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5100277597496.jpg  我的爸爸30岁才有了我,从我出生那天起他就开始为女儿的前途设计了。爸爸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子,他会三国外语,是中国中西医结合的专家,文学、艺术都是他的酷爱,他画的油画可以以假乱真,他的钢琴、小提琴可以和专业人士媲美,特别是爸爸的男高音,更是让人们赞叹不已。爸爸在他年轻的时候,为了生活理性地选择了医学,可他骨子里喜欢的是艺术,他把他没有实现的梦想完全寄托在女儿身上。

  从4岁开始爸爸就开始他的“梦想计划”——他希望女儿成为一名歌唱家。每到星期六,爸爸就会带我去听演唱会,可每每都是在美丽的乐曲开始不长时间,我就会陶醉在这花腔女高音或者美声男高音的梦乡里,睡的像一头快乐的小猪(因为我小时候很胖),一直可以接力的睡到家。多少次后爸爸终于发现他的女儿对唱歌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只有放弃这最早的计划。

  可爸爸他不死心,在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又花了大半个月的工资给我买了一把小提琴,开始我还真觉得新鲜,每天放学就按着爸爸的要求拉琴。一次爸爸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听到我吱吱呀呀的练琴声,回家后爸爸一边吃饭一边感慨地说:“小泥儿,爸爸听到你的琴声,就仿佛你是在国际舞台的音乐会上拉琴,努力吧!女儿,有一天,小泥儿会成为一个小提琴家!”可是1个多月过去了,爸爸下班回家的路上,小泥儿拉的还是那首“红旗飘飘军号响,人民战士歌声嘹亮。”还不时的跑调儿。爸爸很苦恼,对这个未来音乐家的培养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想出一个好主意,通过一个朋友把我送进少年宫,先学民族乐器二胡,然后再学西洋乐器小提琴。

  我永远忘不了那首曲子《陕北民歌》少年宫民乐队有16把二胡,经过一段练习后,第一次合奏开始了,16把二胡一起拉,拉了两遍,老师就把我叫出来,说:“小泥儿,你一个人拉一遍。”我信心十足,因为这首曲子我拉的忒熟了。当我拉到一个长音时,老师和所有的同学都笑了。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说:“小泥儿,从陕北跑到北京了,你还不知道?”同学们又是一阵哄笑。从那天开始我不再去少年宫了。爸爸和我开玩笑说:“小泥儿不去少年宫,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就会葬送了。”我说:“不去少年宫照样当音乐家,我自己练!”我又开始拉我的小提琴。一次我让爸爸对琴弦时,爸爸才发现他的女儿不但五音不全,而且耳音还不正。“都”和“捎”对于小泥儿来讲都一样,这一发现彻底砸烂了爸爸把小泥儿培养成为音乐家的梦想,他伤心得好久都反不过劲儿来。

  接着我又和爸爸学了画画,可惜刚刚开始入门,“文革”来了,这一切随即而变成资产阶级的梦想,被彻底地砸烂了。

  一直到和父母的战备医疗队,转学到本溪县二中,一个美丽的梦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爸爸。

  那是在“三两斗争”有头无尾的结束后,作为“丑角”的我,心里一直不是滋味。一天我在学校护校时看到一篇报纸,让我激动的心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报纸上写的是一个叫马英的小女孩儿,中学没有毕业就到内蒙古大草原放马的事迹。我完全融化在报纸中了,融进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好像那牧马人不是马英而是骑着骏马的小泥儿!我的心燃烧着,燎得我的脸火辣辣的烫,放学了我把报纸拿回家,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那一夜竟然跑出一个美丽的梦想:我也要到内蒙古去,我也要去放马,我也要成为一个英雄!

  第二天,我把这张报纸拿给我的好朋友、同学芬儿和英儿。她们一看也激动的不得了,我开始用我燃烧的激情影响她们。因为我不想一个人去,我害怕孤独,所以我一定要带两个人,“三人为众”吗。当我把我的梦想变成三个人的梦想时,一个大胆的“离家出走的计划”形成了。

  我们想到不能自己到内蒙古去,到那儿也没人管我们,一定要组织批准才行,当务之急是得到县革委会的支持。为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要徒步走到县里去,我的“馊主意”被她们认可之后,3双手握到一起发誓“决不反悔,决不泄密。”

  第4天早上5点钟,我们用不同的理由向父母撒了弥天大谎之后踏上了追梦的征途。时间是1970年的12月5日,3个女孩离家出走了。我们按计划出发,目标是本溪县革命委员会。我们要用徒步走到“小市”(县革委会所在地)这一壮举,表达我们到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决心。

    北方12月的天真是朔风凛凛,寒夜刚过的凌晨5点,天还是黑的,可怀里揣着梦想的人,就好像头上顶着太阳,眼前一片光明,浑身都是力量。我们3人在客运站门前集合,3只右手搭在一起,喊出一个声音:“前进,决不后退!”这声音在漆黑的夜空像一道闪电,让我们看到那美丽的梦想。

  我们向南甸进发(那里有开往小市的火车),然后在南甸顺着火车道向小市进军。黑天走路就是快,只觉得不一会儿就到了南甸,我们拥抱在一起,相护鼓励着:“红军了不起,前进!”然后击掌,这一次次的充电,就像汽车被踩了油门,加速前进。

  铁路在白茫茫的雪地中无限的延伸着,我们坚定的相信那尽头就是实现我们理想的地方。从天还黑时已走到日出,芬儿忍不住高声唱起来:“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那歌声在白雪蓝天中画出一道彩虹,我们好像不是走在那一根根枕木之间,而是奔跑在那美丽的虹桥上。快到中午时,天下起小雪,过一会又刮起小风,英儿说:“我饿了,”芬儿附和着说:“我也有点饿!”听了这话我的肚子一下子叫了起来。我们3个人的腿立刻软得站不起来了,就地坐在了铁轨上。我们突然想到已走了7个小时还没吃早饭呢。3个人把书包翻遍,才找到几毛钱。早上走得紧张,谁也没想到带点钱。

  这时我们3个中年龄最大的芬儿说:“别找了!就是有钱,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铁轨上哪有卖吃的呢?我这有两个大饼子,分着吃吧!”芬儿把一个饼子给了英儿,说:“小泥儿我俩吃一个。”英儿不顾一切的把饼子送到嘴里,却“哇”的一声哭起来:“我要回家。”原来饼子已冻的无论如何也咬不动。芬儿像大姐姐一样哄着英儿:“英儿慢慢啃,总能咬下来。”说着她使劲咬下一小块儿,放到英儿嘴里,同时还说着:“英儿好宝,吃吧,别哭啦!”听她这么一说,英儿扑哧一声笑了:“谁是好宝,谁让你喂,我还嫌你埋汰呢!”边说边向芬儿扑去,我们在雪地里滚着闹着,你一口我一口的把那两个玉米饼子吃完,又上路了。

  到了下午,雪越下越大,风也变成刮脸的小片刀,头发和头巾上都结了冰凌,两条腿就像两根木桩,艰难的在雪地上捣着一个个雪窝!英儿说:“小泥儿,我实在走不动了。”我说:“不行!这样我们会冻死在这里的。芬儿,我们搀着英儿走!”我们3个女孩真像英勇不屈的英雄手挽着手,肩并着肩。芬儿说:“来!我们唱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一遍一遍唱着这首歌,一步一步像红军一样前行,那一刻我们被自己的伟大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晚上10点钟,我们到达了县革委会大楼,当收发室的大爷把我们拦住时,我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说:“我们要见丁军长,刘政委。”大爷看我们那副样子,满脸泪花,浑身又是雪又是泥,裤子和鞋已冻在一起。他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急忙给值班的办公人员打电话说:“有3个小女孩找县里领导。”很快就来了一位叔叔,详细地听了我们的陈述后,又经过请示,在午夜11点钟用车把我们拉到县招待所,请师傅给我们煮了面条,还打了鸡蛋。面条端上来,快饿昏的我们不顾一切地吃起来——房间里只有“突噜”面条的声音,师傅和叔叔都劝我们:“慢点吃。”不到10分钟一盆面条被我们吃得干干净净。叔叔命令我们:“孩子们,一切等到明天再说!”我们被带到招待所的4人房间,还没等叔叔离开,我们就和衣倒床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中午,睁眼一看,吓坏了我们,县革委会主任军代表丁军长、副主任军代表刘政委就坐在我们身边。他们说:“孩子们,该起床了,我们等你们好久了,快洗一洗,咱们一起吃饭吧!”我们受宠若惊的穿上鞋,鞋不知什么时候被烤干了。

  吃饭的时候我们又一次表明了:“我们要提前毕业到边疆干革命”的决心。两位领导耐心地听了我们的想法,先肯定了我们的革命行动,然后和蔼地说:“孩子们,你们还小,等到你们毕业后,领导一定考虑你们的要求。”听了领导的话,我们3个迫不急待地说:“不!领导不批我们就不走!”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也不排除政治的需要,最后县革委会研究决定让我们“立即返回碱场公社,下个月等候通知。”同时,电话通知碱场公社革委会和本溪县二中“要很好的保护3位同学的革命行动,做好家长的工作。”就这样,我们被县革委会的吉普车送回碱厂公社,又一个一个被送回了家。

  经过领导“打过招呼”的父母,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他们离家出走又被风光地送了回来的女儿?我看出他们痛苦无奈,力不从心,可早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小泥儿,只顾沉浸在就要实现梦想的喜悦中,迫不急待地开始准备行装。爸爸和妈妈都不知道小泥儿究竟要被分配到什么地方,妈妈只是不停地偷偷地流泪,挨整怕了的爸爸只有听党的话,连问都不敢问。

  “时间有虚实长短,全看人们赋予它的内容怎样。”马尔夏克这话说的太对了,我只觉得时间过的太慢,可爸妈却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他们什么也不说,每天掉着样儿做好吃的,那时候的小泥儿真是无法感受和珍惜父母的良苦用心。

  1971年1月10日,碱厂公社,碱厂二中,一0五医疗队同时接到县革委会的红头文件,“批准小泥儿等3位同学提前毕业,分配到本溪县连山关林场(县种猪场)做饲养员工作。请3位同学在1月14日前到县革委会办公室报到。”

  显然这一结果和我们的初衷有很大差距。英儿是老女儿,接到通知后,她妈死活就是不同意!英儿最终选择了放弃,又回到学校一直到毕业。芬儿说我反正毕了业也是下乡,还不如这样风风光光地走,小泥儿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服从党的安排,当个“革命的猪倌儿。”既然闹的轰轰烈烈,决不能因为不满意县革委会的安排就“吃回头草。”

  1月14日,我和芬儿告别了二中的同学和老师,告别了爸爸妈妈和弟妹,去迎接自己的选择。在上车前,爸爸拉着我的手说:“小泥儿,爸爸资产阶级世界观一直想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这个家,那个家,可没想到你自己选择了为革命当一名猪倌儿,好女儿志在四方,爸爸支持你,好好干吧!”

  车子开动了,它将朝着有许多许多猪的那个地方驶去。

   吉普车在盘山道上行驶着,司机师傅说:“小泥儿,看,那山下白雪中的一点红,就是连山关林场的场部,林场旁的那一点绿,就是林场的苗圃,苗圃的头,就是你的猪场啦!”我和芬儿兴奋起来了,一个又一个向师傅提出问题,师傅一边开车,一边回答我们:“那一片红的是房子,是日本人盖的,那个高的还是3层小楼呢。你们场部那个小院,正经不错,那一片绿地是上百亩的苗圃,都是松树,冬天照样是绿色。你们的猪场是县里的种猪场,委托林场代管。你们俩真行,林场是国营编制,这下你俩还闹成了国营职工啦。丫头,好好干吧!”车子又转了两圈开始下道,我们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场部大门了。师傅说:“不和你们唠了,日子长着呢,自己慢慢了解吧。”

  车子开进了院子。这院子不太大,三面被一座小楼和几排整齐的红砖房围了起来,所有红砖房的尖屋顶下都有一条宽宽的绿木板和下边的红砖墙相过渡,红绿相间别有一番景色。我和芬儿刚刚从车子下来就被满院子的人围住,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刚刚50岁的男人,满脸连腮胡子刮得确青,留着整齐的寸头,黑黑的脸,一笑露出雪白又整齐的牙齿,他穿着一身青一色的棉袄棉裤,脚上穿着一双白底黑面的尖口布鞋,这一身打扮显得利落又不失男人的气度,零下20几度的天气,他却敞着怀露着贴身的白衬衣。他一边说着:“欢迎你们啊!我们等了好一会儿啦!”一边和我们握手,他的手很软,简直不像这位带有几分凶气的男人的手,我觉得这人挺有意思。

  司机师傅向我们介绍:“这就是林场的梁书记。”“梁书记,我可把这俩丫头交给你啦!我得赶紧走了,全是山道,天一黑就不好开了。”车子很快地消失在盘山路上,我知道自己今后的生活就会在这红与绿之间开始了。

  “丫头,走,我领你们参观参观。其他的人,上班吧!”梁书记恢复了他本来的严肃。他快步地前行,我俩小跑地跟着。他把我们带到大门外的河边,停了下来,双手习惯的叉进背后的裤腰里说:“丫头(他习惯这样叫我们),你们看这条河,叫莲子河,一年四季水流都很急,河对岸就是连山关火车站,这条铁路从镇上通过。要到镇上去就要过这座吊桥。”我和芬儿跑到桥头去看,这哪是什么吊桥?只是四条钢筋上绑了一层木板,风一刮,这桥就像一个大摇篮,简直就像大渡河上的铁索桥,真不知道以后怎么过去?”“丫头,你们看这连山关是两条山脉中的一块平原,依山傍水,又是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似乎感觉到眼前这位书记曾经是一位军人。他又带着我们朝场部的另一头走去。这是一条通往猪场的路,两边几乎是看不到头的大地,地里种着整整齐齐的松苗,这林场的四周都是松林。我发自内心的感到,这山,这河,这苗圃,这松林,这小林场真是太美了,真是一幅美丽的油画呀!

  转眼间猪场到了。梁书记说:“丫头!这里就是你们的工作岗位,县领导信任你们,把这些种猪交给你们,只有干好,不许干坏,知道吗?”还没等我们答应,一条又高又大的狼狗呼啸而来,吓的我俩紧紧的抓住梁书记的棉袄尖叫着躲到他的身后!梁书记喊了一声:“虎子”那狗就乖乖地站在梁书记的腿边,任凭他揉搓。“丫头别怕,这以后它就认识你们了。”那“虎子”真像听懂了,友善地看看我,看看芬儿。

  听到“虎子”的叫声,猪场的老场长李大爷和几个饲养员都跑了出来。梁书记大声说:“老李呀,给你送来两个新兵,交给你啦,紧点管着!”“这丫头叫小泥儿,这丫头叫芬儿,下边就是你的事了。”说完,就领着“虎子”走了。

  李大爷对我们说:“好哇!好哇,来的正好,正缺人手呢。要喂猪了,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是首长(年轻小伙),负责熬猪食的。这是兽医,小罗子(30岁的男人)。这是小翟,喂猪的(梳着长辫子,有点儿驼背的姑娘)。这是小陈,喂鸡鸭的(是猪场最漂亮最厉害的姑娘),还有喂猪的小李(小眼睛的男孩)。总共不到20个人,慢慢就都认识了。”不善言辞的李大爷讲到这里摆了摆手,忙着喂猪去了。

  我和芬儿自己在猪场转开了。这是200多头猪的种猪场,还有几十头育肥猪,除此之外,还有300多只鸭,100多只鸡。还有一个粉房,一个马圈,里面有三匹马,两头骡子(我第一次认识骡子)。我们在一排排猪舍之间参观着,一栋住着的全是长白猪,从未见过腰条这么长的猪,走起路来像模特走猫步一样,那长长的腰扭起来真漂亮。长白猪性情温柔得像女人一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偏爱长白猪。下一栋住的全都是克米猪。这种猪,黑毛中镶嵌着白点,有点像熊猫,它们短粗胖,性情刚烈,不爱生病,好饲养,如果说长白猪像小姐,那克米猪就像血脂偏高略有发胖的先生。还有一栋住的是哈白猪,全身都是白色,它的特点是以上两种兼而有之。无论走到哪栋猪舍,这些猪都会把前爪搭在猪栏上,哼哼的叫着,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因为我们的到来猪表示“友好”呢,可一问首长(他名字就叫首长),首长笑着说:“真是美的,这猪不是喜欢你们,而是喜欢吃饭。”他的直白让我和芬儿笑的腰都直不起来。

  下午吃过饭,我们就真真正正的成了猪倌儿,成了一名革命的饲养员。猪场开了会,李大爷给我和芬儿分配了工作:我负责喂养哈白猪,芬儿负责喂养克米猪,同时还要打扫猪圈等等。

  我知道从这个下午开始,小泥儿就要在这红与绿之间开始描绘一幅新的图画,对此我信心百倍。可没有多久,我就将这装有红色和装有绿色颜色的两只瓶子同时碰倒了,两种颜色混在一起,变得一塌胡涂。

  我们一上班,李大爷让我们把做粉条漏下的浆子挑到浆池里。猪场的水桶比家里大多了,我咬牙挑起来,几个来回我就被芬儿落下很远,肩膀压的又红又肿,粉浆子洒了一身。刚刚放下扁担,又来了一汽车高粱糠,100斤一袋,猪场的饲养员有一个算一个,扛起来就走,可一袋子放在我背上差点把我压趴下。李大爷看我实在不行,让我和关大爷垛垛,关大爷使大劲我使小劲连滚带爬总算把一车货卸完了,喂猪的时间又到了。

  李大爷帮我对好大半挑猪食,让我挑到猪圈,他一来:“嘎喽喽”一叫,猪都撒了欢地跑出来。李大爷一边喂一边教,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养猪就和养小孩一样,要细心,要懂得猪的脾气,冬天哪个猪喜欢尿床,要勤收拾。猪圈要清洁,猪也爱干净。”他像数家珍一样告诉我。我心里想,不就是喂吗,把食倒进槽子里,猪一吃不就完了吗。我说:“李大爷,让我试一试。我舀了一瓢猪食正要往槽子里倒,两头猪一看食来了,就开抢,我躲过这头,又躲不过那头,结果一瓢猪食全倒在猪头上,猪被猪食烫了后,使劲儿拨楞头,把猪食扬了我一脸一身。等猪吃完了,我还要一个一个槽子把剩下的猪食掏回来,否则就会冻在槽子里,这一切还没干完,我就快要冻僵了。

  下了班我几乎没心思吃饭,身子像散了架似地就想睡觉。可当我躺在床上时,怎么也无法入睡,看着芬儿躺下就呼呼地睡了(她是农村长大的,这点活儿算不了什么)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心里充满了苦涩。我想家,想妈妈,想起上车前爸爸的话:“小泥儿,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一定要干好呀!”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丁军长,刘政委对我说的话:“小泥儿,当一个猪倌儿也是党的事业,我们相信你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想到这我对自己说:“小泥儿,决不能输,更不能当逃兵!要像马英那样,把猪养出个样来!”想到这,好像身上的疼都轻了许多。我爬了起来,在日记中写到:“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出万难,去争取胜利。’小泥儿自己选择的路,决不后退,哪怕撞的头破血流,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从今天起全心全意为猪服务,决不输给芬儿。”(芬儿处处干的好,我感到危机)

  写好以后,我睡着了。在梦里,我看见那混乱在一起的颜色,慢慢的变成越来越清晰的两种颜色,一种是红色,另一种是绿色,一个女孩儿正在这两色中间画着一幅美丽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