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你现在正读的是安然的新作《囚起来啦》。

   事实上我一直在犹豫是否该写下这个故事。唉,去年夏天蝉子叫的时候,我就想着动手了,却由于种种原因耽搁到现在。此刻我在键盘上敲下这几行字时,窗外有只孤蝉正躲在它该呆着的地方长吁短叹,窗框剪出的一朵云儿正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发呆,于是,我的故事闷了一年后,总算开始了。

   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在生活过后,总会有特别重要的一两件事埋在心里,像埋了个地雷,导火索却捏在命运的手里,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引爆,这要有合适的机会。有的雷,碰不到机会,时间一长,岁月的河水就淹湿了它,锈废了它,就成了哑雷,虽然心田里有些不畅达,但毕竟后果不大。又有的雷,莫名地就在某个时候炸了,这是天时。若是地利人和配合不当,瞧着吧,这炸雷,嘿,不把人的日子搅个昏天黑地才怪。

   命运就引爆了安应子心田里的这样一个地雷。

   安应子是我的大姐,大我十来岁。下过乡,喂过猪。喂猪的时候她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不喂猪,后来就真的不喂猪了。

   安应子的办法是“搞文学”。她搞文学前的名字不叫“安应子”,而叫“安应仔”。是我父母盼儿子的寄意。去掉一个单人旁,看起来更像是脱下了一件平俗的布衣。一个村姑变成了小家碧玉的样子。还有些日本味不是?

   她的所谓“文学”就是给公社广播站写广播稿,类似于“我为集体养猪忙”,“交公粮记”、“双抢好事多又多”这样的东西,她一直在坚韧地写着。写到第五十六篇的时候,公社书记来了,在村里的田边地头晃荡了几圈。这样我聪明的姐姐充满感情地写下了“王书记来到桃下村”,居然还在地区报上发了。于是我勤快的姐姐就成了她所在公社的“才女”,顺理成章地代替原来的广播员成了编辑兼广播。

   事情发展下去,安应子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候,是被抽调到县里的创作班子足足呆了三个月,写一个歌颂什么的歌词。这次经历让她突然抬高了对自己的认识,她以为自己到底是具有“才女”之份的,迟早会弄出点名堂来。她冇想到就是此时在心田里埋下了一个地雷。她不止一次地在我们面前回味过这段辉煌。但请原谅我真个记不得具体的内容了。稍大些,就觉得奇怪了,不过是一首歌词,值得三个人写三个月?对此,安应子总是正色回答,那是一个大题材,蛮光荣蛮严肃的。她每次这样一光荣,我们就都很识趣地停了嘴。人活得本来就不容易,有点光荣的事发生过,至少可以让主人在活回到昨天的时候有份自得。这样,我就学会了很能尊重别人的光荣。说个笑话,八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跟了一个师傅,那时候兴写年终自我鉴定,我师傅从来不忘落下的一句话是:1964年因为工作出色,得到了省局局长的口头表扬。因为有了我姐姐在先,我对师傅的态度自然始终是尊重加悲悯的。我一直看着他这样写了有七八年时间,直到有一天他脑溢血去世,我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的可敬的师傅,总算从一句话中挣脱出来了。

   安应子回城后运气并不好,她分到了一个煤球厂。虽说是国营的,但蒙头罩面当黑人三个月后,她忍无可忍地直接奔向了知青安置办公室。鉴于她对自己“能写会写”的陈述和展示,她被重新安置,这回她进了一家饭店,当会计。当然还是国营的。饭店里有文化的不多,有文化又能写上几篇的更不多,这样我姐姐凭了吃苦争先在饭店里居然平步青云,十年下来竟升到了副总经理位置。当然这时的饭店已经不叫饭店而叫宾馆了,而且是我们这个旅游城市最大的宾馆。如果你稍加留心,就会发现在全国各个宾馆(尤其是前国营前集体身份变迁过来的服务场所里)类似于我姐姐这样子的“经理”不少,短发,职业套装,身体偏胖偏矮但不致影响形象的干练,说话像阿庆嫂,酒桌上能痛快地和男人叫板,手脚麻利,蛮有自信,总是喜欢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指挥手下。

   当副总经理的油水之大这里就不说了,总之很有几年安应子沉浸于权势带来的享乐里,她已经把缪斯忘了。

   事情是由一次体检引起的。

   安应子拿到“心脏早搏”的结论后,心里早年埋下的一个地雷轰地就炸开了。

   她摸着炸得七零八落的心起码有一个月没睡好觉。一个月后,宾馆里的股份改制开始了,要大量裁员换血。她痛痛快快地就交上了病退申请。那年她才四十出头。她交出申请后一副万事放下的轻松,很富足的模样,像是拥有了整个世界,走路都是哼着小曲。多好呀,太阳又是另一个太阳了,新生活在向她招手了。

   二

   安应子交申请时大家都觉得可惜,好歹也是一个官,下岗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头上。她就朗朗一笑,“我这不是身体不好吗,再像从前那样拚打吃不消了,我还指望多活几年哟。收入少就少点,命更要紧喽。”当然这是她对外的托辞,她对自己老公的说辞却是,“我都四十过了,半辈子拚拚打打吃了不少苦,而今我要为自己活了。”她对我说的又是,“一生世可以有几种生命,我不想让一种生命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蛮哲理的,是不是?但以我对她的了解,这话一定是她从哪本书上看来的。因为太深邃了,所以才不会是她的话。

   老公孙六根自然是不同意,儿子正读名校高一,每年费用不菲,突然间家里经济少下一大块,额外的油水也冇了,这缩水的日子过不成。他脾气本来就大,一急,火气就更大了,饭桌一拍,扔下一句话:“你要一意孤行我们只有散伙一条路。”安应子也摔了饭碗:“你从来就不理解我的心思,我跟你说什么也是对牛弹琴。”孙六根就从鼻子里哼出一声:“就凭你那点墨水,当作家?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

   安应子听了这话突然就闭了嘴,郁闷满腹,无从说起。她当然知道自己不是要当作家,而只是想迎合一种心灵诉求。我看大多数爱写上几笔的人也是出于用文字来安抚心灵,真正想成名成家的不会太多。一种爱好和成什么“家”挂上边,那就失去爱好的轻松娱乐的本来意义了,太累了。安应子在失眠的一个月间翻来覆去地自设自问,要是生命只剩下二十四个钟头我会干什么?在一个个答案排除后,她弄清楚了,答案是:码字。她最喜欢的是“码字”,她最想抓紧的事还是“码字”。她甚至不敢用“写作”这两个字,“写作”太神圣了,太专业化了,有些门槛太高的意思。但“码字”就是平民化的,土砖瓦房的,进出自由的,和别人的打球打麻将种花钓鱼没有太大区别了,形式不同而已,开心就好,死时没有遗憾就好。

   当然,安应子这样想,并不影响她相信自己有成功的能力。她安应子是勤恳能干的,当年她能凭写东西改变命运,后来又能凭实干事业有成,为什么现在不能把字“码”得漂亮再漂亮?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她闭嘴,是因为她不可能和老公说得清这些想法,语言某些时候在某些人之间是一种多余的摆设。

   散伙?怕什么。二十几年来她不是冇想过这个问题。当年孙六根从部队回来第一次和她见面,说好去看电影,他却让她一个人进去,自己在外面台阶上看两老头下棋,看了两个钟头。理由是因为他不喜欢看电影,虚情假意的,倒胃。她从那个时候就知道找错了人,却不知怎么还是嫁了。嫁了就嫁了,日子里却显然是少了点什么。这么多年来,孙六根在电视机厂好歹混出了个科长,却拿不出一篇文理通顺的文稿,她成了他当然的家庭文秘。有一次她应酬回家晚了,答应他的工作总结却不能按时交货,他壮着酒力竟然一顿拳打脚踢。她息事宁人哭求:“你不要打了,我马上帮你写还不行?”他恨恨地说:“不行,你没听老子的话不按时交稿就是不行。”当然安应子在鼻青脸肿下还是连夜赶出了稿子,但你一定想不通这样一个在外呼风唤雨的女人怎么在家里是这样一副样子?这就应了一句话: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病退报告批下来,安应子的日子突然变慢了节奏。心里空旷旷的,为一种梦想腾出了空间。多么富足多么珍奇多么奢侈多么美幻的一种空间啊,安应子几乎要为自己的英明山呼万岁了。

   安应子认为写东西前一定要多看书。她到地摊上一气买了六十多本港台女作家的小说,十块钱三本那种。她最喜欢的是亦舒,看人家把感情煽得那样细致到位,她的心里不禁酸了又酸,桌上的一筒手纸,也扯了又扯,泪水涕零间,竟把一些章节大段大段地背了下来。她在背书的过程里就理所当然地幻身成了女主人公,无比放肆无比幸福或者无比痛苦无比煎熬地享受甜美的爱情或凄楚的爱情。再把目光从书堆中抬起的时候,她就开始写自己的故事了。她想,人家也是女人,人家能把小说写得这么好,我也应该可以。上海有个女作家不是说过吗,女人不当作家真是可惜。注意,这时安应子的初衷已经变了,她想到了“作家”一词,这意味着她将来的“码字”行为不再纯粹了,功利了。她甚至更大胆地想,只要我肯努力,就能成功,成功了,就能摆脱孙六根那个粗俗的老公。

   三

   安应子和孙六根的又一次打闹发生在一个冬夜。

   那天出奇的冷,北风里夹着冰粒子,是南方特有的那种“熬雪天”。这种天气样子的冷是非要落一场大雪才能化解的。但实际上大雪越来越不喜欢光顾南方了,大雪对南方来说是个爱端架子的客人,扭扭捏捏的,即便屈驾光临,也不过小小气气地洒落一些零星的雪花。所以碰上这种天气南方人也只有无可奈何地“熬”着的好。比如我,这种天气里总是早早地猫进被窝,看看电视,吃吃瓜子,虽然无聊,却也是一种通行的“熬”法。

   我被我姐夫的电话从被窝里喊出时看看钟,已经十二点了。他说“你姐姐被我打出了家门,衣服也没穿,只在内衣外头披了一件风衣,我怕她会出事,你赶紧出去找一下”。我一听就气昏了头,我狠狠地说:“人是你打跑的,倒使唤起我来了。这么大冷的夜晚,我上哪里找去?”他那边照旧没好气:“你们不去找,出了事别怪我。”我就叫骂起来:“孙六根你混帐,这事我们跟你没完。”

   我摔下话筒后并没有出门,深更寒夜满街找人显然是不明智的。我想安应子总体是个乐观者,不致于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来。有了这个底线,我就安心地坐在沙发上等着她的到来,她还能去哪里呢?

   果然,半小时后,我姐姐嘴唇乌青,额角上干结着血块,脸色惨白,全身冰凉地抖颤着敲开了我的门。她已经冻得发不出一点声音了,只是无休无止地垂泪,我只好一言不发陪着她,一宿无眠。

   第二天下班回来,在床上躺了一天的安应子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她坚持要回去,我也认可了她的“贱”,没有要强留的意思。我说回去可以,但你总要让我晓得是回什么事。

   这一问她就来气了。她重重地一屁股坐下,声音听起来很干涩:“我二十号要去鲁迅文学院面授,他不让。”

   “就是后天?那他的理由?”

   “要过年了,家里的年货卫生够磨人。再说前后要花千多块钱,不值得。”

   “就这些?”

   “我是有伴去。”

   “谁?”

   “市工会的周文博,原来和我在同一个创作班子的。”

   “这就难怪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姐姐明显不悦起来,她说着就抓起身边花瓶里的鸡毛掸子,居然狠狠地扯出一根根鸡毛来,“你怎么和你姐夫一样歪啊?昨晚我约人家老周到我家指教这次面授要交的作业,你姐夫开会回来见了就横竖不对,等人家走后就硬是闹到把我打出了家门。”她整个人陷进沙发,神情倦怠又郁愤。

   鸡毛在脚下乱飞。我想制止又转念,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随便她去。我顺手从墙角拿过一个垃圾筒,我说:“你不要弄飞得哪里都是。你写了个什么作品啊?”

   安应子就不扯鸡毛了。她说:“我带在包里呢,有二十万字,是以我自己为原型写的,我感觉过瘾得很,我自己是蛮满意的。写了我一年,这两个多月把我的手抄得呀,酸得不得了。”她这样说着时就像在喝正牌红牛,聊赖不见了,伤心没有了,死灰潦草的脸色开始泛出红晕,几分钟前还木渣渣的眼睛竟然有了一种亮光,表了一种情态。溢出一种生活的希望。

   被她的情态打动,我记得当时我是伸出双手接过她递过来的六大本稿纸的。我一翻,惊叹起来:“好家伙,你居然用的是印有自己名字的专用稿纸?”她也有些激动,她说:“是啊是啊,这样才像做事的样子嗦。我总共印了一百本,找熟人打了折,四块钱一本。不算贵吧?”她又扯起鸡毛来了,这回是为了掩饰得意。我心里很快做了盘算,文具店里的稿纸,也许不要两块钱呢。这排场讲得……

   安应子在快乐地掏出她的东西后又改变主意不回去了。她几乎是讨好似地拿起我的手,不断地摩挲着,说:“妹妹你是中学老师,你帮我看看,提点意见?”她望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期盼和不容拒绝。这天晚上我就只好翻起了她的小说,题目蛮大,叫《风雨人生路》,但我在勉强翻完三分之一后再也看不下去了。唉,我的老姐呀,形容词成堆,感叹号成篇,句子陈旧又华丽,像个老姑婆穿上了红衣绿裙。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通篇的文革腔,这里抄下一段大家看看:华泰宾馆流光溢彩,昂贵的大理石地面熠熠发光,水晶大吊灯十分绚丽,轻音乐余音袅袅,客人川流不息。她神采奕奕地走进大厅,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望着这繁荣昌盛的一切,不禁心潮澎湃,啊,这就是我的事业所在!这就是我的拚搏天地!

    安应子显然没有觉察我在敷衍,她急切地在一边问个不停:“感觉怎么样,不错吧,我写的时候可是一直不能平静心情的,你有没有觉得感情特别真挚丰富?”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真话是说不得了,对于一个真正搞文字的人,你可以一针见血;但对一个附庸文字的人,你捅了她也没用,功夫就那样了。所以我说:“是不错啊,你到了鲁院不是还有老师当面点评吗,那才是专家呢。”

   天才知道老师给了安应子什么评价。但我猜得出一定是既不满口赞赏(这是不可能的),又不一棍打死,让人觉得只要用功就会有收获那种。我私下就收过不少钢琴学生,我就常常对他们使用这种伎俩,尤其是对那种不是“料”的学生,我明明教得发烦还要告诉其家长,“孩子认点真就能上去”。你想想啊,不这样说我上哪赚钱去?总归能算是个“料”的学生是凤毛麟角的。

   安应子那年的春节过得容光焕发,最大的变化是从北京回来后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她的南方血统的舌头笨拙地打着北方的卷,把听者的耳根都要累坏了。春天来到的时候,她的舌头慢慢伸平了,人也平和下来,说是要按老师的意见改稿。

   这一改就是五年过去了,五年里她去了五次北京。当然每次北京回来她的舌头肯定是有一阵子伸不平,我们都习惯了。最初的二十万字改到了十万字。原来的衣服穿在身上都大了一圈,她不再胖了,倒是显得有些羸弱了。

   还有一个变化她变得过份敏感了,某个人针对某个事物表露一种言行,她总爱琢磨这是为什么?弄得眼睛发直目呆呆的样子,眼神空茫茫的不知在想些什么,这样大家都有些烦她了。她倒是振振有词,她说:“高尔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我把人琢磨透了,文学的功夫自然就上去了。”

   天哪,我这个老姐中邪不轻。

   四

   去年七月,当安应子来跟我借钱说又要上北京后,我的先生含蓄地表示出了不满和不屑。

   我先生说:“安然,我办公桌对面的老林出事了。”我说:“那样一个老实驼子能出什么事?”他说:“他正闹离婚呢。”我使劲抖着手上的衣服说:“你幸灾乐祸不?”,他接过去晾起说:“不是,我只是很奇怪。”

   老林前两年搞起了绘画,最近却突然变得整天魂不附体,弄得大家很奇怪。尤其是他老婆,总以为他有了外遇,三天两头少不了盘问盯梢。闹了半天,原来是对画画太过入迷,宣称要不惜一切追求艺术。别人听了快意一笑,他老婆却一副痛不欲生模样,她老婆说:“有了外遇,总会因年老体衰而回头,和艺术谈上了恋爱,就无可救药了。日子没法过了。”

   我先生坏坏地笑说这个故事,我警觉起来,我问:“你是说我姐姐无可救药啦?”他把最后一件衣服晾起后,很老外式地耸耸肩,从鼻腔里发出两个音节:“嗯哼?!”

   安应子这是连续第五次去鲁院参加面授了。事实上这种短期面授班已经退化成市场经济催化下的产物,学员三教九流,上至百万富翁,下至文疯子,什么人都有,不排除有内中高手存在。文学本来就是一种与个人悟性相关的东西,悟性高的,点拨点拨就上路了。悟功低的,又不幸迷上了这门艺术,那就像一个性无能的男人爱上了一个柔情又风骚的女人,弃之不甘,拥之不能。还像一个人误入了魔法师布下的迷魂阵,钻进去了,明明是个囚笼,自己却不知道,只是自甘自得很唐·吉诃德的样子。

   很不幸,我的姐姐安应子属于后一类。

   我接到鲁院的电话是在姐姐走后第五天。电话里有个温雅的男声问:“请问是不是安然?”我忐忑地说:“是。”对方又说:“安应子是不是你姐姐?”我肯定地说:“是。”对方说:“非常抱歉,她生病了,现在被我们送进了医院,你能不能来一趟。”好在是暑假,当老师最大的好处是有两个假。我赶紧找关系买了中途站的六分之一卧铺票,揣上了一万块钱,于第二天早上赶到了北京。

   其实安应子的经济状况在病退后是一落千丈。先是我的姐夫,那个电视机厂的科长因为厂子倒闭下岗,一时要面子闲着不愿去找事做,一闲就闲了三年多。后来儿子不争气,大学没考上,花了不少冤枉钱,求爷爷告奶奶弄了个自费。加上安应子自己心脏不好,长年少不了寻医问药,到了去年,一家子的全部积蓄都几近花光了。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样安应子和孙六根之间的抱怨和折腾没完没了。有几次孙六根是恨不能把老婆的稿子烧个一干二净,但由于自己吃的正是老婆的病退工资而不得不有所收敛。安应子呢,抱着自己的《风雨人生路》倒实实在在地感觉出一点风雨飘摇的况味了,不知道在每次吵架过后有冇一点后悔?要知道她的那家宾馆股份制后居然上了市,职工们捏着手上的内部职工股没少进钱。她却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捞不着了。

   当然,她捞着了一个虚渺的文学梦。至少她在精神上是富足的——其实我对这个说法的把握不大。

   我赶到医院时安应子还冇脱离危险。她心脏病发作的原因说不清楚,可能是劳累过度。她为了省钱,一天一夜的火车连硬卧都不舍得买,到校后又连十六块一夜的床位都不舍得住,竟荒唐地要求不要铺盖只睡光板床,学校磨不过她,只好只收她十块一晚由她去。同寝室的蒙古女孩过意不去非要给她交上另外六块钱让她有席子和毯子,她却出于自尊死活不要。也许不全是这个原因,听说老师在看到她的第五稿《风雨人生路》后,大为感叹和不安,老师说“安应子同学你这么多年的心血我们都一路看到了,确实进步不小。但你其实可以尝试写些小散文的,那里面也有文字之乐呀,而且容易成功,现在报纸副刊多的是”。话说得很委婉,安应子听起来却像是一把刀扎在心上,她到底明白自己是失败了。她明白过来的代价是住进了医院。

   我在医院陪了姐姐半个月后,又陪她回到鲁院的319宿舍收拾东西。这天正好她参加的那期面授班也结业了,来自各地的文友们正相互道别回家呢。

   这是一个扬着轻风的早晨,窗外是一片工地,工地的角落有几株瘦弱的苦楝树,几只小鸟藏在树上闹喳喳地发出啁鸣,几声狗吠稀拉拉地传来,还有阵阵蝉子的长吟唱得人心里竟有些烦。大病初愈的安应子拿着那三大本抄得工工整整的小说稿,顺手就要扔进门口的垃圾桶,我一把抢过来:“你这是干嘛呀,好歹是自己的心血呢。就当是个自传,留给后人看看也有价值呀。”我姐姐一听就落泪了:“心血?这玩意把我全身的血都榨干了,我陪不起它了。”我能理解她的心情,但我不能说点什么来有助于她开心,干脆就不吭声了。

   去食堂吃饭时,有个操着河南腔,赤着上身,穿着大花裤衩,踢着双破拖鞋的汉子和我们坐一起。安应子看来和他很熟,他苦着脸说: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一分钱都没了。”我姐就问:“那你怎么办?”汉子说:“随便找个工地,打几天短工,就能弄上买票的钱了。”我姐一听眼圈竟红了。汉子离去时,她对我说:“我想给他点钱。”我点点头。她就叫住了那人,她对那人说:“你去找事做总不能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啊!”就掏出了三十块。那人说:“不要这么多,五块就够了。”安应子叹口气:“万一你这两天找不到事做,吃面条的钱总要有啊。”汉子突然就激动起来,说:“大姐你真是救命菩萨啊,你给我留个地址,等我到家有钱了给你寄去?”安应子摆摆手,摇摇头:“唉,都是……,提什么还钱啊。”

   五

   故事说到这里该结束了。

   其实我一直被结尾为难得不行。事实上生活中的我根本没有这个姐姐,安应子纯粹是我虚构出的一个人物,我在小说中喊她为姐姐足以证明了我对这类人的偏爱。谁要我也是这类人中的一员呢,所谓惺惺相惜嘛。生活是个圆心,从圆心出发的半径可以有无穷条,这是否意味着我的小说也可以有无数种结局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现实是结局只能有一种。

   想想吧,如果你来写这篇小说,会给安应子一条什么样的出路?

   而我,最后要说的是,结束这篇小说时,我给小说的原型,一个远在大兴安岭的独眼男人打了一个电话。这个男人,写瞎了一只眼睛,写出了一摞比他还高的作品,写了整整二十年,从来没有一个字印在纸上,从来没有一分钱稿费收入。他不在,电话里他的儿子告诉我:“我老爸开了个排档,生意忙哩。”我说:“他还写小说吗?”他儿子说:“不写了,再写下去全家都要饿死了。”

   我放下电话突然就若有所失了,不知为什么。但几分钟后安应子的结局也就有了。

   现在,时光飞逝到了三年之后。

   安应子开小饭馆赚了一些钱,她花了一万五,托人弄到了书号,《风雨人生路》终于面世了。她给我送书来的时候,郑重地告诉我,等赚满了二十万块钱,就把饭馆转手,买一台电脑,再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囚起来啦》。

   你是否认同这个结尾?有什么想法,别忘了给我发伊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