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夕

  七夕,是鹊桥相会的日子。这个夜晚看起来有些喜庆,但是,这是一整年的凄凉等待换来的。

  爱情的神话,只适合于在文学作品中演绎,一旦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旦成了吃喝拉撒睡的现实生活,一切的浪漫都会黯然失色。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想过情人节的人们,如果你天天给他情人节过,按照人的通常表现猜想,一来呢,他会腻歪;二来呢,习以为常会蚀掉所有的激动与热情。

  “七月七”,在我的印象中,有两点曾在乡村的记忆中留存。第一点,以前的乡下人,从相亲到成亲,是有一个过程的,不像现在,快餐式的闪电婚配。过去,对准备婚嫁的人家来说,农历的“六月六”与“七月七”都是约定俗成的好日子,都会有一些与成亲准备有关的动作。比如,“六月六”如果是好天气,就会“晒嫁妆”〔家乡方言叫“晒陪纺”,我是按读音写的,实际没见过那三个字。〕,估计一是怕嫁妆经过三四月份的潮湿在柜子里发霉变味;二来呢,也是在向乡亲们“秀”自家姑娘的手巧——那时的嫁妆有许多是由姑娘自己制作的。第二点,是先祖母说的,“七月七”是“乞巧节”,是姑娘们的节日,据说有一定的仪式,要引天上的仙女下凡。因为只有朦胧的记忆,详情都遗忘了。

  七夕鹊桥会的概念,来自于语文课本。就是讲牛郎织女的那篇,记忆犹深。将牛郎与织女的故事选入语文课本,对这个故事的宣传效应可想而知。许多七夕的概念都发源於此。

  (二)牛郎

  牛郎,原本是神话故事里的一个普通人物。不知道什么时候,“牛郎”这个词的意思发生了变化,成了“男公关”的代名词。就像当初“小姐”是对高门富户里未出嫁的女孩子的尊称,现在却成了“失足妇女”的特殊代号一样。

  牛郎和武大郎,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仅从字面看,要找相似点,可能还是有的,那就是——他们都是“郎”。从文学深层次看,牛郎和武大郎其实是有相通、相似之处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相通与相似,不是字面的,也不是表面的。牛郎和武大郎的相通与相似,在于牛郎有个织女老婆,武大郎有个武松弟弟。这种境况的产生,实际是创作者对于民众“补偿心理”的一种利用。说好听点,这叫心理满足;说不好听点,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意淫。武大郎是弱势的市民,会被各种官方、无赖或者官方与无赖相勾结的势力任意践踏、欺侮。这样的社会身份,使得武大郎根本没有任何释放怨恨的机会和出口,所以,作者给他一个英武神勇的弟弟,可以打死、杀死那些恶人、坏人。通过武松,为武大郎一类的人,塑造一个情绪的出口,不至于压抑至死。牛郎是个放牛的穷小子,说实在的,他个人的吃穿用度可能都是个巨大的难题,更不要说娶媳妇了。再者,在门当户对理念的背景下,牛郎的通常命运,大约也就是娶个村姑了其一生吧。故事里的牛郎,却得到了一位下凡的仙女。这对许多穷小子来说,一个放牛娃都可以娶仙女,那么自己对高楼绣户里的大家闺秀有点想象,也是无可厚非的吧。牛郎的出现,给无数穷小子未来的婚恋有了巨大的幻想空间。

  (三)情人节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有了一种能耐,就是可以把一切事体完全娱乐化。从历史的角度看,专制枷锁下的灵魂,大约会有两个结局,要么沉默至死,要么娱乐至死。国人今天的全面娱乐,猜想或许是所谓“二千年封建统治的遗毒”没有廓清,猜想归猜想,实情如何,我不想深究。

  上述这种能耐,其表现之一就是:除了清明节,凡一切进口的“洋节、本族的“土节”,国人都可以把它过成“情人节”。

  西方的“情人节”,严格意义上说,是基督徒对“正义”和“爱情”的纪念,是对因“正义”和“爱情”而牺牲生命的某个人的敬仰和尊重。这里面有宗教、有斗争、有爱情、有死亡。当“情人节”在基督徒以外的民众中流行的时候,这个节日已经脱去了宗教的外衣,完全世俗化,没有了血腥,满含了浪漫。

  在中国众多的节日中,没有明目张胆以“情人”二字来为一个节日命名的。这是中国人含蓄、男女大防、传统礼教等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

  在“情人”这两个字泛滥之后,“情人节”的内涵也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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