余教练，隔三差五，或者每临比赛，我便被抽调到城里去。文化站大名鼎鼎的关恒真，就这样由李光明介绍认识了。
恒真也是锡伯族，虽然不是手风琴科班出身，却拉得格外出色，不逊于专业水平。他的指法很有特点，大概是过去习惯拉“巴扬”的原因，无名指与小指用得不多，却正适合演奏那些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曲调。欢快跳跃的曲子与同样欢快跳跃的三个指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恒真独特的演奏风格，令人赏心悦目，这是许多科班出身的手风琴手也叹为观止的。
恒真与我认识的其他锡伯“哈吉”一样，娴熟汉、维、锡伯三种语言，俄语也懂一些，据说锡伯族人生来就有语言天赋。他待人谦虚和善，为人忠厚老实，热心帮助别人。那时，我正在学拉手风琴，他正好是我的老师。
每次到新源，我们总是要找机会一起聚一聚，恒真也总是要给我教一些手风琴的技巧和知识。尤其是演奏少数民族曲目，如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中的“吉尔拉”，“琴木拉克”，那曲目前奏中的欢快引子，那曲目中间自己加的“花子”，真如万马奔腾，激流澎湃，令人叫绝。
这样，我不但学到了一些特殊的技巧，还学到了好多曲目。
同时，恒真也让我们把自己知道的，或者新学的一些民族曲目拉一拉，遇到好听的，特别的，他一边纠正我们的指法，一边在心里暗暗酝酿，很快，通过他的再创造，一首焕然一新，优美动人的曲子便赫然问世。
一次，我与李光明拉了一首从乌鲁木齐新学的“库尔班大叔来到二道桥”民间小调，那汉维相间的语言唱法，加上从“1——6”的音域跳跃，一下子使他兴奋异常。他让我们反复演奏，不耻下问，老师居然虚心地当起了学生。
我们新学了一首维吾尔歌曲，名叫“离别”，低吟着唱给他听：
离别了啊我亲爱的亲人
白色的天鹅啊展翅飞翔
心里像晴天遮盖着浮尘
黄昏时不知落什么地方
我现在戈壁上数着脚印
我的心像落叶飘飘荡荡
你是否独守着天上乌云”
你的心啊是否和我一样”
歌声委婉，低沉，带有一点忧郁的独白和伤感长调，富有维吾尔歌曲中特有的“哦，呀，唻！”
恒真听了，默默无声许久，眼睛似乎噙着泪花。
我们知道，他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可是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伴侣。平时，只见他乐观豁达，无忧无虑，从来不向我们提及这事。也许，在他充满音乐的胸膛里，无时不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深埋着一颗多情的种子。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二零零四年，我在尼勒克县挂职，到新源县进行访问。县里几位领导请我吃饭，席间，我特意打听关恒真的消息，可是，在座上上下下十几个人，竟然没有一个认识。我又试问他们，知不知道七十年代，曾经辉煌伊犁地区多年的“新源乒乓球历史”，一桌人竟然哑口无言。
呜呼！人世沧桑，斗转星移，美好的过去成了空泛的记忆。
那个美妙音符上的“哈吉”——关恒真在哪里？你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