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快乐是人生意义的一种感知。在猪场的日子是我一生感受快乐最多的日子,那些真正和财富、好运、地位、成功等因素没有联系的快乐,今天许多年轻人或许是无法享受到的。想起在林场的那些快乐就想捧腹大笑,那一串串笑声就是一个个故事。

  猪场的冬天,最让我们盼望的是下雪了。天一下雪,我们就会弄些谷子来,然后在雪地上扫出一条通往鸡舍的路,把谷子一直洒到鸡舍的房子里,一群贪吃的麻雀就会顺着谷子铺出的路线进入我们设计好的圈套,只要一批麻雀一进鸡舍,鸡舍的门就会被拉动的绳子关上,我们就会一起把乱飞的麻雀一只只抓来直接穿在准备好的铁丝上,一串一串的穿成圆圈儿。每次抓麻雀,我们都会弄一身鸡粪,满头都是鸡毛,反正在猪场谁也不笑话谁脏。然后就把一串串麻雀扔进温猪食的炉子里,两分钟麻雀就烤熟了,几个饲养员每人一串就吃起来。(今天看起来又违法,又残忍)

  那时一个月每个人(仅限拥有城镇户口的人)只分配二两油,1斤白面的年代,一串麻雀该是怎样的一顿美餐啊!有一次,梁书记到猪场视察,看到我们吃麻雀吃的满嘴黑黑的,身上还到处沾着鸡粪,头上还留着鸡毛,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一看梁书记来了,马上递过去一串麻雀说:“梁书记吃麻雀,可好吃了。”梁书记扑哧一声笑了,说:“小泥儿呀小泥儿,你看看你哪像个场长?我看你倒像个麻雀”!我说:“这不是下班了吗,改善改善生活。”我的话逗得大家一片笑声。

  夏天天气太热,躺在炕上,上边是蚊子,下边是跳蚤,满身都是咬的大包,真是无法睡觉。白天,只要一停下来不干活,我就不顾一切的挠,全身铜钱大的好地方都没有,一层疤好了又一层疤长出来。夏天最盼下雨,一下雨,我就会和几个男孩子,拿着水桶,带着瓦斯灯,到附近稻田里去抓田鸡(现在也是禁止捕抓的益虫),两三个小时就会抓一水桶,回来我们都会变成“落汤鸡”,可那种收获的喜悦和快乐,会让你不觉得困不觉得累。

  我们猪场隔壁是马圈,养马的是纪大爷,赶马车的是孙大爷。纪大爷和蔼可亲,一辈子没儿没女,总是说:“小泥儿就是我的干女儿。”纪大娘还常常把自己做的好吃的给我带到猪场里吃。孙大爷一辈子没结婚,倔得要死,只有一只眼睛,还又小又斜。他从来很少和人说话,一旦说话谁都害怕。他爱马如命,谁碰了他的马,他就会骂人,说不上还会打你呢。有一次,我在马圈帮纪大爷铡马草,孙大爷赶车回来,我看他卸车,就去帮他,却遭到他的一顿训斥:“丫头家家,以后不要碰牲口。”

  也不知道我是属马的还是男孩的性格,总想往马圈跑,总想摸摸马,更想有一天学会赶马车。可这个孙大爷搞不定,那就是梦想。

      机会终于来了,只要心诚老天爷都会帮你。有一天,孙大爷正在卸车,车还没卸完,马就惊了,两匹马带着车套和缰绳疯了似地往河里跑去,孙大爷不顾一切地在后边追!一边追,还一边喊:“马惊了,快追啊!”我听到喊声就翻过猪场的栏杆,直接向河边跑去。当我跑到河边时,两匹马已在齐腰深的水里,被车套的绳子绞在一起,绊倒在河里,在水中挣扎着。我也顾不上11月的河水已是扎骨的寒冷,更没有害怕马会不会踢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救马要紧!我到了两匹马的旁边,那马好像认出我了似的,安静了许多。我一条腿,一条腿的把它们从绳索中解救出来,然后拖着马套,牵着马从河里走出来。看见孙大爷就站在河边,他那一只斜眼好像流出了泪水,他拍着马说:“丫头,这两匹马多亏你啦,多亏你啦!”我赶紧说:“孙大爷,这回教我赶马车行吗?”孙大爷笑着说:“行,行啊!”尽管他的笑确实比哭都难看,从那天以后我在孙大爷心目之中,是场里唯一可以一起赶马车的人。

      每次拉猪饲料,他都会到猪场喊:“小泥喳(只有他这样叫我)走了!”于是他坐在“驾驶”的位置上,我自然就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每到僻静无人的道上,他都会主动的说:“小泥喳!来,赶一会儿!”每次都忘不了说:“丫头家家,赶车叫人笑话,玩玩就行了。”我知道和他理论也没用,只要让我赶车就行了。

  我拿着用竹子拧成的鞭杆儿,足有两米多长,鞭子根上还拴着红缨,甩起来啪啪地响,别提有多自豪。走在镇上,遇到熟人搭话都比平时声大。没人的时候,我还会操着我那跑调的大嗓门,大声地唱起来:“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啊!一挂大车下了岗哎……”一边唱一边问:“孙大爷,好听吗?”孙大爷都会叼着他的烟袋,点着头,笑着说:“好听,好听啊!”我知道我的歌声只有像孙大爷这样的听众才会欣赏:只要听了我的歌,他那只斜着的眼睛都好像放着光。

  我上大学要走的时候,全场职工照相就他没来,谁叫都不来,也不讲话。我离开林场的那一天去看他:“孙大爷,我走了!”他叼着烟袋,用那唯一的斜眼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没有光泽,充满了无奈,可是却像用刀刻在我心里一样。他没讲话,抬起一只干枯的手,用手背朝上扬了扬,示意让我走,我流着眼泪跑出了马圈……

  林场,猪场给我留下无尽的快乐,那是一种“纯绿色”,没有“污染”,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快乐。除了快乐还有感动,那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感动。

  1972年的12月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从本溪南甸驶来的一列火车停在连山关灯光昏暗的小站上。从火车上只下来3个乘客,其中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身穿一身蓝色毛料制服,带了一顶耷拉耳朵的棉帽,背了一个医院专用的急救箱,一看就像个城里人。他焦急地四处打听去连山关林场的路,热情的站台值班员详细地告诉了他。

  天地间飘着成片的雪,在风中漫天飞舞。中年男人在陌生的小镇上搜寻着一条陌生的路。他艰难地走着,白雪把沟沟坎坎都填得平平的,根本看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沟。离林场最近的路就是穿过铁道,从田地中间踩出的小路走过去,再翻过一个小山坡,就看到一条河,河上架着一座吊桥,从桥上过去就是连山关林场了。

  中年男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爬着,天黑黑的,雪白白的,风呼呼的,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也没有一个路人。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连山关林场,因为那里有他心爱的女儿,病重的小泥儿,他要去救她。他是一个爸爸,他是一个医生,他不能失去自己的女儿,这一信念让他无畏风雪,无畏孤独恐惧地在艰难中前行着。

      当他从小山坡上滚下来时,急救箱不知丢到哪里了,中年男人在雪地里找呀摸呀,他哭了,哭声被风带走了,他流泪了,泪水被冰留住了,他的心揪在一起了。这时天上仿佛射出一束光,让他看到不远的雪包处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爬过去一看就是那个急救箱,中年男人抱住急救箱就像抱住自己的女儿,他破涕为笑,拍拍身上的雪,继续朝吊桥的方向走去。

  中年男人终于来到桥下,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怪桥”。他惊呆了,真正的不知所措了!那吊桥高高的挂在空中,在风雪中像龙一样扭动着摇晃着,一会儿上下抖动,一会儿左右摇摆,桥上的木板在风的伴奏下撞击着绑在下面的铁链,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这吊桥就是在两岸砌起的高高台阶上拉起四条铁链,在铁链上绑上一层木板,木板上1米左右高的地方又拉起两条锁链作为扶手,人走在上边就像走在大摇篮上,平时胆小的人上了桥都害怕,这风雪天就是胆大的人也要望而生畏!

  中年男人把急救箱斜挎在肩上,抓住铁链一步一步走上吊桥的台阶,在桥头他慢慢趴下来,双手紧紧的抓住桥板的两边,一个“大”字写在冰雪覆盖的吊桥上,中年男人在吊桥上一寸一寸地向河对面慢慢地爬着,由近向远消融在风雪黑夜之中……

  吊桥另一端的林场的场部里,灯火通明。会议室的大炕上,坐着两位从县里来的技术员和三四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就是小泥儿,她右边的脸肿起来,一只眼睛已经变成一条小缝,嘴已歪到一边,脖子和脸肿的像刀切的似的。脸红红的,看不出是发烧还是被身边的火盆烤的。小泥儿缠着高技术员说:“高叔教我们学英语吧!”被叫作“高叔”的技术员说“要教也不教歪嘴,歪嘴怎么说英语呢?”旁边的小张技术员说:“老高的俄语比英语好,小泥儿,让老高教你们俄语吧!”我们几个小姑娘拍手叫好。老高说:“我先说一遍,然后你们跟我学。”他堂音很足,感觉发音也很标准,十分严肃地说起俄语:“吃饭,则拉屎!多吃,多拉屎!少吃,少拉屎!不吃,不拉屎!不拉屎,则憋死!……”每一句“拉屎”都发成俄语的嘟噜音,我们几个认真的学着。

  小张技术员实在忍不住了大笑起来,他前仰后合一边笑一边说:“小泥儿,瞧你那小歪歪嘴儿,还拉屎!拉屎!的学呢!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听小张翻译完,我们才知道上当了,我们几个笑得肚子都疼了。就在我们闹着,笑着的时侯,门开了,进来的人让大家人都惊呆了!

  进来的人简直是个雪人!胸前直到脚,全是冰雪,都和衣服冻在一起,戴的棉帽子也全是冰雪,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是什么人。陪他进来的是梁书记。梁书记说:“小泥儿,你看看是谁来了?”这时候,那个“雪人”说:“小泥儿,我是爸爸!”说着把棉帽子摘了下来。

  我一下子从炕上蹦了下来(会议室的炕,不用脱鞋),喊了一声“爸爸”就哭了起来。我不知道爸为什么会来到林场?爸爸笑着,却流着泪。

  这时候梁书记说:“小泥儿,爸爸来了,该高兴啊!是我给你爸爸打的电话,我看你发烧到三十八、九度,让你去医院,你又不听话,半年多也没回家,你爸爸是医生又想你,到林场来一举两得啊!别哭了,都11点了,给你爸爸扫扫雪,吃点面条,该休息了。”

  我拿了笤帚给爸爸打扫身上的雪。我知道,爸爸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吊桥上爬过来,我感动得抱着爸爸哭了,这是我人生中对爸爸的第一次感动,被自己的父亲深深的爱感动着。原来,爸爸接到电话,知道女儿牙肿了,满嘴都化脓,又高烧!第一个念头就是牙发炎化脓,感染到大脑,变成脑膜炎!从来不求人的爸爸找了医疗队的领导,特批的战备用药,可一进屋,看我有说有笑的玩呢,爸爸吊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爸爸第一次看到当“猪倌儿”的女儿,原本秀气,窈窕的小泥儿,变成结实健壮的村妞,身穿一身黑色工作服,腰间系着一条皮带,腿上打着腿绑,一直到膝盖上,满身到处都蹦上的猪食,再配上那张肿歪的脸,他的心一下一下的揪起来,暗暗下决心,明天一早就带女儿回家。

  吃过饭,爸爸为我打了针,又把嘴里化脓的地方用手术刀片划开,从嘴里吐出的脓能有小半碗,爸爸一边处置一边动员我明天和他一起回家:“小泥儿,这么多脓真危险,万一感染到脑袋,就变成脑炎,抢救都来不及,你看现在还发烧呢!听话,明天和爸爸一起回家。”

  爸爸的到来,已经让我回到心灵的故乡,那里有一座永恒的小屋,里边灯火摇曳。这小屋,这灯火,这抚慰,这温暖,就是父母的爱!我却没有答应爸爸,只是劝他早点儿休息。这一夜我仿佛像小时候睡在爸妈的怀抱里,特别安全,特别踏实,特别的温暖。睁开眼睛时,爸爸已坐在身边了。他摸摸我的头说:“不烧了,爸就放心了。”

  我对爸爸说:“今天我休息,我带你到镇上看看去,连山关可美了。”爸爸立刻心有余悸的说:“要过那座吊桥吗?”看来吊桥真的给爸爸留下风雪之夜爬过它的恐惧。

  吃过早饭,在我教练之下,爸爸顺利地走过了一次吊桥。我们一对父女在小镇上溜达。父亲一套毛料服,女儿戴着狗皮帽子,穿一身溅满猪食的工作服。明显的反差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也不断的有人和我打招呼,我也不断的把爸爸介绍给他们,这些人一听是小泥儿的爸爸,就不停的表扬我,这些表扬还算管用,爸爸心里的乌云开始散去,太阳慢慢升起。他感慨地说:“没想到,我的女儿养猪能养成了名星了,真不简单,想吃啥?爸爸给你买。”我说:“想吃罐头。”爸爸一起买了两筒橘子罐头。在一家小酒馆里爸爸要了两个小菜,自己要了二两酒,我什么也不想吃,只想吃刚刚买来的橘子罐头。我告诉爸爸:“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出色的猪倌儿,我的事业在种猪场,我爱这里,这里的人也爱我。”爸爸听了我的话,只说了一句:“好儿女志在四方啊,我看我女儿在这里这么好,真为女儿骄傲,但可要注意身体啊。”

  下午我又带爸爸参观我们的猪场。我一叫,所有的猪都扒到猪栏上,前蹄搭在栏外,这种欢迎仪式让爸爸感到震惊。他说:“这是他一生见过的最漂亮的猪八戒,最有礼貌的猪八戒。”

  晚上我又带着爸爸,挨家挨户给林场的职工看病。爸爸精湛的医术,让这个缺医少药的小林场兴奋起来。他们都为让爸爸看看病,号号脉,开一个药方而感到激动,爸爸只得在林场多呆了一天。

  人生真是一部连续剧,在这一集你还是一个失败者,在下一集就成了成功人士,在这一集还是一个普通人,到下一集就变成了名人。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自己创造角色,另一种是导演导出的角色。在中国,“政治”是人生中重要的“导演”,有的时候你还没弄清自己为什么要演这个戏,导演已经使你进入了角色。当小泥儿还沉浸在养猪的快乐之中时,“名人”之路已经悄然展开了。

  那是1972年1月的一天,我正在喂猪,场部有人通知我马上到梁书记办公室去,说有重要的事。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场部梁书记的办公室,除了老梁还有3个陌生人。我不知所措地站在他们面前,心里想“这个老梁,就让我满身猪食的见客人,多没面子。”没等我缓过神儿来,梁书记就嘻嘻哈哈的介绍起来:“看!这就是我们的小泥儿。”他坐在椅子上,照样一手插在棉裤腰里,另一手摸着他那张刮得发青的下巴,显得有几分得意。我瞅着这些人勉强地笑了一下。梁书记接着介绍:“小泥儿,这位是林业局崔主任,这位是县革委会办公室张主任,这位是县革委会李秘书,领导们是要完成一项政治任务来的,这项工作需要你好好配合,知道吗?”我下意识地点点头。

  原来他们在找我之前已找了许多人谈话,确定让我作为本溪县的先进典型,参加省、市、县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吃过中午饭,我就和这3个人乘车到县革委会招待所去了。崔主任、张主任交代我:“小泥儿,要听李秘书的话,好好配合,完成好政治任务,一定要拿出好的材料来代表县里参加会议,知道吗?”我还是点点头。

  这一路的聊天,我弄明白是让我配合李秘书把参加会议的讲用稿写好,主要任务是李秘书的,我是个配角。材料要是涉及到养猪的事,看看是不是写的外行。我觉得挺好,心里计划着如何在县里好好玩几天。

  可没想到,他们一走,我就叫这个可恨的李秘书“控制”住,他不允许我离开招待所一步,我开始讨厌他。特别是他戴了一副600度的眼镜,更加让我感到别扭。他把一张桌子横在我面前,让我坐在对面,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只顾写他的材料。一写到养猪了,他就会不抬头的问:“小泥儿,你听听,这段这样写行不行?”我觉得还可以,就拉着长音说:“行……”可这样的时候太少了,无所事事的时候太多,坐在他对面太没意思,我就开始琢磨他的长相:这个人也就38、9岁,撑死40岁,但是看上去好像很苍老,头发好久没理,胡子也长出了茬,人很瘦,小眼睛,高鼻子,嘴角倒月牙,不时的干咳。气人的是,一到晚上我无聊得就会打瞌睡,每每都是他的咳嗽把我惊醒,我都回敬他一句:“真烦人!”他这时总会重复那句话:“小泥儿,回去睡吧!”他不停地写着,我没事,就把他那长像画成漫画,还写上“李秘书你长得真英俊。”几个字推到他面前。他拿起画来认真的看着,突然放声的大笑起来:“没想到小泥儿你还是一个画家,像,真像!好,送给我留个纪念吧。”然后认真地装进书包。那是一次让我永远难忘的笑声,直到今天,我仿佛还能听到呢。

  我和李秘书之间的气氛变暖了,可好景不长,到了第三天,李秘书说:“小泥儿,稿子写完了,我们一起看看!”他站起时好像有点儿晃,可很快又调整好了,眼睛红红的,显得十分疲倦。我还是拉着长音说:“好……”他不时的咳嗽着,咳嗽之后又接着念下去。他的文章很美,可我总是注意他的咳嗽声,根本不认真听,甚至心里总是念叨:“要咳啦,要咳啦。”果然又开始咳嗽!听着听着,突然觉着下面一段话不对劲儿:“我从开始捂着鼻子进猪圈,到后来每次打扫猪粪时再也不觉得臭了,就仿佛闻到十里稻香,看见了千层麦浪!因为为革命养猪,为党的事业养猪,是我崇高的理想!”我急了:“不行,这不行!李秘书,猪粪就是臭,我从没有闻到香,更闻不到十里稻香,不能这样写。”李秘书说:“小泥儿,这是描写,这是抒情。”我拗了起来:“反正我不同意。”李秘书说:“咱们把整篇文章都看完,再讨论这段?”我说:“不!”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觉得特委屈,好像这些天受到孤独,寂寞都要爆发出来似的,毫无道理地哭起来。李秘书也不理我,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然后就是不停的咳嗽。哭了一会儿,我一看这个人比我还犟,等他哄你是没门,我看快吃晚饭了,就不哭了。李秘书看我不哭了,就把手上的烟掐灭,说:“小泥儿,吃饭吧,明天把稿子拿到县革委会定吧。”

      第二天,我的讲用稿顺利通过了,李秘书狠狠的吸了最后一口烟,露出难得的苦笑,我觉得他更瘦了。

      临分开时,李秘书说:“小泥儿,开会我不能参加了。记住,发言时一定不要慌,祝你成功吧!你送我的那张漫画我会留着。”他的语气很平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几分凄凉的感觉。我点头答应着,泪水夺眶而出。

  1972年2月20日,经过林业局和县革委会的推荐,我光荣的出席了辽宁省本溪市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那天是梁书记亲自把我送到主席台上,我看得出他有点激动,刮得确青的脸上也放着红光,他握着我的手说:“小泥儿别怕,我就在台下,好好讲,你可不是光代表猪场,是代表整个本溪县啊!”“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为了参加这次大会我把讲用稿背得滚瓜烂熟,终于论到我上台发言了,我的心里也像揣个小兔子,砰砰直跳。当我一下子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不知为什么全场就响起热烈地掌声!也许是我梳了两个吊得高高的刷子辫,穿了一身蓝色工作服?还是看上去年龄比较小?我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发好言。

       那年,我18岁。 我站在讲台前定了定神儿就开讲:“我汇报的题目是《身在猪场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

1525392937841228.jpg       那一刻,就像踩了电门一样,李秘书写好的讲用稿就像春天里开仓的干玉米粒,哗啦啦地都倒了出来:无论讲到“猪穿上了皮鞋”,“猪戴耳套”,讲到救猪崽,救大马,还是讲到“闻到猪粪,再也不觉得臭了,仿佛闻到了十里稻香,看到了千层麦浪。”都一次次被全场的笑声和掌声打断。我的报告结束时全场的代表都站了起来,再一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当我走下台时,许多领导都站起和我握手。就是在那次代表会议上,我成为本溪市年龄最小的小“劳模”(本溪市先进生产者)。

  从那天开始,小泥儿成了“出了名的小猪倌,好像一只小木偶被无数条线吊起表演着。”小猪倌儿的事迹在各家报纸上刊登出来。报纸上有了名,广播里也有了声,各种各样的头衔也像帽子一顶接一顶的扣在头上:什么学雷锋标兵,什么学毛著积极分子,什么优秀民兵,三八红旗手,真是数都数不过来。那时候一夜成名的小泥儿还没有时间反思,就已被这猛烈的热浪打得喘不过气来。我每天都在领导的安排计划之下,到这个单位讲用,到那个部队报告。到底去了多少工厂机关学校,我都记不清了。每到一处除了得到掌声,还有的是笔记本、《毛选》和《马恩列选集》(如果现在就会有红包了),多得家里都放了几箱子。最有意思的是,我妈妈在下班的路上,公社的高音喇叭里播放:“小泥儿先进事迹的报告。”妈妈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站在路上听完我的报告。医院里的许多叔叔阿姨,也陪着我妈妈听完。当时许多人都对我妈妈说:“马会计,你女儿太了不起了,真让你骄傲啊!”可妈妈却说:“我宁可不让小泥儿出什么名,也不愿意让她吃那么多苦。”后来邻居阿姨告诉我,那天妈妈是哭着走回家的。

  那是一个轰轰烈烈又滑稽无比的年代。“成名”之后我收到许许多多的来信,有三分之一的信却是要和小泥儿处对象交朋友的,我一封信也没有回。真有几位一看小泥儿没有回音,就到猪场来找我,没有办法,梁书记专门派刘技术员接待那些要主动找上门儿的“女婿”。那段日子我几乎干不了正经事儿,一天到晚东躲西藏的,还忙得不得了。

  后来我又出席了辽宁省第五届团代会,在这次会上相识了那个年代的先进人物吴献忠,柴春泽等。再后来,我受到当时的团省委书记,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素文的接见,被确定为“辽宁省青训班成员”(后来听说是“四人帮”的“虎班”)。

  那股强劲的时代风暴将要把小泥儿刮到什么地方去?已经快不认识自己的小泥儿彻底地懵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有机会到县里参加一次团代会。我突然想起,为了写好发言稿,在招待所里默默工作到深夜的李秘书,我要去看看他,他还好吗?当我把电话打到县革委会办公室时,听到的回答是;“李秘书已于上个月去世了,死于肺癌,他才39岁!”听到这个消息,我失眠了,我心痛了,我烦躁了,我坐立不安了,我要放声大哭,我在马路上任凭泪水在脸上横流:

  悄悄地他走了,

  正如他悄悄地来了。

  他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想了许许多多,我知道几个月前,他就是要完成这个稿子之后才去住院,我知道他为写好这篇稿子,忍着病痛一夜一夜的熬着。可我不知道的是,他是为了小泥儿这出“戏”的精彩才牺牲自己,还是他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才如此拼命的完成这最后的工作?但是,有一点他让我一生都不能忘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小段时间里,他心里没有他自己,他是那样认真的对待工作,尽求完美的做好最后的事情。他狠狠吸烟的样子,他不断的咳嗽的声音,都挥之不去:他给我留下了一个男人的那种坚强,那种勇敢,那种镇定!

  我和李秘书在一起仅仅才6天的时间,闹了一次别扭,为他画了一张丑化他的漫画,总共说了大概不到10句话。可是他让我看到在人生的舞台上,有的人尽情的表现却不能给人们留下任何启迪,有的人哪怕只说一句话只做一个动作,却给人们留下永恒。回忆自己的人生,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后来的工作,能给我们留下记忆的人又有几呢?李秘书他用自己本色演员的艺术天赋,演绎了一个普通人崇高的一生。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墓碑永远地留在了小泥儿的心里,他不断地提示小泥儿:人生,不要为了表演而表演,活一天就要踏踏实实地过一天。

  小泥儿的“闹剧”表演,也正是从那一天结束了,她要重新选择一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