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完了他九十年的人生旅程，他走时最大的缺憾就是不识斗大一个字，但最宽慰的是他让子女都读上了书，使他们走出了老家封闭的小山村。

　　老家是一个偏远贫瘠的山村，世代种地为生。由于人口多，负担重，父亲十多岁就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二十多岁成了家，就整天为我们子女的生计奔波。这样的家庭条件注定了父亲是不可能有机会上学的。

　　父亲年轻时还是民国时期，他曾经做过小贩，经常跑县城、省城。一起做买卖的有的发了财，进城后就进烟馆、下赌场，父亲却常常泡茶馆、报馆，听人说书、读报。回到家里，就给别人侃他从在外面听来的新闻，什么松沪会战、台二庄会战、东条英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让那些文化人大为惊讶，一个生活在偏僻山村的没有文化的老农，对外面的世界竟如此熟悉！我们弟兄上学后，学校学了什么新的知识，父亲有空就要我们讲给他听，有时我们讲的同他记得的不一样，父子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有朋自远方来，父亲总要问长问短，向人家打听外面的新闻。后来市面上有了收音机，父亲省吃俭用，硬是从家中紧得不能再紧的油盐煤火钱中挤出几十元，请人从省城买回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从此，茶余饭后这台收音机就陪伴着父亲，于是，父亲的农门阵里又出现了尼克松、基辛格、西哈努克等新名词。

　　父亲深知家庭的重累要靠自己去担负，读书已不再有机会，他把自己美好的期盼和愿望寄托在我们子女身上。自从成了家，有了子女，他就有了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一定要让每个子女都读上书。以后，不管社会怎样动荡，家庭怎样困难，自己怎样累死累活、当牛做马，他都没有改变这个信念。

　　解放前夕，我们家被土匪洗劫一空，三哥被抢去当人质。为了把三哥赎回来，父亲变卖了多年做生意置办的家产，一家人吃糠咽菜、盖秧被（草做的垫子），生活极其艰难。那时正值大哥、二哥上学的年龄，父亲没有丝毫犹豫，拖欠拉账送他们上了学。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和我们弟兄都能读上书，父亲没日没夜地劳作。我们家的地离老屋有四、五公里，为了种好地，父亲常常起早贪黑。冬天，老家属高寒山区，到处冰天雪地，宽裕一点的人家天气暖和时就备好了过冬的柴禾、煤炭，寒冬腊月就不在下地。但父亲还得为明年的收成忙碌，利用冬闲每天到县城背大粪。老家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爬坡下坎，都是崎岖的山路。父亲穿着草鞋，背负四、五十公斤重的粪桶，在冰天雪地中跋涉，每天都是晚上十一、二点摸黑回到家。脚冻裂了，布满了一两寸长的血口子，晚上热水烫一烫，用线缝好，第二天又继续上路。为了多找几个钱给我们交学费，农闲时，父亲挑着鸡、鸭、山货到省城去卖。老家离省城有几百公里的山路，徒步都很吃力，挑着担子走路更艰难，每天鸡鸣上路，日落投宿，一次往返就是个把星期。除了做农活，父亲还在附近小河砌鱼笕捉鱼，把捉到的鱼拿到小镇上去卖找些小钱。这活计是很苦的，要在小河中间砌两道几十米长的人字形石坝。垒坝的几百上千方石头，都是农闲时父亲从岸边一块块搬来，或在水深流急的河中扎猛子一个个抱出来砌上的。坝砌好了，一场大水又要冲跨好些地方，水一落下去又得忙着补上。下河拿鱼同样也不轻松。老屋离河边有二、三里地，六、七十度的陡坡。早晨拿鱼，父亲天不亮就起床，摸黑下到河边，拿到鱼就着河水洗把脸，在河岸边割一扛草再回家，这时天刚亮，别的人家才起床。

　　尽管父亲精明、能干，但仍然躲不掉六十年代初那场灾难。那时大哥正在县城上中学，二哥读师范，三哥、四哥、大姐也上了小学。大哥二哥在学校饿得受不了，每个星期都往家跑。那时已开办集体食堂，粮食、锅、瓢、碗、筷都交了公。看着一个个嗷嗷待哺的儿女，父亲心急如焚，冒着被批斗的危险，在河边的岩洞里藏了一口锅和几袋小麦。每次大哥、二哥回家，父亲就偷偷把小麦磨成面烙饼给他们填肚子。每次回家，大哥、二哥都不愿再回学校，父亲含着泪把他们送上路。在那困难的年月，大哥、二哥总算坚持读完了高中、师范。

　　家庭重负、天灾、人祸没有动摇父亲抚育子女读书的信念，但“文化大革命”却使父亲对知识的崇拜受到了无情的嘲弄。“文革”开始时，四哥已上了中学，由于派性斗争，被整成了神经病。五哥经受不住停课闹革命的折腾，看破了红尘，中学未毕业就回家务农，无论父亲怎样劝说，就是不回学校。我勉强读完高中，在家彷徨盲然，百无聊赖，不愿再去摸书本，整天同村子里几个回乡青年酗酒、打麻将。看着我们弟兄这样一天天堕落下去，父亲痛心疾首，苦口婆心规劝我们：不要过了河扔了棒，什么时侯国家都需要有文化的人，现在糟蹋文化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书本会用得着的。他说不出更多的理由，翻来复去总是那几句话，我们听烦了，同他顶嘴，他急了就动手。在父亲的强制下，我又翻出了落满了灰尘的书本，边做农活边读书。文革中的书本太浅，太无聊，就读大哥、二哥以前的课本，还读遍了左邻右舍所能借到的各种杂书。

　　在父亲的督促甚至“鞭教”下，我们家有了一个崇尚知识、爱读书、好学习的浓厚氛围，夏日的树荫下，冬天的灶火旁，夜晚如豆的油灯下，都有我们弟兄苦读的身影。父亲认为，家务、农活少做一点都不要紧，只要看到我们手里捧着书，他甘愿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负。甚至只要我们好好读书，我们有了过失他也可以原谅。我因为体质弱，从小就怕做强体力的劳动，常常偷奸耍滑，抢着去放牛，别人放牛还要割草，我借故看书就不割草。父亲每次见我带着书去放牛，还夸我学习抓得紧。一次，雨过天晴，我把牛赶到一边紧挨着悬崖的山坡上去放。那里很少有人放牛，草长得好，牛一上山就大口大口的吃草，我在一块有树阴的岩石坐下就开始读书。不知不觉过了大半天，抬头一看，牛早不知到那里去了，找遍周围的山坡都不见踪影，再沿着崖边仔细查看，发现有一条滑下山崖的痕迹，顺着找到崖下，我那可怜的弯角牛已摔得血肉模糊奄了气。牛是农家的命根子，无故死了牛，生产队要追究责任，甚至扣去年底的分红。我害怕父亲的惩罚，很晚才拎着牛绳回到家。听我说牛摔死了，父亲两边太阳穴马上青筋暴露，我低着头等待父亲的责罚。但看到我腋下夹着的书，他马上又平静下来，把我拉到他的怀里，抚摸着我的头微笑着说：“幺儿看书太专心了，以后要看书，放牛就往宽敞、平展一点的地方放。”父亲免去了对我的惩罚，但想到牛一死，父亲又要受到生产队长的责骂，年终家庭收入减少，父亲负担又要加重，我感到万分愧疚，早已储满眼眶的泪水狂泻而下。

　　不识字的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崇文重教的家风。他在解放前资助七叔上学。他支持二哥考师范、当教师。他支持我当报酬不如农民挣工分的代课教师。我当兵离家后，每一封家信，父亲并不看重我何时又升了一官半职，他最高兴的是我三次上军校、到军校工作、转业到地方党校工作。

　　又是行人断魂、弹泪思亲的清明时节，我从千里之外来到父亲的坟前。点上香烛，奠完水饭，从行囊中拿出我从小学、初中、高中到自学考试、军队院校的毕业文凭以及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和着纸钱、冥币一起烧给了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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