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蓝箫一管

  安朵是在三十六岁那年秋天死的。

  她比我大两岁。

  那时我正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有一天我躺在床上怎么都起不来,满脑子是乌鸦叫。其实大京城不可能有乌鸦的。我听到的,是赣江边上气象站那口枯井边上,那棵老树上的乌鸦叫。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一只乌鸦的叫声怎么能穿越整整十七年,遥遥几千里的时空而来呢?

  安朵就是在这天死的。

  后来我告诉妙月时,她肯定地说这是幻听。我肯定地说不是。

  我其实是因为乌鸦而走近安朵的。

  安朵到气象站时十七岁。那年我十五,正读初三。

  气象站有十来个人,还有他们的家属。成年和天气打交道,和外界的联系只是一个广播站。日子竟在不知不觉间死水微澜起来。直到有一天,来了身穿蓝裙子,发束白手绢,脚穿白凉鞋的安朵。

  安朵来的那天,院子里进来了一只闲狗,无事可干的气象员们正抡着锄头铁锹满院子打狗。这时,有人瞧见上了锁的铁大门外站着一位娴静的女孩,人们慌乱地把狗拖上了平房的夹顶层,又用草木灰慌乱地掩了一路的血迹。

  开门后,安朵局促地说:“对不起,我是来报到的。”

  人们就轰地笑开,“自己人啊,还以为狗主子来找麻烦了。”

  安朵在狗肉宴上流泪解释她是真的不吃狗肉。

  再以后,再有闲狗进来,人们就望望站长,也就是我的父亲。站长吞下口水,手一挥,“放生吧。”

  没有宿舍,腾了围墙边旧平房的一个杂物间。门外有口井,很深,却枯了,落满了枯叶。井旁一棵树,高得有点怪异,尤其在漆黑的夜晚,总是愤怒着要划破天空的样子。我想女孩安朵住在这里是要怕的。

  夏天的夜晚,大眼睛长辫子的安朵总喜欢端坐在宿舍的长廊上,对着枯井和老树吹箫。她吹箫时院子里的多数老小多在另一栋平房的柚子树下纳凉。忧郁又带了几分闲愁的箫音总是让各人落入各人的心事。

  那时我总喜欢在安朵的箫声中替安朵想未来。我总以为这样一个四四方方远离城区的小院不是她的归宿。替她想过后我也替自己想,觉得一切都是迷茫茫的,不知道前头有着怎样的路?在有人轻轻和着箫音哼歌时,我只是不出声地望着头顶上一个又一个的青青柚子,发愁它们一朝黄熟要无奈落人口腹。从密密叶子和累累柚子的缝隙里去看天,天是碎碎的。

  我记得那个瘦高的老彭总是在箫音逝去后发出长叹,神神怪怪地说,“唉,只怕是红颜薄命哟。”我还记得每次他这样说话时,我总是在暗中厌恶地藐他一眼。

  安朵和我母亲同一个办公室,但母亲总看不惯她有太多的信。总是九斤老太样子,愤愤地用了川音,在饭桌上对父亲说:“这太不像话嗦,才十七岁的女娃。那么多男娃来信。”

  我的父亲他总是笑笑,宽厚地说,“才离校嘛。这个女娃,倒有少见的冰雪聪明。将来能成大器。”

  慢慢地,安朵的来信有了固定对象。母亲对她的看法也变了。她和父亲都愿意我和安朵多来往。他们说,“看看人家安朵,比你大不了几多,却聪明了几倍。”

  我发现院子里的小孩都喜欢往安朵屋里跑。

  安朵的屋子对我的吸引力相当大。我弄不清更多不吹箫的夜晚,她能干什么?那时我正开始生成自己的心事,正奢望能有一个远离家人的空间。光这一点,就让我羡慕死她。当然不止是这个,安朵十四岁就以全县第一名,考进全国重点中专的经历,更是具有传奇色彩。还有她的箫,也暗暗地昭示着她的不入俗。还有她的名字,我认为是相当的好听。还有她深浅不同的蓝色衣服,让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包裹在蓝色中是多么的安适安宁和安全。

  后来,我就有了对蓝色的深深依恋。在我看来,世上不会再有比蓝色更迷人的色彩了。

  安朵的屋子就这样成了我神往的所在。好笑的是我居然轻易地不敢走进去。这有点像小时得到一块糖,不舍得轻易吃下。又好像过年的一件新衣,不舍得轻易穿出门。我情愿一再地揣测安朵的屋子,也不愿意实在地踏进它一步。

  远远地,我认为,有一天,我一定会有一个比安朵的屋子更好的房间。尽管那时我并不知道这间房会在世上的哪个角落。

  我想我一生的希望真的是从安朵的屋子放飞的。

  秋天走了,冬天也走了。春天来了,夏天也来了。奇怪的是一年间安朵始终没有离开过气象站。院子里就有人打听出来,原来安朵是个孤儿。

  安朵的箫声依旧,听箫声的人们却多揣了一份同情,还有可怜。

  又有一天,一个阳光气十足的男孩出现在院子里,都说是安朵的男朋友。没事的气象员们就总在私下说,这对人蛮般配。

  大约有一年的时间,男孩来过几次,安朵也外出休过一次假。

  夏天将尽的时候,院子里的人们先是发现安朵的信件少了,后来发现男孩来得少了,再后来听安朵的箫声总是呜呜咽咽的,神怪的老彭躺在竹椅上和着箫声摇晃,完后,他就说:“一朵花儿在哭泣呢。”

  深秋了,柚子开始分批打落。枯井边沿的狗尾巴草耷拉下来,树上的枯叶一片一片簌簌落,被蓝色包裹的安朵瘦下一圈。

  一个夜晚,停了电。秋雨放肆地下,秋风放肆地刮,一只乌鸦放肆地在老树上嘶叫。

  母亲递给我一盒火柴,一根蜡烛,一支手电筒,要我去陪陪安朵。

  我说:“乌鸦叫得我汗毛孔都闭上了,不敢去。”

  母亲就来了火:“作什么小姐嗦。”父亲就把我送到了安朵门前。

  我就这样踏进了安朵的闺房。她的房内一点光都没有。

  我把蜡烛点上,说,“乌鸦叫得可怕,我妈要我来和你作伴。”

  安朵轻声道过谢,拉我和她并坐在靠墙的床头,又说,“把蜡烛灭了吧。”

  黑暗中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就学了她静静的样子,听门前乌鸦昏叫,听窗后雨打芭蕉,淅沥,淅沥,我第一次听出原来芭蕉也是有愁情的,第一次想到原来世上万物各有各的难处。

  听了一阵,我开口了,我说:“你的名字真好听。”

  她叹一口气,说:“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

  “我想我是个私生子。因为我不像福利院中的其他孩子,不是身体有缺陷,就是智力有问题。相反,人家都说我聪明。在平安福利院中,是这样定姓的,第一年姓‘平’,第二年就姓‘安’,然后依性别取名。我去的那年,先后进了六个女孩,于是就安兰、安莲、安月、安朵、安惠、安妮叫了一大溜。

  “也许是在特殊环境中呆得人发烦的原故,记忆中的阿姨们总是凶恶恶的。福利院出来的孩子大多心理没有安全感,这与从小呆的环境有关。我小时候胆子特别小,阿姨一发火,就要尿裤子,尿了裤子,又不敢吭声。下雪天湿裤子绷在腿上就像绑满了刀。那时候我除了孤独和害怕什么也没有。

  “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的新阿姨,眼睛明明亮亮,总是笑咪咪的。她最常穿的是一件蓝色的连衣裙。不知是怎么回事,每次看她穿上那条裙子,我的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放松,不像从前总是压着东西。我很依恋她,她对我也有一种超常的偏爱,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比其他孩子更有能力表现得乖巧。她有一支箫,在哄不住小孩时就会吹响它。她吹箫时我总爱傻傻地站在她面前,很专注地盯着她。后来有一天,她就教我学吹箫了。后来她又把箫送给了我。

   “我在她的坚持下,被福利院送进了当地最好的小学。她告诉我好好读书就有好日子过。我问她好日子是什么?她说就是长大后你有一个自己的家,家里的人都很相爱。

   “在气象学校,有个男孩特别怜惜我的身世,总是在暗中给了我很多的关爱。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男孩。他远在安微,总是靠平时换班积攒下来的假跑来看我。他让我以为自己这一生都是为他而活了。我们的事被他当教授的父母发现了,他们对我的身世十分感冒,说我‘来历不明’,死活也不接受我的存在。我们顶不住,只好分手了。”

  安朵说着这些话,就抽泣起来,黑暗中她突然拉紧我的手,她的手好凉,她恐惧地说:“白云,我恐怕出事了。’

  我不太明白,我轻言相劝:“会有什么事呢,你这么好一个女孩。”

  安朵把手从我手心抽出,捂了自己的脸,大恸:‘我不会再是好女孩了。”

  这时,我听见门前老树上的老鸦发出长长一声“刮哇……”,飞走了。

  我找到姑姑,求她一定保密,然后陪了安朵走进县医院的妇产科。以我十七岁的年纪,我心里很怕,我实在不该承受这些,但我想安朵更不该。

  安朵出来时脸色刷白,身体有些晃,却坚持不要我伸出手。这样,我们一前一后走回气象站。五里长的路,我怕她走得太累,我说歇一歇吧,我们就沿田埂蹲下。稻子已经收割过了,我们的视野里一片狼籍。这时,她望了望天,开口说:“我杀了人,是两个”。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她说这话时的平静,还因为这是那一路上惟一的一句话。即便现在安朵远在天国,我也记得她说这话的样子。那天,秋天的太阳正朗朗地照着大地。

  那一刻,我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厌恶到了极点。

  我把安朵送进她宿舍时,才发现这是一个蓝色的小窝。蓝色的窗帘,蓝色的床单,蓝色的被子,蓝色的脸盆、水桶、热水瓶、毛巾。这所有的蓝让我想到,好在有了这样一个自己的窝,再大的风浪,也能让人有个安全的栖息地。

  我对安朵说:“我喜欢这个屋子。”

  安朵说:“恐怕我要去找另外一间屋了。”顿了顿,她又说,“记住,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屋子,一定不要让男人闯进来。”

  两年后,二十一岁的安朵果真永远离开了那间屋。她上了医学院,五年后分到县医院妇产科。又过了几年,全县都知道有个安朵医生医道高明,却只做接生,不做刮宫。

  有一天,安朵没有正常出现在班上,人们撬开她的屋,惊异地发现了满屋的蓝。蓝色的安朵安睡在蓝色的包围下。一张蓝色的信笺上,写着一句话:

  “我的罪,赎完了。”

  我远在京城,算了算日期,正是当年我和她从五里地外走回气象站的日子。那天她告诉我:“我杀了人,是两个。”

  我始终不能明白的是,为什么安朵的蓝色不能给她应有的安全感?为什么安朵的屋子终于成为一颗寂寞灵魂的出口?

   

二、寂月两轮

   我总是在活得不耐烦的时候会去她那小住几天。

   我最喜欢的是在她禅房前的亭子间晒月亮。我不很明白,为什么山门里的月亮可以晒,山门外的月亮只可以望?

   刘妙月,不,释妙月的回答是:“你看到了两个月亮,我可是一个也不曾看到啊。”

   在安朵死后长达一年的时间,我无法和任何人谈及她的死。

   我一直注意到一个很让人沮丧的现象:一个人死了,所有的人会很快不再谈起他,死人就像一个影子,没有了生命之灯的照明,就再也看不到他的曾经存在。

   我一直以为活人是很寡情的。

   经历了安朵后,我才明白,不谈死者是源于对她的太过怀念。

   但我终于和释妙月谈到她了。

   夏天气温高到了四十度。每天都有路人中暑,出租车自燃之类的消息传出。人活得很不安逸。我的婚姻就在这酷热中失火了。

   我需要偷出一段闲。我把工作作了安顿,打电话说,“呃,我想进山门散散心。”

   那头释妙月怪道:“是师傅,是妙月师,不是‘呃’”。

   自从她出了家,总是一再地要我称她师傅,她认真地解释这是规矩,否则怕落个口舌报应。写信时依她可以,说话时却是不依她了。太别扭了。我不信报应。

   释妙月的禅房外有丛竹子,竹子边上有座亭子,亭子建在沟崖上,崖对面是两座山,不很高,但很绿。沟底算平坦,平坦得开出了一片农田。几个农夫,正悠悠地在农田劳作。农夫的头顶有几朵闲云在信天游。太阳正在西坠,在那两座山的接缝处落下。亭子里,我慵懒着,妙月静默着。

   好半天,她说:“她不该走那条路。”

   我说:“安朵的死带给我一片混乱。”

   她不吭声。

   我大了点声,问:“听到没有,我的日子正混乱呢。”

   妙月微笑,“有多少乱可以混呢?总会完结的。”

   我不满,说:“不成样,别用禅机来唬我。”

   她伸出手摸摸光颅,又笑了,“要不,你也剃去一头烦恼丝。”

   我哼了一声,“只怕我慧根太浅,享不到如此清福。”

   妙月并不接话,却另起话头:“看到沟底那几个农夫了吗?”

   “看到了,怎么啦?他们是生活在画中了。”

   “你看是幅画,他们自己看到的,却只有满脚的泥。倒是抬起头,看到我俩是在画中。又可惜,你自己并不以为是画中人。”

   我有点明白了:“你是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所见到的是真的,其实却是虚的。人生真真幻幻,一切原空?”

  “既是如此,你又何不以空度实,以死观生,轻松走路?”妙月举重若轻地引领我前行,一句话让我如沐轻风,躁消暑退。不由暗想,此妙月非彼妙月了。

   我记得初一(二)班第一次点名,那个精干的,留了齐耳短发的班主任,拖长音调叫出“刘妙月”后,是这样说的:

  “你爹娘怎么会给你取这样一个名?”

        应声站起的刘妙月就飞红了脸。坐在下面的同学好奇怪,她为什么不能叫这名?终归是比我们这些文红、爱兰、秋莲、冬梅、桂香等等,要好听多了。

   很多年后我记起老师这句话,琢磨出话里的意思有两层,一是这名字小资情调重了些,二是还有几分像尼姑。老师再粗俗,也会知道《红楼梦》里有个俏尼姑妙玉。

   我想我骨子里是有小资情调的,我仅仅是因为喜欢“刘妙月”三个字,就和名字的主人成了好朋友。这三个字在我的脑海是一幅画:夜深深,天蓝蓝,月亮幽幽地从山那边升过来,不很大,也不很圆,也不清澈如水,一种欲展还休的风姿,一种欲言却止的羞怯。月光可以照在梅上,可以照在竹上,还可以照在山上。山也不是荒山,是空山。又并不空,有树有溪有鸟,太静了,太寂了,就显出了空。

   那时我能够看到的画很少,除了那些到处都有的宣传画。那时我不知道这就是禅境。但幂幂中“刘妙月”唤起的就是这样一副风景。

   我记得刘妙月第一次生出出家之心时,曾告诉我名字的由来:“儿时体弱,多病,去算命,瞎子说迟早是菩萨的人,先取个与庙堂沾边的名字保了命再说。”

   在“刘妙月”的背景里放上活生生的一个人,一副空画就布满了灵气,古韵黄典的。太不入俗。果真是一副画,那展示的时间是不对的。

  头发墨乌,脸如鹅蛋,肤色光洁,柳叶眉,丹凤眼,十指修圆却不肉感,走起路来风摆弱柳。才情可以,总要写些诗,却主题不向上,风花雪月的那种,所以只是私下里悄悄地拿我看。我当然就悄悄地抄了下来。诗抄多了,我的手也发痒了。

   她有一首诗,叫《清晨,我做了个梦》,她这样写:

   清晨,我做了个梦

   梦见一株小草

   还有那露珠晶晶

   就像是小草的眼睛

   我和了她一首《小草的歌》,我这样写:

   我是路边一棵草

   春风吹来便醒了

   自得其乐摆得欢

   秋霜一打就死了

   她看了,笑得直叫腮帮子疼,她说:“这和‘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我后来再也不敢问津诗歌。

   她出家时,我提起这本手抄诗,她淡定一笑,说,“那并不是我的东西。风月原无常主,你以为你能留住什么?”

   上高一时,刘妙月成了一个哑巴,和我坐一起,十天半月没一句话。

   期中考试,她一路红灯。

   我耐不住了,我说:“你把我当朋友啵?”

   她睁大眼睛,摇摇头,又赶紧点点头。

   我问,“你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她摇头。

   我一脸期待盯着她,她终于低下头,先是掉了一阵泪,然后慢慢开了口:“我好怕,我爹娘在闹离婚。”

   她接着说,“我爸爸喜欢上了垦殖场一个上海知青,那女的比我妈年轻,离了婚正在逼我爸呢。我妈不肯,总说要上吊。出了这样的事,真丢人,同学们要晓得了,我拿什么脸见人?他们真要离了,我也去跳河算了。”

   我傻了,不知怎样劝说。我只见过往死里闹架的男女还要一起过,哪里见过什么离婚?我明白刘妙月是生活在天崩地陷中了。

   她问:“你主意多,你说我该咋办?”

   能怎么办,以我十六岁的经事,我给不了她答案。我提提气,说:“怕什么,又不是你的错。你姐姐和弟弟他们呢?”

   妙月说:“都吓坏了,我们三人总是抱在一起哭。”

   刘妙月父母的离婚大战持续到她高三毕业。那个上海女知青等疲了,远远地就回了上海。奇怪的是妙月母亲见情敌走了,倒突然想通了。这样妙月父亲落了个两头空。这年刘妙月果真没有考上大学。呆在母亲身边,开始待业。

   她开始零零碎碎地做一些能挣几个家用的事。先是去了一所乡中当代课老师,教英语。不到一年被人挤了,又回来。日子数着过,滋味很不好。就给上大二的我来信,说是要去沈阳当保姆。我回说你不合适,一个大姑娘家的。她说找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年纪大些的,顺便复习功课。就去了。又来信,说是找着了,是个中文教授,活儿不累。主人待她不错。一年多一点时间,她又回来了,不知为什么。继续待业。

   业待久了,母亲开始有了牢骚。话里话外的,就有了一些桑桑槐槐。看看自己,二十二了,就想着把自己嫁了算了。母亲巴不得,行动起来,就托人介绍了一个后生。

   后生大学毕业两年,在农业局做事。长得白净个高,架副眼镜蛮斯文。这样双方就对上了眼。

   大年初一,后生登门拜年,母亲欢欢喜喜留他吃了三个荷包蛋。她在一边偷着乐。

   后生走后,母亲对她说:“你不要不识眼,应该去回拜。”

   她不好意思去,就推说他来了就可以。

   母亲就急了:“你不去,显得我们没礼数怕人家起怪。这么好条件一个人,丢了太可惜。”

   她听出话里有巴结人家的意思,突然一根横筋就转不过了:“谁要去谁去,反正我就是不去。”

   她想原以为自己父亲是天下最好的男人,最后也不过是如此,天下还有男人能好到哪里去。所谓婚姻,不过是男女之间互相利用的一种合法形式。我找他,不过是为了能有个地方睡觉吃饭,他找我,不过是看上我长得还过得去,又有高中文化。

   这样一想,心里就一点一点凉了下来。索性就把房门一插,死活不应声,直到大年初三也不见出来。

   母亲犯了急,跑去找来后生。后墙窗孔小又开得高,后生就搬了楼梯往里瞧。

   她直挺挺地正躺在床上想心事,穿的正是一件高领毛衣,胸部竖起老高。也没盖被子。一个溜眼,正好发现了窗孔上的一双眼,鬼祟祟,色迷迷的,落在了她的胸脯上。

   她恶心得想吐,却也不哼声,只腾地坐起,狠狠地翻出一个白眼,把后生吓得差点没闪下楼梯。从此就有一个念头生出:再也不找男人了。

   男人不找,白饭却是吃不下了。就跑到地区,找到当记者的我,当然是羡慕,却不说出。只向我讨主意,不知怎样活下去?

   我想了想,说:“你还是去学美容吧,这个行当刚兴起,有前途,来钱又快。这个地区城市眼下还没一家。哪天你烦了,钱赚够了,还可以继续写你的诗。”

   她不乐意,说:“我去伺候别人的脸?恶心。”

   我说:“是不太好,但总要能让自己活下去。”

   她说:“我干不了这个。”

   就回去了。

   又过了几个月,她却来问我借钱,说要去广州学美容,因为弟弟得了尿毒症,需要大把的钱。

   到了秋天,妙月回来了,拉上我,要我在地区给她寻个门面,她说县城的消费跟不上,市场太小了。我笑说你变得真快。她答是逼的。

   美容店开张了,我又找来几个朋友,写了几个豆腐块,在报纸、电台用了,又建议她在晚报上开了一个“美容知识”专栏。很快,生意红火起来,又很快,刘妙月成了有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别的老板娘不同的是,刘妙月从不为自己做美容,理由是不喜欢别人的手在自己脸上拍来弄去,恶心。刘妙月总是素面朝天。

   大把大把的钱并没有救起她弟弟的命。而她出嫁多年的姐姐也因久不生育倍受老公打骂。

   刘妙月忙得很少与我见面。偶尔见上了,她就问出一大堆问题:

  “为什么我的弟弟要得那样的病?”

  “为什么生小孩子对我姐姐就那样难?”

    “为什么我的父亲会生出婚外情?”

    “为什么我有大把的钱却并不快乐?”

   我说:“你活得太寂寞了,还是找个老公吧。”

   她就笑,“老公哪有女友好啊。”

   慢慢地,她问出的问题稀奇古怪起来,她问“我是从哪来的”?还问“我要到哪里去”?如果人一定要死,那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

   我开始还会和她进行一些探讨,但很快我烦了这种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我说,“我没有你这样娇情,我从来不问生死,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已经在这里,我已经在这里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好去,我在了,就要好好活,就这么简单。”

   她没有理会,只要和我独对,总会不自觉地牵出一些类似的话题。我后来明白过来她所以那样问,并不是要找到一个什么答案,她只是需要问出来。人们有时对别人说出一些话,仅仅是需要有个听众,倒不一定是需要什么确切的帮助。

   事情是由一个男孩的出家引起的。

   男孩开了一个发廊,和刘妙月的美容店相隔不远。手艺不俗,头发自然弯曲,性情温温的,身材颀秀,有着一双苍白和细长的手。出家细节不详。传是学一种郭林气功,走火入魔了。

   秋天,刘妙月来找我时,神采飞扬,说有办法治我痛经的老毛病了。她叫我坐在她对面,她说,“你一定要用意念想,想把痛经去掉,这样才有效。”

   她站在我对面,双目闭紧,神色虔诚,双手在半空,虚对了我的小腹位置,划圈。这样我知道刘妙月学气功了。她告诉我有了气功,日子过起来有意思多了。她还告诉我香功、菩提功、中功、莲花功学了好几种,她还告诉我她在功态下跳的孔雀舞达到了杨丽萍的水平。我不信,她就给了我一张星期天去地区礼堂听带功报告会的票。

   我好奇,就去了。

   礼堂人满了。大师在台上说,“大家把双掌合拢,跟着我的话默念,中指长长,中指长长,男左女右”。大家就照做了,大师又说,“现在睁开眼,看看中指是不是长长了”。就听到很多人说是长长了。刘妙月激动起来,拚了两个中指给我看,说看到了吧,右边的就是要比左边的长。我觉得自己的还是一样长,但又觉得她的是不一样长。正有些狐疑,大师说要发出更强的功了。却见刘妙月从我身边翩然飘出,我奇怪地,一直看着她舞着穿过长长的通道,舞到了台中央。陆续地,台上有了几十个人在跳舞,都是闭着眼。果然,刘妙月的几个孔雀点头的动作看起来很美。台下那些人就说,看,跳孔雀舞的那个,功夫深啊。啧啧,人家是得了真功了。

   刘妙月从来都是封闭的,更别说跳舞。但那一刻我看到了另一个刘妙月。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她。我突然想起她的问题“我是谁”,就有那么一个惊诧闪过,我是谁?我也开始发问了。好在只是一闪。

   刘妙月被人围攻后就放弃气功了。

   冬天的一个早上,她在公园里练完功,回家的路上给一伙男女堵了。

   一个黑壮的女人发话,问,“你总是在报告会上那样表现是为了什么?”刘妙月奇怪,答,“那是自发功啊,我不是要表现什么。”一个瘦男人就接话,“自发功?我们怎么就没有呢?”围的人就凶了起来,“是啊是啊,自发功根本就是走火入魔了,师傅从来就不提倡自发功,你这样是有辱师门。说,你这套把戏到底是谁指使的?”刘妙月就气哭了,“我学气功,到底妨着谁了?”人群中一个头目模样的男人就发话了,“不妨着谁,最好。现在那个姓彭的小子专门在抢我的弟子,你再跟他搅混一起,就没意思了。”

   刘妙月告诉我这事时,显得很失落,她喃喃发问:

  “总想在这个世上找块净土,还以为气功劝人为善会成为我活着的依托,又哪晓得原来不是这样子。”

   我就劝,“就当气功只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寄那么高的期望干什么?没听过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她答,“我却不信满世界会没有一块净地。”

   我回她,“那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

   我没想到刘妙月的出家念头就是由此产生了。

   农历二月十九到了,刘妙月拉我上东郊寺庙烧香。烧完香,却说要找住持。她说:“我想皈依啊。”

   找到了,信徒却不少,都是些女的。老和尚正忙着签发皈依证,妙莲、妙明、妙法、妙安随手写了,就算是给了一个法号。见了刘妙月,神态就有些异样。老和尚问:“日子过得好好的,何必入我的门?”

   刘妙月就答:“佛门大开,你的门也是我的门。”

   老和尚随手就写完了证书。于是拜谢出门。一看,傻了,法号:释妙月。

   果然,刘妙月皈依后心灵平和了下来,最大的变化是不再向我问些不需回答的问题了。她总是独自上路,独自到山水间寻求理想的归宿。到了这一步,我也平静地接受了她的活法。只要她那一颗在红尘中难以自持的灵魂,能在另一种活法中得到安宁,就是最好。

   刘妙月在长达两年的寻寻觅觅后,不满足于再做在家居士了。她把美容店卖了,分别给父母留了一些钱,余下的,全部带在身上,说是要捐到庵里去。她最庆幸的是自己不喜欢美容,没搞那些绣眉、割双眼皮、纹唇这类名堂,她说,“否则,我要还自己本来面目出家,光洗去眉毛一项就够人受苦了。”

   妙月出家闹了个鸡犬不宁。但总归是出成了。出家两年后,十年未育的姐姐居然生下个九斤男孩,于是,家人认为是她带来的福报,就不再以她的尼姑身份为耻了。


三、落红三叹

   徐庆红的漂亮害了她自己。

   郑老大郑一峰看上她的时候,她才十六岁。现在她都三十六了,真正是徐娘半老了。二十年间有过几次是想过要脱了郑老大的,却脱不了。老大满世界放出风来,谁要敢碰了他的女人,就要断他的根。徐庆红索性心一横,死猪不怕开水烫,就陪他一条胡同走到黑,看能黑到哪里去?

     徐庆红的父母都是军人出身。转业后,父亲当了县武装部长,母亲当了县医院护士长。她在五姐妹中最小,最漂亮,也最得宠。

   实话说,徐庆红的漂亮是朝阳般的明媚,纯净,没有一点将就。不像我们,即便好看,也是灰姑娘式的。在我们班上,她就是公主,就是小姐,就是我们想做又不敢做的一个梦。在我们班上,她说第一跟谁好,谁就会成为大家暗中妒忌的对象,奇怪的是没有谁会妒忌她,她注定是花仙,注定是花魁,理所当然地享有观者的注目而不是忌妒。她活得无拘无束,活得自自在在。我们活不出自己,因为我们是拘束的。现在看来,一点拘束没有不见得不好,最起码,我们在约束下保全了很多,我们保全下来的,正是纳入社会主流的东西。我们是平常人,我们犯不着对社会说“不”,或者说我们缺少对世界说“不”的能力。我们是对世界说“是”的那群人。

   但徐庆红她是活在自己里了。她天生是个说“不”的人。她说“不”的能力带给她一顶光环,炫目,让人受不了,却又禁不住要看。

   但我是不被她的光环罩住的。因为我成绩好。用今天的话来说,我用智商抗衡着她的情商。

   徐庆红是不同于我们的,初中时她就知道很多关于生理卫生课上的事,她不仅知道而且敢说,说的时候听的人会脸红,但她的脸一点不红。她说知道吗,我们女的大了会来身上,红的是月经,白的叫白带。她还说你们上厕所时看到物理老师的毛吗,我们长大了也会有的。

   “你们知道男的和女的结婚后会干什么?”她问完后很得意地扫了大家一圈,有几分神秘地接着说,“是要抱到一起睡觉的,还要脱光衣服呢,还要亲嘴。”她又咂了咂嘴。

   这头我鄙夷地哼出一口气,“真不要脸,女流氓样。”

   她就站了起来,她问,“说谁呢?”

   我正眼不看她,说,“谁搭话就说谁。”

   她捏住拳头,说,“再说一次。”

   我昂起头,说,“不成样,女流氓。”

   她就冲了过来,倚着个大给了我下巴一拳。我顺势扯住她的衣服,她也扯了我的衣服,架着胳膊扭打到了太阳下,惹得很多同学跑来看热闹。我们像两只小母鸡僵持一阵后,我想我必须把架打漂亮些,因为我代表的是正经女孩啊,是好人啊。我就瞅空抬脚踢中了她的下腹,她不防松了手,我就很胜利地走开几步,理了理衣服,走进伙伴们惊叹的目光包围中。留下她生生地抱着肚子在太阳下弯腰咧嘴。

   男生就哄笑了,说这么高的人打不过比你矮的。徐庆红就在原地哭了,我想倒不一定是因为肚子痛,更主要的是因为伤了自尊。要知道她是很骄傲的一个人啊。

   这场架让我在伙伴中的地位急剧上升。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都是正经女孩啊。虽然我们穿不起好衣服,也长得不好看,父母也没当官,但我们向上啊,知道什么事说得什么事说不得。知道不是所有的话都是可以用来说的。

   我最后悔的是因为这事反复写了三次检讨,多少对不住我一贯的好学生形象。

   十六岁那天起来,正是礼拜天,不用上学。徐庆红欢欢喜喜穿上了自己偷偷做好的大喇叭裤,白色的确良的,把里面的碎花三角裤透了个清楚。又跑到理发店烫了一个窝窝头,一侧别上了一个红发卡,有机玻璃的。当她哼着“青春啊青春多么美好啊多么美好”,一扭三摆回到家时,部长父亲一怒之下到处找剪刀,硬是逼她自己把大喇叭绞开了。

   她绞了裤管后就跑了,她一跑就一个星期找不到人。等到家人见到她时,她怯怯地,众目睽睽之下带来的却是县城街上赫赫有名的郑一峰。郑一峰也不过十九岁。

   郑一峰那天是按正规女婿礼节上门的,提了烟酒,蜂皇浆,飞机头梳得水亮,衣服也扣得规矩。一开口,却是满嘴匪气:

   “小红已是我的人了,我呢,也是真心看上她。老子睡下的女人不少,动心要讨做老婆的,这是头一个。你们就依了吧。”

   徐父气得大拍桌子叫滚,徐母气得直往门外扔女儿的东西,郑一峰不紧不慢地又说了:

   “何苦呢,红道上你是老大,黑道上我是老大,都是一方人物,一点面子不给。”

   郑一峰扔下这句话就把徐庆红带到城西家中的土砖房里了,一只凤凰就这样落进了鸡窝。

   徐庆红就这样从我们班上消失了。也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她的消失让多数人松了一口气,她早就应该消失了,她的存在,让我们多么不自在啊,让我们多么自惭形秽啊,让我们除了发狠把成绩搞上去,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好啊。

   而徐庆红当然没有消失,她有她的世界,或者说她是因为一个偶然坠入了一个世界,又也许是因为一个必然坠入了一个世界,谁知道呢?人到中年就会知道自己的无能,知道自己最大的无能就是面对命运的无能。不知道徐庆红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以为人的生命需要一定的张力,但张力太过了不行,那样会被弹出常轨太远,想要回来都不可能了。

   徐庆红输在她青春时代的张力太满。我们班上的人都这样说。

   徐庆红第一次卖血是在十八岁。

   十八岁那年,我们都在卖力地考大学,为自己一生的命运作拚死一搏。有很多人的一生就是从那时拐弯的,有的拐上了金光大道,有的拐进了一个小胡同,而徐庆红,拐上的是一条黑得没有光的死巷。

   十八岁的徐庆红为坐牢的郑一峰卖血。

   郑一峰坐牢的事因简单,他带人持刀抢了一个卖木炭老人的钱,十一块五毛。他对徐庆红放出话来,要她“想法摆平”。她想了很久,不知道怎样能摆平,毕竟才十八岁。

   没有正经事做,没有钱,她就去卖血。她卖血是因为郑一峰在牢里要钱用。接连卖了几次,她就揣上了二百块钱,找到卖炭翁,她跪下,哭着求老头。她说他要枪毙了对您老爹什么好处都没有,她说他是一时糊涂,您高抬贵手他出来后就是您的猪狗,她说他才二十出头,比您的孙子大不了几岁,您就忍心。

   后来在取证时,老头就说他是认错了人,根本不是现在这个。

   郑一峰犯诈骗罪第二次坐牢时,徐庆红二十五岁了。这次郑的财产全部赔光后被判五年。

   郑在牢里说,“小红,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你要想法让我减刑。”

   她说,“我没有办法。”

   郑说,“你会有的,你的爹娘不能扔下你不管。他们是有关系的。”

   她就说,“别提他们,我永远不想提他们。你就安心呆着,我在外头会想办法弄多些钱让你不受苦。”

   徐庆红的办法是去做鸡。她用做鸡得来的钱源源不断地供着那个不是他老公的男人。有一次扫黄,她被抓了,我因为做节目认出了她,她很无所谓地对我摇摇头,说,白云,你不要问为什么,这是一个人的命。

   三十岁那年,郑一峰出来了。

   徐庆红对他说:“跟了你十多年,苦也吃了不少,我是跟鸡随鸡,跟狗随狗,你就讨了我做老婆吧。”

   郑一峰就发怒了,“你这样一个不干净的女人还想做我老婆?”

   徐庆红就大骂:“当年我可是一个干干净净的黄花闺女被你占了,我是因为谁不干净的?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标准一条狗熊。”

   郑一峰就软下来,说,“我也不是没心没肺的人,反正我是不会甩下你不管的,你永远是我的女人。做不做老婆又有什么关系。”

   徐庆红的婚嫁念头就这样搁了起来。

   这年冬天,徐父病危。徐庆红在兄姐们的一再劝说和老母亲的泪眼哀求下,终于走近了父亲床前。

   父亲拿住了她的手,长长一声叹息,小红啊,是我害了你。

   徐庆红就扑的一声跪下,爸爸,是我不该和你们斗气……

   父亲死后,母亲给了徐庆红十万元钱。母亲说,“儿呀,你也是大人了,我从前没管好你的路,以后是更管不了你了。你一定要跟他,我也没什么说了,但求你两个今后正经过趟日子行吧,再这样晃下去不是事啊。这些钱,是你爸爸留下的,你的兄姐们都说全给你,是指望你拿它们去正经做个事,这样你后半生也就多少有个依靠。”

   徐庆红拿了这笔钱,开了个酒楼。酒楼经营得很辛苦,也就从老远的地方招了一些女孩藏着,编了号,供特别服务。总算有了一个事业,徐庆红的脸色不再死灰,三十多岁的人,有了一种独到的韵致,风情万种的样子,迷住了不少回头客。

   也有地痞流氓不知女老板底细,吃了想赖帐的。碰到这种事情,徐庆红必定亲自出马。

   她是这样出马的,到厨房拿了一把雪亮的刀,冲到闹事的人堆前,嗵的一声,刀砍进桌子里。然后她喊,姑奶奶把命搭上玩一把,谁敢奉陪啊?她这一手用过几次就不需再用了,她的酒楼很快就出了名。

   徐庆红开始有了大把的钱供着郑一峰,郑一峰毫不脸红地享用女人提供的一切,包括酒店里的编号女孩。最放肆的是公然有了一两个小蜜。

   徐庆红的姐姐就看不过去了,说你这样拚风拚雨地,倒养了这样一条赖狗,凭你现在的身色和财势,找个好男人一点问题没有。实在不行,找个情人也比跟这样的狗强啊。

   徐庆红的姐姐不知道,妹妹是有情人的,公安局长。否则这个酒楼凭什么开得如此安稳?

   公安局长原也是我们的同学,当年是暗恋过班上的公主的。徐庆红栽倒在郑一峰手上,他是真心地疼,这样他和徐庆红的感情倒是较真的,不是劫色劫财的那种。

   郑一峰对此也是风闻的,无奈地头蛇不是强龙对手,何况现在他地头蛇都够不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他知道徐庆红,太知道了,只要徐庆红有口饭吃,他郑一峰就一定饿不着。徐庆红对他的用情,他是了然于心的。世界上有一种女人,是专门为男人活的,徐庆红,就是为他郑一峰活的。哪怕他变成一条狗,徐庆红也会是那个养狗的主子。

   徐庆红是怎样想的呢?徐庆红想,女人真的不能把人世看得太认真了,我曾经那么好的命,居然都栽入泥淖,谁能料到呢?怎么样都是过一生,看当年班上那些女同学,规规矩矩走了正道,守着一个男人,日子过得也好不到哪里,柴米油盐一本经,把人都念成一截枯木了。郑一峰混帐是混帐,但好歹是我愿意心疼的一个男人,没有理由地愿意,就像是前世欠下的。女人活过一世,有一个让你不怕死地要去跟着的男人,也算可以了。至于公安局长,倒像是欠了我的,我是把在郑一峰那里得不到的温情和呵护,到他那里去索取了。

   日子就这样相安无事地又过了几年。

   郑一峰第三次坐牢却把牢底坐穿都不够了。这回他因倒卖毒品非死不可了。好在他算有良心,留了心眼,所做的勾当一直没让徐庆红晓得,徐庆红万幸免受牵连。

   郑一峰栽在枪下那一刻,徐庆红正在医院生产,她知道这是郑一峰的。她望着女儿,目光变得少有的澄明,她是爱过的,尽管她的爱为人不耻。她终于有能力为所爱的男人生个孩子了。她终于为二十年的情债画上句号了。坏的死了,好的生了。恶的去了,善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