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6868069700686.jpeg      离开南疆麻栗坡30年了,回想在战场的点点滴滴,彷佛昨日。那段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建立起来的最真诚、超越一切、最纯粹的人间至情,将伴我走过人生,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

      30多年前,我从中国作协湖北分会直接奔赴云南麻栗坡,在某师政治部宣传科从事战地宣传报道,真实感受到了老乡战友情谊的可贵。那一大批甘洒热血写春秋,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南疆、誓死捍卫祖国尊严的铁血军人,热心快肠、乐于助人,对我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是我至今难忘的生死兄弟。

      记得刚到宣传科那会,组织科湖北籍干事散俊峰,得知我是从家乡来的,为方便我与老乡战友们的联络,专门给我列了一份我集团军连以上湖北籍干部的名单,并注明在哪个机关、哪个师、团、营、连,具体职务。通过这份名单,我联系上了许许多多的湖北籍官兵。

      集团军副军长谢昭义,湖北随州人,1953年入伍的老兵。部队进入云南麻栗坡前,才从兄弟部队调入。他不抽烟,古诗词写得很好。我每次想去军部,电话打过去后,都能听到他高兴的声音:“欢迎欢迎,你拦一辆车直接过来吧。”有次我去他那里,恰逢他从船头检查军备回来,他特意将一首刚写完的咏船头格律诗给我,还叫军作训处的老乡参谋闻益群为我复印了许多材料。部队回防前,不少湖北籍干部想转业回地方。大家都知道我经常往谢副军长那里跑,想通过我和首长沟通,争取转业的机会。谢副军长听了我的汇报后,爽快地答应了,叫大家一起去军部。我们到达后,他亲自开门迎接,热情地端上水果,还拿出一条烟叫我发给大家抽,拿出笔来叫大家把各自的名字、家乡(市县)、职务、部门、军龄写下。他像慈父一样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官的架子。后来,谢副军长调到天津警备区担任副司令,被授予少将军衔。

      师政治部主任刘道湘,1968年入伍。虽是江苏建湖人,却是湖北襄樊女婿,也算是半个老乡。我到部队后,他把我安排在宣传科,和安徽蚌埠籍宣传干事黄云龙一起,为师政治部《威震南疆》、《东山盘龙》两部记录片撰稿。无论是到芭蕉坪前沿阵地检查工作、慰问一线官兵,还是到麻栗坡一中视察,或是到军部、云南前指开会,观看步兵某团突击队的战前演习,他都会带上我。每次师部来了地方慰问团,他都叫我坐在他身边作陪,还给我封了一个“师高级陪酒员”的头衔。江苏省慰问团到老山慰问那次,刘主任在军部喝了3斤白酒正打点滴,听说家乡的慰问团到了,拔掉针头就往师部赶。1987年元旦前夕,我们将战斗在云南麻栗坡湖北籍官兵给家乡人民拜年的那封电文交给他后,他仔仔细细地审阅、认认真真地修改,直到满意才叫人加盖政治部公章,交给我们。他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我在战地写的那些报道和文章,也都是经他审阅修改后,加盖政治部公章寄出去的。师后勤部有位协理员,是搞摄影的。他有次对我说:“你们刘主任和我同一年出生,同一个村子,同一年进学校读书,同一年入伍。他现在是副师职,我才副营职。”我想,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与他干练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刘主任后任军政治部副主任,我一直以为他能被授予少将军衔,没想他在大校位置上就退休了,实在有些遗憾。

      某团团长秦天,祖籍湖北红安,父亲秦基伟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我所在部队即将从云南麻栗坡回防时,升任国防部长。父亲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时,年仅十多岁的他就缠着父亲要当兵。秦天非常有军事头脑,陆军的各种武器,样样精通,枪法也不错。他喜欢看国外的战争片,说能从中学到很多战略战术。他的团指设在一座海拔仅208米的小山,里面是溶洞和坑道,是集团军轮战时最靠前、最危险、地势最低的团指挥所。据说,敌特工曾乘黑包围了这个团指挥所。秦团长临危不惧,果断指挥,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并坚持不把团指挥所迁移到上级认为安全的地方。我给他打电话,说想去他们团去看看。他二话不说,给我们师政治部刘道湘主任打了一个电话,就派车把我接到了他们团指。到达他们团指那天,有幸巧遇全国著名射击英雄、我们军原副军长魏来国和某师师长马立达。还受他的委托,与他们团的一位宣传干事到后方医院看望湖北麻城籍新战士朱永明等伤员。他这种置生死于度外,对家乡人有着深厚情谊的部队主官,十分的难得。秦团长现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副司令,中将军衔。

      某团政治处宣传股长张国齐,湖北黄冈人。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麻栗坡芭蕉坪有所特殊学校的《帐篷小学校歌》,就是他在士兵教师王玉峰原作基础上修改的。这首歌,经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作曲家谱曲后,由帐篷小学的学生唱到了北京。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在军部的《胜利报》和师部的《南疆卫士》及地方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诗歌。我所在师原准备在八里河东山方向举行一次大的军事行动,他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突击队员之歌》。1988年元旦前夕,我向他提议,能否联络两个师的湖北老乡,以全体战斗在云南麻栗坡湖北籍官兵的名义,给家乡人民拜年,表明我们誓死捍卫祖国尊严、坚守国门的决心。张股长听后,十分高兴,叫我先拟一个初稿。然后,我们通过电话一个字、一个字地探讨。这封电文,经师政治部主任刘道湘修改加盖公章发出后,发表在1988年元月13日的《湖北日报》上。

      与张股长同一个团的连长杜崇华,和我同为咸宁老乡,是崇阳县城人,父母均为银行职员。在那次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前夕,他担任团突击队长,被提拔为副营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战了。1979年,他曾参加那场局部战争,后提干上军校调至该团。他也是部队回防前期要求转业的,我们去谢副军长那里时,他在前沿阵地,没有和我们随行。但在他们演习的那次,我随刘道湘主任去观看,认识了《打靶歌》的作者刘薇老师和《十五的月亮》的词作者石祥。刘薇老师到我们师驻地坪寨,专门找到我,千叮嘱万叮咛,要求我好好学习,还送给我一支笔,让我把南疆将士血染的风采记录下来,铭刻在心里。刘薇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令我一辈子都难忘怀。也十分感激杜崇华大哥,为我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让我认识了这些享誉军中的老前辈。

      难以忘记的,还有师通讯营一排长刘忠刚、师后勤部油料科的龚建国科长、前指汽车排排长凃德勇,侦察科、军务科几个当参谋的老乡。刘忠刚是武汉黄陂人,通讯营里最忙碌的排长,管着总机班的一帮女兵们。由于都在师机关,我们互相走动频繁,关系自然处得不错。张股长和我起草,经师政治部主任刘道湘修改加盖公章的那封电文,代表着全体战斗在云南麻栗坡湖北籍官兵对家乡人民的承诺和决心。我找到刘忠刚后,他要了半天的地方线也要不通,随即拉着我去找同是武汉人的师后勤部油料科的龚建国科长和前指汽车排排长凃德勇。当时,师部的小车已经全部开出去了,凃德勇就开来一辆卡车,龚科长立刻将油灌好。在没有人开车的情况下,眼睛有些近视的凃德勇只好亲自开车。从师驻地坪寨到麻栗坡县城,只有30-40公里,那天的雾特别的大、也特别的浓,能见度才5米。凃德勇开着大灯足足开了3个小时,才到达麻栗坡县邮电局。一到邮电局,我立即填写电文。龚科长不仅为我们去麻栗坡县城发电文加油,拉那几个想转业的老乡们去军部找谢副军长,也是他联系的车、加的油,他还隔三差五地送烟给我。张股长、杜崇华、龚科长、刘忠刚、凃德勇,侦察科、军务科几个当参谋的老乡,都像大哥哥一样地关照我。那次侦察科和军务科的这些哥哥上老山主峰,想我独自上老山不易,去主峰的机会几乎为零,特意叫上我一起同往。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永远的老山,永远的麻栗坡》这篇文章。而我那无穷的思念,则伴着时间的周而复始,越来越浓烈。

      部队驻防麻栗坡期间,还有几位湖北籍新兵经常去看我。

      宣传科的后面,驻的是师侦察连,1986年11月从黄梅入伍的袁帅军和柯鹏,经常往我那里跑。袁帅军是通信员,显得比较腼腆,像女孩子一样有些害羞,每天跟在连长、指导员后面跑。柯鹏是战士,胆子比较大,活泼好动。他们有时一块来,有时单独来。受连长、指导员的委派,他们请我帮忙给侦察连写过材料和文章。防化连的通信员是湖北天门人,好像姓陆,后改任连部文书。不知道他们咋知道我为侦察连写过文章,也请我为他们写。当然,每次为他们写,总少不了喝酒,“棒子、老虎、鸡”地挥舞一阵。我当年在麻栗坡照的照片受了潮,没有一张被保存下来,袁帅军发现他还保存了三张有我的照片,就立即通过QQ发给了我。这三张照片,是我目前惟一在麻栗坡的影像记录。收到照片的那一刻,我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从好。

      部队回防后,我进了武汉的一家报社。几年后,我来到海南,而且一呆就是20多年。在这些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当年那些在南疆浴血奋战的战友,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和他们一起再次把酒言欢。

      在漫长的等待和思念的煎熬中,我千方百计地找寻他们的信息。2002年,我买了电脑之后,就利用当时只能拨号上网的便利,查找他们。2007年,我在注册QQ后,无意发现了“老山兰”论坛。通过“老山兰”和其他渠道,我联系上了包括秦天、袁帅军、王红青、谭国兵、刘忠刚在内的许多老乡和其他省市籍的战友。我去深圳采访时顺道拜访谭国兵,他抢着去买单。刘忠刚一再打电话,回湖北一定要武汉聚聚……他们每人都在电话里,邀请我得空时去做客。从他们那恳切的言语和回忆过去的唏嘘声里,我感受到了情谊的珍贵。

      1979年参加那场局部战争的老兵、孝昌县的余仁俊大哥出版了《战火岁月》首版和续版后,在此基础上着手编辑《战火岁月》珍藏版之《利剑出鞘》《威震南疆》《铁血军魂》。我不仅为部分老兵写文章,还发动王红青、谭国兵写。征稿后期,余仁俊大哥将所有稿件的修改、校对、分类、均衡字数的任务交给了我。在他的征稿里,我发现有张国齐股长的作品,就立即和张股长联系。记得1989年,他与我写的诗歌,曾巧合地出现在同期《国防教育报》的同一版面。意外获得张股长的消息,我特别的高兴。2014年5月,我接到他寄来的新作《遥远的浪漫》,便自告奋勇为他写书评。书评在《黄冈日报》发表后,我又将其发到“江山文学网”。张股长告诉我,师宣传队的副队长王爱丽和烈士王爱军的姐姐王爱新及杜崇华大哥都转业在武汉,我若去武汉,就把大家叫到一起坐坐。那种分别20多年,急于见面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不仅如此,张股长还发动他一个团的战友徐建民和杜崇华大哥的爱人——武汉市沈阳路小学高级教师乐玉芳写稿,记录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一直以来,我都有再回云南麻栗坡,看看和战友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的心愿。2014年4月,我和余仁俊大哥与黑龙江作家李景春应曾浴血疆场的《云南政协报》主任仁杰(肖永标)大哥之邀,如愿回到了那方热土。麻栗坡县政协的领导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专门提供一辆越野车,为我们寻找过去的足迹提供方便。当时,我就想,要是我们这些生死的战友都能相聚在麻栗坡,那又是一番怎样的场面?我的脑海,一遍一遍地过电影,过去的一切,仿佛昨天。

      回到海南后,我写下《永远的老山,永远的麻栗坡》一文,发在QQ空间里,并发在江山文学网参加他们举办的首届“雀之巢杯”八一有奖征文活动。没想到,此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点击率超3万人次。不少战友看到文章后,纷纷给我打电话、发微信、QQ对话,回忆了很多当时的情景,补充了大量的资料和照片。这篇获得征文一等奖后,我对文章又进行了修改,将他们补充的资料,加到了文章里,并要求《战火岁月》珍藏版的排版人员替换稿件。

      我的家乡湖北赤壁,是著名的“茶乡”,亦是“万里茶道”的源头之一。2014年11月8日,第二届“中国有机农产品展销会暨中国青(米)砖茶交易会”在赤壁举行。此前,组委会决定举办首届中华“赤壁砖茶杯”诗文大奖赛,面向全国征稿。我投了一篇题为《最是难忘故乡茶》的散文,意外获得银奖。在得到通知要求我回赤壁领奖时,我就和爱人计划,活动结束后,到武汉拜会我曾在云南麻栗坡并肩战斗、分别了26年尚未见面的战友。

      亦或是时间紧凑,亦或是我急于见到战友们,未等10日的活动结束,我就和爱人、二女儿在赤壁登上了当天上午8点多的高铁,半个小时左右抵达武汉。余仁俊大哥把我们接到《战火岁月》珍藏版样书输出和装订的地方后,我看到时间还早,就分别给张股长和刘忠刚打电话。张股长时任武汉市江汉区科技局局长,得知我已到武汉,特别高兴,说晚上叫上杜崇华大哥、1979年参战的胡平大哥、战斗英雄吴建国烈士的妹妹吴建军以及王爱丽、王爱新一起聚聚,并叫我通知刘忠刚。刘忠刚是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的警察,我打电话给他时,他正在办案。他叫我把张股长的电话发给他,聚会地点确定后,他一定按时赶到。

      下午快下班时,样书即将全部装订完毕,张股长的电话就来催了:“不管样书了,我们都已经26年没见面,赶紧过来。”我也迫切希望早点见到他们,但这次回武汉,还有校对样书的重要任务,就坚持等书出来了才赶过去。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当年风度翩翩、意气风发的张国齐大哥、杜崇华大哥、刘忠刚大哥的头上已悄然爬上了白发,眼角起了皱纹,我不得不感叹岁月的无情。酒桌上,现已是武汉市中级法院资深法官的杜崇华大哥,仍像担任突击队队长那会,威风不减当年,猛打猛冲,酒斟得满,喝起来又多。散席时,他还硬塞给我几条烟。酒席是张国齐大哥私人掏腰包买的单,他不仅也塞给我几条烟,还非要安排我一家三人住宿。因我第二天要从武昌坐高铁赶去湖南,刘忠刚大哥说他家住在武昌,坚持由他安排,张国齐大哥便不再坚持但派人用车把我们送到住处。第二天一早,刘忠刚大哥拎来一大堆土特产,领我们吃完早餐后,一直把我们送到候车室才离开。

      2015年元月,《战火岁月》珍藏版首发式在湖北孝感双峰山举行。张国齐大哥、杜崇华大哥和爱人、刘忠刚大哥,专程从武汉驱车赶到,王红青也从邻近的汉川市赶来。张国齐大哥是该套书的副主编,杜崇华大哥是总责编,王红青是作者,刘忠刚大哥是我在文章中回忆的战争亲历者。三位大哥一再邀请我和爱人到武汉住几天,王红青也邀我们去汉川。那种诚挚的情感,令我和爱人十分感动。无奈我们出来的时间较长,加上爱人店里的事多,活动一结束,就返回了海口。

      爱人和她的几位闺蜜同学,每年都会结伴到全国各地旅游。爱人虽随我多次回湖北,却未到过三峡、神龙架、武当山。这年7月,她们商议一起到湖北旅游。我自1993年离开武汉,20多年中虽回过武汉,还出版了两本湖北旅游的书,但与旅行社打交道甚少。于是,就给张国齐大哥打电话,请他推荐一家熟知的旅行社。张国齐大哥接到电话后,十分高兴,立即联系旅行社,并将信息反馈给我们。行程确定后,张国齐大哥又打电话询问航班到达时间。10日下午,我们刚走出武汉天河机场,张国齐大哥和杜崇华大哥的车就已经在等候。两位大哥,一个是局长,一个是高级法官,却为我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兄弟当司机,令我受宠若惊。在把我们的行李送到宾馆后,两位大哥又到附近已经订好的酒店,为我们接风洗尘。15日下午,旅游行程结束回武汉的路上,两位大哥不断地打电话,问我们还需多少时间到武汉。到达两位大哥预订的酒店后,我惊喜地发现师后勤部油料科长龚建国大哥、烈士王爱军的姐姐王爱新也来了。自1988年5月与龚建国大哥转业前在坪寨一别,我整整27年没有他的消息。杜崇华大哥得知我与龚建国大哥在麻栗坡时接触颇多,特意把他也叫了过来。王爱新是烈士王爱军的姐姐,她在弟弟牺牲后与父母一起到过麻栗坡,我曾接待过他们。1988年我回武汉在报社工作时,专程去她在汉川的老家采访时,也见过她;《战火岁月》珍藏版中,我也多次写到她弟弟。多年未见的兄弟姐妹重逢,大家都特别的激动,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席间,张国齐大哥高兴地宣布,他的诗集《河畔歌吟》即将出版,我当即表态,为他写一篇书评。后来,我为他的诗集写的书评《难忘的永远是故乡》,发表在2016年6月7日的《海口日报》。

      说来也巧,我本约原师侦察连的黄梅老乡袁帅军15日到武汉,晚上与张国齐大哥等战友相聚。袁帅军现是黄梅一家通讯公司的副总,他告诉我,侦察连的那帮兄弟正在黄梅聚会,反邀请我16日到黄梅。谢绝张国齐大哥和杜崇华大哥送爱人和她的几位闺蜜同学到机场之后,我赶往长途汽车站,到黄梅与侦察连的兄弟们汇合。

      到达黄梅,已是晚上。夜幕中的黄梅县城,流光溢彩,宛如火树银花不夜城。拿到宾馆的房卡没多久,袁帅军就来到了楼下。

      27年的岁月催残,却磨不去年轻时的脸型轮廓。尽管27年没见面,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袁帅军。他向我一一介绍了侦察连北京、湖南等地和黄梅本地的战友后,又带着大家陪我去吃饭,名曰:“吃夜宵”。在麻栗坡坪寨时,我经常去侦察连,这帮兄弟对我有些模糊印象。湖南浏阳的董城,开有二家烟花厂,是当地知名的企业家,得知我母亲是浏阳人,邀请我第二天与他们一起去浏阳,但我的行程是往北到麻城和河南潢川,方向绝然相反,只好相约有时间再聚。席间,袁帅军告诉我,黄梅1986年冬季入伍的几百个新兵,基本全上了云南麻栗坡,分散在两个师各个团,但分到我所在师的侦察连并不多。部队回防后,他的连指导员罗奎英调师宣传部,把他也带了过来。罗奎英就读河北师大时,学的是中文,文字底子比较厚,毕业后部队到地方院校招兵才进的军营。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干部转业、士兵退伍,就有人补上。这也是部队每年征兵,每年有大批军人退役的原因。

      第二天,袁帅军带我拜访了在海南的一位黄梅籍兄弟的岳父,去了位于黄梅的著名的旅游胜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祖寺和和五祖寺。我主编和编著的两本湖北旅游的书,都收录了这两处风景如画,清静幽雅,为研究我国的佛教文化和古塔建筑艺术提供了宝贵史料的的佛教圣地。游览时,袁帅军显得有些不好意思:“黄梅的旅游景点太少,让你未能尽兴。”我却高兴地说:“黄梅的佛教文化底蕴丰厚,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盛誉国际。能有机会接受佛教文化的熏陶,受益匪浅。”

      婆家在麻城的老兵艾妮姐姐,写有《我敬仰的老山“骆驼”》一文,经我编辑后收录于《战火岁月》珍藏版《热血军魂》。《战火岁月》珍藏版在孝感首发时,曾邀我与爱人去麻城。这次回湖北旅游,我答应去看她,见我迟迟未到,便在电话里不断催促。袁帅军本想挽留我在黄梅多住几天,听到艾姐电话催促,只好放行。

      我在麻城住了两天,艾姐带我吃遍了当地的特色菜。她像大姐姐一样无微不至地关照我,见我头发长了,逼着我去理发;发现我的烟抽完了,非要给我买;我说买180多元一条的烟即可,她却买400多元一条的烟;还买了不少当地的土特产,找我要了海口的地址快递给我。因与余仁俊大哥约好到河南潢川看望原在43军127师服役的余虹、王洪钢等几位大哥,我便和艾姐在20日清晨坐火车北上,与余仁俊大哥汇合。

      在潢川,我们被二十多位老兵的热情款待而感动。我们参观了潢川的“老兵之家”、“八一”汇演排练,瞻仰了许世友将军的故居和陵墓,再次接受了深刻的革命历史和传统教育。

      21日上午,我们离开潢川到湖北汉川祭奠我师在云南麻栗坡牺牲的烈士王爱军和李少云。余仁俊大哥驾车抵达汉川后,我便给烈士王爱军一个连的战友王红青打电话。王红青与王爱军参加过同一次战斗,而王爱军在那次战斗中牺牲,王红青作为亲历者,与谭国兵合写了《我的战友是英雄》一文回忆王爱军,是《战火岁月》珍藏版的作者。虽然他头天晚上与战友聚会喝多了酒,依然热情地接待我们,并带我们买鞭炮、花圈、烟、酒,到汉川“革命公墓”祭拜两位烈士。

      《战火岁月》珍藏版出版后,在老兵这个特殊的群体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参加过那场局部战争的福建老兵与余仁俊大哥联系,拟出版《战火岁月·福建篇》。2016年5月,我回湖北办理护照,余仁俊大哥要求我到孝昌,商议《战火岁月·福建篇》的出版事宜。30日上午,我到达武汉的汉口火车站,徘徊了许久,不知道究竟是该坐火车还是坐汽车。我麻烦了张国齐和杜崇华等大哥多次,不想再惊动他们。人们常说“有事找警察”,刘忠刚大哥是警察,我便向他咨询。刚好,刘忠刚大哥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办事,一同还有他的两位同事。他坚持把我带到餐馆,吃完饭后送我去汽车站坐车去孝昌。本来不想麻烦几位大哥,结果还是给他们添了麻烦,心里挺过意不去。

      福建的老兵,一直没有放弃请我们编辑出版《战火岁月·福建篇》的想法。2017年春节过后,余仁俊大哥与我约定,2月15日在高铁武汉站碰头去福州,与福州的战友会面后于16日下午一起赶往晋江,参加“2.17”聚会。

      在赤壁过春节的时候,赤壁的文友欧阳明哥哥和我说起一件事,问我是否有在武汉公安部门工作的战友。想到刘忠刚大哥是警察,或许可以请教一下,我便和欧阳明哥哥于14日上午,乘高铁到达武汉。

      下午,我们到了张国齐大哥调换工作的江汉区政协。我介绍欧阳明哥哥诗人的身份后,两位诗人就诗歌开始高谈阔论。由于刘忠刚大哥要参与“横渡长江”活动的安保工作,无法抽出时间,我便建议欧阳明哥哥向张国齐大哥咨询。张国齐大哥听了情况介绍后,笑着说:“这是政策规定之内的小事,我找战友帮你解决。”下班后,张国齐大哥一个电话招来战友,对方信誓旦旦:“五月份之前给你解决。”五月份,欧阳明哥哥打来电话:“兄弟,事情圆满解决。你的这帮战友真给力!你有这些肝胆相照的战友加兄弟,是你的福分。”

      欧阳明哥哥很感谢张国齐大哥的帮助。2018年春节我回赤壁过年时,约我到武汉到拜访张国齐大哥,我也微信告知张国齐大哥,拟春节后到武汉与他们相聚。但单位有事话催我回海口,只好无奈返回。3月20日,张国齐大哥发来微信:“正月里来是新春,为候唐雄酒已温。东风又放花千树,过了春分是清明”看到这首短诗,我的眼睛湿润了:大哥们为我这个小弟做了这么多,我却无以为报,实在是太渐愧了。

      我一直希望有战友来海口,好尽一下地主之谊。但我在海南25年,仅来过两位战友,且还不是老乡。4月21日中午,袁帅军发来微信,称他已到海口,住在观澜湖电影公社。我与袁帅军上次见面,是2015年7月,相隔了近3年。下午,我赶到观澜湖,准备晚上做东请他,他说还在吾悦广场看房,还说以后聚会的时间多的是。我却想的是,他第一次来海口,无论如何我都要表示一下。我到吾悦广场后,看到袁帅军很憔悴,烟也不抽了,就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在2016年动了一次大手术,医生叮嘱不能抽烟、喝酒,要好好保养。还说房子买好了,准备装修,以后可以经常在一起相聚。晚上吃饭后我正要去买单,没想到他们黄梅的那群小年轻们,竟像打架似的相互抢着去付款,根本就没有机会轮不到我。他见状反而安慰我:“下次吧。等我身体调养好了,你请我喝酒时再买单。”

      在与我一同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下来、日思夜想的生死战友加老乡的身上,我感受到了那种超越友谊的战友情谊。这珍贵的战友情谊、真挚的老乡情感,是我值得一辈子珍藏的宝贵财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独自一人冥思:什么东西最珍贵?我觉得: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和一切传递正能量的人、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