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木匠，和木头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父亲在世几十年，亲手做过的木具、家具几千件。现在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件，方形小木凳。小木凳棠梨树料子，面为正方形，一尺见方，一直搁在农村的老家。前几年，有位当地的农具收藏家要出高价收买它，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大哥回忆说，收藏家拿起凳子左看看，右看看，掂了掂，又在地上用力地摔了几下，但小木凳依然完好无损。嘴里念念有词，连声说道：特别，真特别呀。凳子的榫子是凹凸型扣上的，这是父亲的绝活，除非木料腐朽掉，它才可能报废。费了一番口舌，大哥始终没有卖。我知道大哥为什么没卖，那可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传家宝呀！凳子在，父亲就在，情结就在。

　　听奶奶讲，父亲十五岁就开始学做木匠活。一天书都没念过的他，硬是靠死记硬背，掌握了各种木工活的尺寸和技巧。父亲的前半生都是在老家做木工。那时谁家需要父亲帮忙，只要打个招呼，他从不推辞。当时帮忙只是管饭吃，从没看到父亲收过人家的钱。那时帮忙是常事，邻里之间和睦、融洽，如同一家人。

　　母亲说，生产队做牛车，是父亲最累的活。牛车是用牛拉做动力的，体积比较大，四个比锅盖还大的木轮，走起来笨重，正是因为笨重，所以能装货，稳当，是当时生产队里仅有的大型运输工具。做牛车，是对父亲木匠活的一种耐力和技术的考验。起初，要把丈把长几尺粗的木头锯开，剖成木料做框架。剖木料是用大锯(小点的叫小锯)将木头拉开，拉锯是木匠活里最基础的工序。首先是用两根人字形的支架，斜撑起一根弹过墨线的木头，父亲每次总是站在倾斜木头的上端，因为在上端领锯最吃力，又要掌握着锯口不跑线，是力量和技术综合的全能型木匠。两人合力架起人把高的大锯，齿型的锯口对着木头上笔直的墨线，开始是缓慢地拉动，当锯条完全吃进木头的时候，拉动的速度变得快了起来。那原始不变的轨迹，重复的动作，没有一点儿花样，更没有新鲜感。你推来我拽去来来回回，一根圆木锯开，谁也没有计算出要拉上多少个来回。总觉得让人有些压抑，感觉到好累，可父亲一拉就是几个钟头不休息。这时从锯齿处散落的锯末随着一锯接一锯地划动，洋洋洒洒，渐渐堆起。

　　我光着脚丫，好奇地踩上去，感觉松软，像面粉，还带着锯齿摩擦的温度。捧起一把，抛向空中，任其落的满头都是，只觉得好玩。这时，一股特有的木头清香沁入心田，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清香，于是，锯末的清香和父亲拉锯时严肃的表情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说，闻一下锯末的味道，就能判断出是什么木质的材料。我对父亲的说法深信不疑，因为积累便成了经验。一个月下来，一辆崭新的牛车就在父亲和他的助手们的日夜劳作中诞生了。父亲坐在地上，嘴里抽着用废纸卷成的烟卷，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艺术品。他吐着长长的烟雾，满脸凝重，品味着朴实而艰辛的人生。

　　后来，我的叔叔通过关系介绍父亲到怀远二中当了一名工人，使父亲能够靠十八块五的工资养活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七人。因为赶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机会，入了党的父亲也就成了学校三人党支部的一员。他具体的工作就是负责全校的课桌和门窗的制作和维修，办公就在操场旁的简易木工房里。工友们都喜欢叫他张木匠，后来人们一直这么叫他，张木匠也就自然成了父亲的别称。一年一次的劳动模范非父亲莫属，我家的相框里，每年都多一张穿着带补丁的劳动布裤子的父亲参加全国劳模大会时站在北京天安门前拍下的照片。就这样父亲度过他人生中最充实、最体面、最辉煌的二十多个春秋。

　　有一天，父亲在上班的路上，重重地摔倒了。工友们发现后，把他背送到医院。经检查，是劳累过度所致，双膝髌骨粉碎性骨折。山一般健壮的父亲，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又重新站了起来，回到了他那个汗水浸洒过的地方，那个他始终舍不得离开的木工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木匠，木工活也算陪伴了父亲一生。直到后来，父亲真的累倒了，躺在他亲手制作的小木床上，一卧就是六年多，始终也没能站起来，最后却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养育他，也是他深爱着的这个世界。

　　父亲走了，他什么也没给我们留下。进了城的我，一直把父亲在世时使用过的工具箱带在身边，即使搬过几次家，都没舍得丢掉，因为那里还承载着父亲使用过的木工工具，这些工具情牵着父亲的平凡和伟大。父亲的勤劳与朴实，无时不激励着我，在人生的路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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