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414招待所
听老同志们说，1960年以前，毛主席来沪时住过瑞金宾馆、锦江文化俱乐部（现花园饭店）和兴国宾馆一号楼，1960年以后来沪就住414招待所了，就是现在的西郊宾馆。
（图：毛主席当年来沪住过的西郊宾馆一号楼）
从1960年到1976年，主席共来上海15次，在414招待所住了14次，每次少则住几天、一周，多则两周，只有一次时间较长，住了59天，那是“文革”期间天下大乱的年头——1967年夏天。主席在这里接见过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总书记谢胡，另有一次接见阿尔巴尼亚的专家，还接见过日本共产党的领袖宫本、朝鲜的领袖金日成等。 1971年9月10日是主席最后一次来上海，但是主席没住进来，而是在专列上过了一夜，就是“九·一三”事件之前夜。
毛主席的床上一半是书
414招待所一号楼（也称甲部）是毛主席在沪的专门住所，有人称之为“主席行宫”。拿现在的眼光看，那不过是一长排比较整齐的平房，既没有中南海的宫廷气氛，也不像瑞金宾馆、兴国宾馆、锦江饭店那么洋气和气派，比起眼下高级宾馆的奢华，更无法相比。但这里的优势是自然环境极其优越，清静幽雅，绿树环绕，绿草成茵，离市中心较远，耳中除了鸟叫就是假山上人造瀑布的潺潺流水声，便于休假和疗养。而且，这个占地达1100亩地（目前已经扩建为1200亩地）的大花园中，除了主席的住处，当初只有四座小楼点缀其中，一座是原永安纺织公司老板郭棣活先生捐献的别墅（当初是平房，后来改建成二层小楼），另一座是著名建筑商姚锡舟的大儿子姚乃炽的“怪屋”，还有两栋更小一些，是解放前外国人留下的小别墅。可以想象，1100亩地的绿地和湖泊水域，就“安插”这么几处房子，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还不是几个猎人小屋吗？
毛主席住的一号楼实际上与二号楼、三号楼连在一起，是一整套包括住宿、工作、娱乐为一体的综合设施。进入一号楼要从二号楼大门走进去，经过里面的走廊才能进入一号楼。一号楼朝南是长长的一道玻璃走廊，主席每天都会从玻璃走廊里走出来，到院子里散步。一号楼有主席的卧室、夫人卧室、书房、餐厅、办公室、小会客室、阳光房。开会、看电影、看演出是在二号楼。三号楼是其他首长以及主席的秘书、护士、警卫、随从人员的住处。
主席的卧室非常高敞，从地板到天花板有十米高，但陈设比较简单，不用红木家具，就用一般的杂木家具，床是木板床，式样也简洁、朴素，但不失典雅，远不像现在高级宾馆的设施豪华。担任过主席卧室和餐厅服务员的张福林先生和电工王逸金先生告诉笔者，主席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不是看书就是看报纸，市委每天会送来很多报刊杂志，“文革”期间还包括一些红卫兵战报之类的油印小报。主席的床头堆满了书，床上一半面积都是书，其中很多是古旧的线装书。其他地方也无处不是书，包括卫生间的茶几上，也堆着厚厚一摞书。主席卧室的外间有一个大书橱很特别，是专门存放二十四史的古书专柜，一个书格放一套史书，橱门上刻有明史、清史等字样。有一次主席要走了，414初创时期的老员工、八级电工王逸金去帮助搬行李，其中两个大箱子非常重，后来才知道那是主席随身带的书箱，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说明，主席对历史的研究是作为终身功课的。
“改善伙食”的小故事
在为主席服务过的老服务员的印象中，主席是沉默寡言、神情严肃、心事重重的，好像总是在思考着问题，见了工作人员不说话的。不像周总理那样，对工作人员总是亲切地打招呼，为他开个门或端茶倒水时总要感谢几句，甚至能叫出服务员的名字。而主席是不费这些口舌的，他总是在晚上工作，或看书、研究问题，或找人谈话，而上午一般总是在睡眠中，中午饭是当早饭吃的，晚饭是他的中午饭，深夜时稍微吃点点心，基本上每天只吃两顿饭。
只有一次例外，在早晨八点钟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那是1965年冬天（12月）的一个清晨，二号楼的服务员萧芬女士突然接到通知，要来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而且马上就到了，于是连忙准备房间和早饭，因为这些领导同志都是半夜接到通知，连夜乘飞机或火车赶来上海的，到了之后早饭都没吃，都坐在二号楼的客厅里听候召唤。有刘少奇、周总理、朱德、邓小平、萧华等。林彪也来了，别人都在二号楼客厅里等，只有林彪到了以后直接进入主席的房间里去了。叶群当时正在江苏太仓搞“四清”，一早赶过来后，也直接到主席房间里去了。过了一些时间才请诸位领导们进去开会。当时，曾多次接待过很多中央领导的服务员萧芬女士感到有些奇怪，怎么罗瑞卿没有来？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次紧急会议就是讨论和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
主席的主要精力全都放在思考国家大事上了，而且喜欢独自一人沉思。有一次要开饭了，工作人员却到处找不到主席，把大家急出了一身汗，最后在一间小房间里找到了他，原来他正在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绝对安静。
主席的饮食以家常菜为主，蔬菜为多，都是小碟子。他很喜欢吃盐水花生、蚕豆、萝卜，尤其喜欢吃苦瓜炒辣椒、海蜒炒辣椒，主食主要是小米粥，刀切馒头、米饭，还喜欢吃烤红薯和烤玉米棒子。除了这些，厨师每餐总要再为他配上点鱼虾之类。
主席很喜欢吃红烧肉，但是保健医生关照每周只能吃一次，每次只能吃一两块，所以每周到吃红烧肉的日子，主席称之为“改善伙食”。有意思的是，主席很重视“改善伙食”的日子，记得很牢。有一次应当是“改善伙食”的日子了，但是饭桌上没有出现红烧肉，主席就问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答说，江青来了，江青关照不要吃红烧肉。主席听了一脸不高兴，冷冷地说：“既然吃饭吃不到一起，那以后就不要一起吃饭了。”以后主席真的就不跟江青一起吃饭了。
（图：临近2号门的小河）
主席的衣着也是很普通的，衬衣领子几乎快要磨破了，睡衣上还打了补丁。上海市委的领导看不下去了，给他买了一套新的睡衣，结果非但不要，还被批评了一顿。
主席不要草皮要粮食
最初，毛主席对于上海市委煞费苦心专门为他建造的“主席行宫”，并非十分满意。或许，他老人家对于西洋式的园林原本就不那么欣赏，他还是喜欢中国的东西，这一点，414招待所的设计者和承建者当初或许未必十分清楚。
据414招待所最早的员工之一、在招待所服务了一辈子的王逸金先生回忆，毛主席第一次到招待所是在1961年4月28日，那天白天他接到任务，要他到一号楼去“搞卫生”。他心想搞卫生是服务员的事情，怎么叫自己这个电工去搞卫生呢？去了以后才知道是要扫雷。市委警卫处有扫雷人员，但是他们路线不熟，电门也不熟，要他去带路的。晚上又接到任务，去主席专列专线上的顾家花园站接站，结果等到半夜两点多钟，主席的专列才到。那时顾家花园站并没有站台，专列就停在一片油菜地里，工作人员搬来一个挂靠式的小楼梯往车门前一靠，主席就踩着小楼梯下了车，然后乘市委警卫处的专车来到招待所。
天亮后主席从一号楼南边的玻璃走廊走了出来，看见门前宽阔的绿草坪，脸上并不高兴，他指着那片草坪对柯庆施说：“这能当饭吃吗？把这些草挖掉，种粮食！”种粮食？柯庆施先是一愣，接着就诺诺，可知粮食在主席心目中是何等重要啊！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俗称“三年自然灾害”），草地在他心目中，起码比不上粮食更重要吧。
可是他老人家哪里知道，这草地比粮食贵得多。这片草地原先是一片棉花地，为了建414招待所，施工部门特意挖掉了棉花地，种上了这片绿茸茸的优质草地，现在要把草地挖掉改种粮食，倒来倒去……而且这么一来，这个大花园的整体布局和效果就破坏了。
（图：西郊宾馆内河边的风景优美如画）
但是主席的指示是不能违背的，而且要立即执行，柯庆施只好立马布置下去。第二天，从农科院开来了四辆拖拉机和推土机，一下子把那片大草地给“剃光”了，不久播上了油菜籽。到第二次主席来沪的时候，正是一大片油菜花飘香的时候，主席看见高兴地笑了，柯庆施等市委领导才算放下心来。这是“文革”以前的事，但是到了十年浩劫、天下大乱时，江青又来此“指示”了一番，情况就更加变本加厉。
据414招待所的老领导苏幼泉同志说，那时风行“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要“广积粮”，全国都闻风而动，可是招待所不是农业部门啊，但是江青不管具体情况，不是风就是雨，竟然叫414招待所也要“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于是414里乱了套了，再好的草皮也要连根铲除，种上花生、玉米、山芋、油菜、花菜，还要养鸡、养鸭、养猪、养狗。结果养了106头猪，200多只鸡，十几只草狗。原本是景区的一个小山包，硬要改成梯田，还要种上橘子树。这么一来，招待所的职工们可就忙了，在没有接待任务的时候，整天就是种田、种菜、养鸡、养猪、除草、挖河泥，除害虫，给庄稼施肥。肥料不是到处都有的，还要到处去找大粪来上肥……成绩自然也是有的，河塘里的白水鱼可以养到18斤一条，每年的油菜籽可以打1500公斤，桃园里摘下的水灵灵的水蜜桃放在蒸笼格里，可以送到北京献给主席吃……
难怪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市委书记严佑民同志说：“简直弄得花园不像花园，农场不像农场，招待所不像招待所！”直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那些被颠倒的事情才重又被颠倒过来。职工们挑河泥、清湖荡，重新种上了荷花，铺上了草皮，重整了花坛、树林和景区，经过数年打理，好不容易渐渐恢复了原貌。
毛主席观看“砸联司”实况转播
1967年7月21日主席再次来到上海，也就是武汉刚刚爆发了“7、20”事件之后的第二天，这次一直住到9月17日，共计59天。这一次跟随主席来的人很多，有几十个人，秘书有胡乔木、萧克、林克，侍卫长是李银桥，护士长是吴旭君，还有三个护士，张玉凤随侍在旁，警卫员有12人。跟以前一样，来的人再多事先也不打招呼，连市委招待处也不知道，所以当时只派了三辆轿车去虹桥机场迎接，结果一看不得了，临时再紧急调动车辆去接。那时张春桥在上海，他不认为这是工作上的失误，反而得意地说：“看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多好啊！”
但是这给招待所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实在是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么多人，要吃，要住，连准备毛巾、牙膏、肥皂都来不及准备，因为那时还是计划供应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单位要买，就要开介绍信，买得多了，还要到上级的单位开介绍信，工作人员紧张得忙东忙西，到处张罗。
主席这次在沪期间，张春桥几乎每个下午都来看主席的，还有南京军区的江腾蛟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也是几乎每天都来的。这期间，上海爆发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事件，即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工总司”派出30万持械工人，在8月4日晚上，一举砸掉了一个反对张春桥、反对他们造反夺权的组织“联司”。显然这个行动是得到“四人帮”支持的，甚至早就事先策划好的，因为那天晚上晚饭后，他们就安排工作人员把一号楼的电视机架好，调整好，让主席看砸“联司”的实况转播。电视台全程跟踪报道，主席就看完了全过程，认为上海工人力量大，可以左右局面了。看完电视之后已经是半夜，张春桥还兴致勃勃地乘车到外滩等地巡视了一圈，看看市民的反应。回来他很高兴，觉得局面已经在掌控之中了。
接下来主席又做了一件极具杀伤力的事情，既修改姚文元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毫无疑问，主席已经决定把陶铸抛出来打倒了。姚文元当时是骑一辆自行车来414招待所的，因为要等候主席的修改意见，他只得住下。当时三号楼没有冷气，服务员只好在二号楼的弹子房里临时给他加了一张小木床，没有单独的卫生间，他只好去公用厕所；也没有单独的浴室，天很热，他问服务员萧芬：洗澡怎么办？萧芬告诉他可以去职工浴室，他只好拿起一只脸盆，拎起一条毛巾去职工浴室洗澡。主席认真修改了他的批判陶铸的文章，连文章的题目也是主席亲自改定的。
那时姚文元还远没有发达，喝茶都要看看是多少钱一斤的茶叶。因为按当时的接待规定，来客喝茶，第一杯茶是免费供应的，如果要喝第二杯，即重新泡茶叶的话，就要自费了。所以姚文元在服务员为他泡第二杯茶的时候，就问道：“这是多少钱一斤的茶叶？”服务员萧芬告诉他，是18元一斤的茶叶。他吓了一跳：“这么贵啊！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啊！不行不行，我不要这么高级的茶叶，给我换一般的茶叶就行了。”后来服务员萧芬把这个情况向领导汇报了，领导考虑他来此也是为了工作，就决定取消原先的规定，连续泡茶不需他自掏腰包了。但是主席在招待所喝茶，一向是自掏腰包的，是杭州的西湖宾馆的采购员亲自送来上海，从主席自己的账上支付的。
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于当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像一颗定时炸弹，即刻在全国掀起了所谓“革命大批判”的滚滚浊流。
“九、一三”之前的蛛丝马迹
414招待所的老职工王逸金先生还告诉笔者，1971年9月10日主席到上海的那天，已经可以感觉到种种不正常的情况了。
那天他正在茂名路58号文化俱乐部办事，领导电话通知他赶紧回414招待所，有任务。他知道主席要来了，连忙回到招待所一号楼，把所有的电器开关、设备、电源再检查一遍，从一号楼出来路过2号楼的茶炉间时，他看到王洪文来了。但是他很奇怪，过去王洪文来从来不穿军装的，今天为什么穿起军装来了？然后他按照领导的吩咐，来到主席专列专线靠近沪青平公路旁边的一个小站，迎候主席。这时他发现，外面的警卫原先都是穿蓝裤子的空军部队战士，即空四军王维国领导的部队，今天怎么都穿黄裤子了？是换了部队还是换了服装？他有种不祥的预感，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这个小站上有两三间房间，放着一些沙发和茶几，主席下车时可以休息一下。可是这次主席根本就不下车，王洪文来了，毛主席在车上接见他的。后来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司令员来了，也是上车见主席的。但是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来了，要上车见主席时，被警卫人员挡住了，不允许他上车，他瘫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一片茫然，后来被拉到锦江饭店去了。再后来，林彪的阴谋败露，他就被抓起来了。
9月10日那天，414招待所做好了接待主席一行的所有准备，到主席专列停靠的小站迎接的干部职工等候了一夜，主席也没下车。第二天中午一点二十分，主席专列向北开走了，从此再也没来过上海。不久传来了林彪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的消息。
江青拍照的瘾头大得很
江青曾多次来住414，几乎每年都来住不少时间，她曾对人说，上海是她第二个家。她总是不与主席一起来，或者提前几天来，或者迟几天到，或者她独自一人来，一住半年。江青的“难服侍”是出了名的。
（图：西郊宾馆大草坪）
她大概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很怕声响，又怕风，怕光，还怕影子。连隔壁房间服务员拿杯子泡茶时，杯子与碟子之间发出了碰响都不行。服务员穿皮鞋走路不行，嫌吵；穿布鞋也不行，还是嫌吵。那怎么办呢？萧芬等服务员只好不穿鞋子了，就穿袜子走路算了，总算她不出声了。有的服务员穿帆布的裤子，走起路来两腿之间发出了摩擦声，她也受不了。曾有几个年轻女服务员，不知为什么事发出了吱吱的笑声，被她听到了，那可不得了，立即就被“关”了起来，直到她离开上海后才被放出来。锦江饭店的老服务员陆彩娣师傅在当年毛主席住锦江饭店时，为毛主席服务过，后来毛主席住414招待所了，她也常被借调过来为主席服务，她在对付江青方面很有经验。她关照414的服务员，平时讲话要轻，走路要轻，拿东西也要轻，放茶杯、碟子、茶叶的抽屉不要关紧，开着口好了，免得开抽屉、关抽屉会弄出声音来……
知道江青的“毛病”很多，所有服务员见她来了神经都要紧张几分。她的保卫秘书孙立志同志（市委警卫处的副处长）更是经历过难忘的惊险一幕——有一次他陪江青在草地上散步，他在前面开路，江青在他后面大约七八步的距离。这时他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一条蛇向他游来，他立马紧张起来，倒不是他怕蛇，而是担心后面的江青见了蛇该会吓成什么样子！那蛇大概也看见了他，立马不动了，他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装作没事的样子。他不能让江青发现这个异常情况，心想，“他妈的，你就是咬我一口我也不能动啊！”那时的卫士就能忠实到这个程度！好在江青用纱巾蒙着头（大概是怕太阳晒），没看清他脸色的变化，一会儿就从他身边走过去了。孙立志转身要去打那条蛇，才发现蛇已经溜走了，而自己已经大汗淋漓。
江青每天晚上要在二号楼的放映室看一部电影。白天有很多时间在拍照片，主要拍花园里的奇花异草，去四号楼即“怪屋”里拍照的次数很多。她要拍茶花了，萧芬等服务员就要忙着用抹布去擦茶花的叶子，要每一片叶子擦出亮光，那照片才能拍出立体感。这时候最忙碌的是八级电工王逸金师傅，他要按照江青的要求举灯补光，尤其拍室内特写，灯光的角度和亮度如何如何，要求高着呐。
李敏、李纳和毛远新都来过414招待所，毛主席1961年第一次来时，他们也都来的。他们穿着都非常朴素。李敏第一次来时手里拿着一把旧雨伞，脚上穿一双布鞋，工作人员很纳闷，这是哪里来的“乡下人”？后来才知道是主席的女儿李敏。李纳也非常朴素，那时她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衣服肘子处还打着补丁。吃饭时她对眼前的饭菜总是啧啧称赞（其实主席关照过，按他们的餐饮标准，没有什么山珍海味），说是太幸福了，因为在学校里吃不饱。服务员萧芬觉得很奇怪，脱口说出：“您是公主啊，您怎么会吃不饱呢？”李纳说：“哪里有什么公主啊？我在学校里跟同学们一样都是吃食堂的，学生口粮也是定量的，我们功课很多，活动量又大，根本吃不饱。只有我的班主任知道我是毛泽东的女儿，其他人都不知道的。”
李纳曾提出想要练一下毛笔字，能不能找些纸张和笔墨。服务员拿来一叠荣宝斋的宣纸给她，她马上摇头：不行不行，我是随便练练的，只需要一些旧报纸就行了，于是主席看过的旧报纸就成了她的大楷簿。
李纳对江青是很敬畏的。有一次早饭时服务员告诉他们江青醒了，李纳要去请安，问李敏和毛远新去不去，他们两人说不去，李纳只好一个人去，请安过后回来再接着吃饭。
我进入414招待所工作时，已经是改革开放的1981年，我很想知道主席在414招待所更多的逸闻趣事，但是老同志们顾虑保密纪律，总是简单说几句就打住了。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党内很多情况已经逐步公开了，老同志们的顾虑也减少了。听他们讲述过去的事情，总会引起我一番感触。我似乎觉得毛主席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很孤独的，否则，为什么连这么好的环境都不遑欣赏呢？而我们大家，只要走入西郊宾馆，无人不醉心于这片超级美丽的绿色环境，难道，这是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吗？
（作者：邱根发、宋路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