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响至今的伟生公
双坑、窝子黄姓族中，黄伟生的名声，至今还叫得响。
因解放初被镇压，无墓碑可考。加上知之者已作古，其生庚年月不祥。据族中老人回忆，其被执刑时年仅57岁。由此推之，伟生老人生于1894年。见过他的长者说，他个头中等略高，眉浓，脸长，络腮胡。虽是秀才，却长有一副行武身板，五大三粗，目光如电。
伟生公自尊心极强！有一年秋，他骑马前往跳登场收租，在山坝子边岩脚寨遇上一位熟识的张姓财主，张财主问他山里边的庄稼如何？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下了马，然后走上前去，三下五除二地把张财主打得鼻子口来血，然后才说：“哪样叫山里头？房子不得你家高不算，租担不得你家多不算！好大的口气，敢讲我是住山里头的？”说着上马，大摇大摆地走了。相伴的长工还为他捏了把汗！
对于社会关系，伟生公有他的处法。从家族角度讲，他与黄金是爷孙关系，但他夫人与黄金的夫人又是姊妹关系。黄金既是保长又是匪，专以策划抢大户，坐地分赃为业。但平时有啥好吃好喝的，他都要请黄金来分享。在他思想上，有“宁和强盗做亲家，不和强盗成冤家”的观念。不过，黄金生长子时请他帮取乳名，他就掐指一算，说是这孩子“八字”上缺金，所以改叫：“铁巴”。其实，中国有句古话叫：“捡得黄金变成铁”。他取这名是因恨而生。因有一次他家被抢，黄金在外高喊：“土匪要从丫口路上跑了，快围着！”他怀疑黄金是内线。所以改这名骂黄金家捡得黄金变成铁—一代不如一代。
解放前，平坝来了一位阴阳先生，自称姓黄，伟生公聘之帮寻找一官阴地，一住就是好几个月。那人转弯抹角地劝伟生公把田地卖了，留部分够吃够用就行，因为财多累己。再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必为儿孙操心劳碌。那人走后，伟生公背后骂那人说：“黄家咋会出这种败家子！当家总是越有越好，他偏要主张卖田卖地！人活着，不为儿为女还为哪样？常言道：‘卖田不富，制田不穷’。这种人以后要离远点，少张扯”。其实，后来明理人反思，那是一个做统战工作的地下党。见伟生公不接受他的主张，帮伟生公在老蛇冲看了穴地后就告辞了。
1947年，伟生公组织修建他家在窝子的那栋五间三层很气派的方石板盖的大房。解放初作为普定县五区政府办公楼。周边很多村寨上公粮都要送到窝子来。
解放初，解放军一个连驻扎窝子后，伟生公和那位指导员认识并往来几天后，把已结婚的幺儿老九（黄存祚之父）拜记那位连指导员。指导员对伟生公说：“既然你拿他拜记我，那就要听我的安排！”伟生公不晓得指导员如何安排，因为问道：“那请指导员赐教，如何安排？”指导员说：“让他当兵，跟着我走！”伟生公婉言谢绝。在伟生公心理，“穷吃粮，饿当兵，好吃懒做县衙门”。所以他不同意自己幺儿当兵。如果他听从指导员的安排，他的幺儿不会和他一起被镇压。伟生公被认定作为打头对象后，指导员让他幺儿拿枪送他到补郎批斗。他幺儿不敢，从而失去了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
到窝子村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时，有人揭露伟生公谋财害命的事后，只有一位贫农王座成感恩于他。但却时势所迫，不敢出言以助。
说到谋财害命之事，说的是王量清妻子外家兄弟把他家田契文约明偷暗抢拿走了，王量清委托伟生公给他打官司，讨回田契文约，承诺赢了后给100棵大杉树作为感谢费用。其实，王家的田契文约被他舅子（以子女称）偷后，拿到伟生公处换了50两纹银。所谓打官司，其实就是一场游戏。
后来，田契文约追回来还了王家。伟生公把100棵树，写成了100窝，连树带地，占为己有，以至王量清的妻子因此被逼疯而自寻短见。而王量清在解放时任农会会长，记仇于心的王量清说话管用，借势整治伟生公理所当然。
感恩之事，说的王量清的哥王座成，解放前牵一匹大黑马到安顺卖，结果被国民党的一位军官看中，并说先骑试一下再说。结果一分钱不付就强行骑走了。王座成晓得着抢了，哭得脸青面黑，并在北街找到开烟馆的伟生公诉说。恰好驻安顺的国军团长到烟馆过瘾。伟生公就给那位团长讲：“团座，你部队上是哪位兄弟不够意思，把我的马骑走了呢？”团长问是“咋回事？”伟生老人指了指哭成泪人的王座成说：“我的佃户王座成牵马接我的，我叫他牵到牛马市去看看，这马能值多少钱？结果被你的一个兄弟借口骑试一下，就一去不复返了！你看能不能帮个忙？”那团长说：“小事。我看哪个胆子这么大，敢动大太爷的马！等我搞两口回去，一定叫人送回来！是哪个骑去的，叫他来赔礼道歉！任凭大太爷处罚！”伟生公说：“能帮忙让人送回来就托你的洪福了，其他的不敢、不敢！多谢还来不及呢！”团长走了不到半个小时，马就送了回来。
伟生公有两弟兄，同父异母。满老祖金题公在世的时候，两弟兄以和为贵。1947年，金题公去世后，伟生公起了异心。在之前，他亲兄弟洪琳公亲母病逝，他主持葬礼，暗地用犁口铁、黑狗毛、烟叶之类同葬。后来，洪琳公长子、次子相断病夭。淋琳学会卜金钱课，卜出他亲母坟中有不洁之物，后因此而迁坟，发现果然有异物同葬，并从此忌恨伟生公。
金题公去世后，伟生老人故意找洪琳公的岔，以至兄弟相争。伟生公提枪追洪琳公绕屯坡几转。结果洪琳公逃到普定，考上县党部秘书，拿到了“国家”傣碌。伟生公晓得后，又背起120块大洋找到洪琳公认错，重拾兄弟情。县党部主任与县长晓得洪琳公之兄伟生公的到来，特备酒肴而请他上座。此时恰逢春节将临，听说他才华了得，书法独到。故请他为县衙写副春联。伟生公总问要写怎样的字体？县党部主任说，写伟生公最拿手的就行！伟生老人又问写多大的字？党部主任指了指桌上的一个碗说就那么大。伟生公抬眼看了一眼，提笔醮墨，铺纸行笔，一气呵成。写完后，在场有一人将那碗拿在手，试着去盖每一个字，大小正合。令在场人无不惊讶。党部主任和县长对了一下眼，给他封了120块钱的润笔费。伟生公推辞不下，方收下。
伟生老人对家财看得比命贵。
他的幺儿老九（黄存祚之父），16岁就敢偷起家中的雏子，到织金买猪杀，卖了肥瘦搭配的肉后，将猪板油炼好再等凝固后装运到安顺卖。因为在当时的安顺，炼好的猪油比织金贵。伟生公不明真相，认为老九是偷去嫖和赌，于是以起心杀心，欲除之而后快。但族中人闻知而众起力劝，方打消此念头。
在族中，与其父辈同父同母的我们称之“七老祖”，是他的亲叔，在1902年，骑马半年到北京考上状元，委任广州为官未到任，因逢冬季，旅舍炭火旺，门窗紧闭，二氧化碳中毒身亡，葬于义园（八宝山）。闻知噩耗，伟生公的父亲金题公痛叹之后，向上辈老人承诺，将这位老人财产划到他名下后，他日后将这位“七老祖”迁回故地。结果，伟生公在抗战时出去一趟，还没走出贵州，就听到日本人打到独山来了，见乱世难行，回来后就再也没去过，直到解放。
伟生公人生最辉煌的时候，主动去当兵，在遵义任过副团长。团长是陇箐杨家人（后来得到证实）。因策划抢大户得逞而被人识破举报后，军方调查核实，被开除军籍。团队给了他一匹高大的枣红马，从此回到老家。在老家，伟生公租担最多时100多担，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大户。因为安顺谷老太爷帮过他的忙，他请人在大箐头砍了腰围四五尺大的杉树搁干后，制了两口棺木，扎上大红绸，请人送给谷家作感谢。谷家是名门旺族，哪能白受此礼？所以打发了50两白银，远远超过那两口棺材的市价。但从此他与谷家相认，行走寻常。
所以在村中老人心中，伟生公势利得狠，捧红踏黑。
伟生公想买现在方家房子那片土地，但惠琳公作为地主，不买。为此他请人去挖那地方的泥土来填他家新建的花园。因他是长辈，惠琳公四个儿子看到他这样，心中有气，却不好武断阻止。为此想了个酒醉闯撞的办法，以阻止伟生公与其父前往督挖那地方泥土，并在如今方家背后的大田高硬上将伟生公父子撞倒下六七尺高的硬下，从此结冤，两不来往。直到惠琳公三子权才公（我爷爷）到白岩赶场，因移开挡路电话线而被污为盗，被乡公所保警枉捕。伟生公得知，暗自高兴。因为这样的事，他社会关系相对广泛，路子多，所以自以为不得得找他帮忙。他借机可收拾这边一下，以出心中之气。结果老太太外家兄弟叶光焕在贵阳保安司令部任处级干部，得知此事后出面，官司司自然赢了，面子也抓回来了。借机敲榨的对方还被责令赔40块小洋，办三桌酒席赔礼，并放鞭炮送回。伟生公得知后，主动以清明上公众坟他出钱为由来，与惠琳公这边和好。并且我舅太爷叶光焕一旦到窝子到来，他还亲自来请去好酒好菜招待。
伟生公虽聪明，但也吃过亏。
陈家寨陈家卖一穴阴地给他，因是亲戚，所以信任他，将就请他写契约。他让陈家两兄弟喝酒醉后，再再提议写契约以便付银子。他在契约上写的是：“……上抵古沟（木浪大河）、下抵古岩（白岩），西抵古堡（马场），东抵平坝界，来龙去脉，不准陈家开山打石”。之后，陈家几弟兄睡党都睡不安稳，老梦到他们的爷爷追着他们打，并骂他们是败家子，所以怀疑这张卖地契约有鬼。其实是有人点破，以此作借口遮搪，为点水之人保密。为此，陈家两个哥借口说还有最小的一个兄弟，当天放牛到山上去了，没有划押。回家听说卖地而不依不挠，所以请大太爷（黄伟生）把契纸拿出来，让这小兄弟划个押，再给点钱买件棉衣穿。伟生公还真拿了出来，用手轻压着，让那小伙划押。谁知那小伙是被教好了的，一爪将契纸扯进嘴中边嚼边跑。两个哥在后边骂边追：“你这打短命的，大太爷的面下你敢这样做，看我打不死你！”三弟兄就这样一路跑回陈家寨了。至使这穴阴地一穴终卖成。可100块大洋却到手了。伟生公在解放之前，一生中就吃了这么一次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