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八年,注定是一个多难的年份。
       震惊中外的新疆伊宁“6.26”事件,造成了两派组织伤亡二百多人的惨局。伊犁饭店,卫校大楼,六中大楼变成废墟。少数派成员许多被俘,有的出逃,一些少数派组织在高压下被迫解散。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干预,召集伊犁地区两大派组织的代表,在北京进行学习和谈判。
        作为少数派的我,饱受多数派的打压,并且遭到多数派的“通缉”,不得不从所在单位跑了出来。由于我是央企产业工人队伍中的少数派头头,回到伊宁后,各个少数派组织对我都相当尊重。伊犁地区多数派组织“筹委会”的中间力量——伊宁四中造反队,其大大小小的骨干分子与各级领导,又都是我十分熟悉的中学同学,我也经常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于是,在伊犁地区,尽管文化大革命两派组织斗得很厉害,我却在伊犁两大派组织中游刃有余,是一个特殊人物,享有特殊待遇。
        正因为如此,我才有一场“绝处逢生”的遭遇。               
                                                                                             (二)
        那是一个初冬的日子,我听说,单位的一把手马公宽路过伊宁市,住进了座落在解放路靠近西公园的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是克拉玛依油田设在伊犁州首府的办事机构,负责与地方政府联系工作,并向来往经过伊犁地区的人员提供吃、住、行等后勤服务。我对里面的情况非常熟悉。
        寻找马公宽,甚至抓住他作为“人质”,为我们这批流浪在外的“少数派”,开拓一条便捷的“翻身之路”,是我们这些长期受压的“牛鬼蛇神”们,早就策划过的行动。
        马公宽,如果不是在一九八三年,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破天荒第一次在喇叭里,天天被声讨为杀害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羊(学名鹅喉羚)的“罪魁祸首”,进而名闻全国,恐怕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他。他和许许多多克拉玛依油田老干部一样,当过兵,打过仗,集体转业到大西北油田,是一个忠诚信仰,刚直不阿,清明廉政,平易近人的共产党中层干部。组织打黄羊,本意是为了改善在“没有条件也要上”的年代,石油工人处于恶劣环境下的生活,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动机,这本是五十年代就已经“被迫”形成的传统。
        作为厂长兼党委书记的马公宽,即使在“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他手下千名职工形成的两大派组织,全都没有打倒他的意思,这在那个年代是极为罕见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人格魅力与优秀品质。如果,用衡量他们这些老干部的标准,来选拔今天的领导干部,连我自己都感到有一点汗颜了!
                                                                                            (三)
        那天中午,天气依然很冷,知道马公宽到来的消息很突然,我担心他吃完午饭就要走,集合患难兄弟们一起行动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叫上伊宁四中同学李发智等两位同学,准备冒险行动了。
        李发智是高66级二班的学生,绰号“芝麻”,我姐姐的同班同学,比我大几岁。他中等偏高个,人长得清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平时话不多,也不怎么参加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活动。我流浪伊宁以后,半年多以来,经常与他在一起,相处十分融洽,几乎到了天天同吃,同住,同“逍遥”的地步。有时候,仗着我自己有一把枪,我们隔三差五地筹划一点“行侠仗义”行动,以此自得其乐。
        这次拉他出马,显得很匆忙。
        我们仨人穿着军大衣,戴着军帽,这是当年“红卫兵”最时髦的打扮,来到办事处门口不远处。我摸了摸腰上别的枪,思忖了一阵,决定把它交给李发智,自己独闯虎穴。
        这支枪说来话长,据说是当时伊犁军区任副司令员专用的防身武器,一把小巧玲珑,得心应手的“左轮手枪”。后来,好像在一次什么事件中,被群众组织抢去,也不知道最后怎么会落到四中同学手里?负责武装队的王马栓,出于对我这个流浪在外老同学的同情与关爱,先给了我一把“大号加拿大”手枪,以作自我保护之用。这种枪,又大又沉,是过去专门用于暗杀的武器,其子弹头又粗又壮呈钝角形,用铅铸成,号称“炸子”,一旦中弹,非死即残,杀伤力非常大。但是,这种子弹非常难搞,我也担心误伤人。基于此,王马栓又给我换了这支漂亮的“左轮手枪”,它不怕卡壳,子弹也够多。这在当年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尤其是你死我活的两派斗争中,一派头头给另一派头头送枪,是极为难得的!给了我极大的信任和极大的面子。
        我知道办事处里面,尽是清一色“铁杆保皇派”,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少数派”人员是从来不敢在里面造次的。因此,单枪匹马闯进去,我又是一个被“通缉”的人,确实有很大风险。万一遇到情况,是开枪杀敌自卫,还是寡不敌众被俘?这当然都是我不希望的。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的决定非常正确。
        克拉玛依油田办事处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的主要建筑均是俄罗斯式建筑,天棚地板,高大宽敞,客房就设在里面。我悄悄摸进去,匆匆溜了一圈不见马的人影,估计是到食堂吃饭去了。
        这时,我心里有一些犹豫了。
        去食堂,绝对是一个冒险行为,里面很可能有与我一个单位熟悉的人员,而多数派早就串通当时的公安机关,一直想抓我这个“通缉犯”,我进去岂不是自投罗网?万一被抓住,我将与我同一派也是受到“通缉”并且已经被抓的战友一样,遭受牢狱之灾,甚至引来杀身之祸。
        不进去,那我怎么能够找到马公宽,我们少数派漂泊流浪的日子又何时是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决定豁出去了!
        中午时分,不大的食堂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我紧了紧披身的军大衣,翻上皮毛衣领,拉低军帽帽沿,“闪进”了正在吃饭的餐厅。
        第一眼,我就认出了坐落在一张圆桌旁,边吃饭边与人谈笑风生的马公宽。他还是习惯披着那件大衣,用很标准的河北普通话在说着什么,引来周围人群的嘻笑。
        这个时候,我当然不能够贸然上去,只能够退出饭厅待机行事。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我故意往里面卖饭的窗口走去,试图晃一下赶紧走人。
        问题就恰恰出在这里!
        卖饭的大师傅,看见我这个不端碗的人走来,随意问了一句:“干什么”?
      “看看啥子饭。”我也随意答道。
        这一句浓浓的四川话,引起坐在一个角落里的人的注意,他姓谭,我单位一个非常铁杆的“老保”(这是我们“造反派”对“多数派”成员的普遍称呼),其实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工人。
        他走了过来,指着我喊道:“你小子不‘抓革命促生产’,狗胆包天,敢跑到这里来!”
        于是,卖饭的大师傅提着打饭的勺子,对着我吼道:“牛鬼蛇神只能够吃屎,还想吃饭?!”
        我哪里受得了这种侮辱,完全忘记了自己不能够“暴露目标”的警示,对那个气势汹汹的大师傅反唇相讥道:“你是个卖屎的吗?”
        这一下,尤如捅了马蜂窝,先是那个姓谭的家伙高喊:“抓住他,他是‘通缉犯’!”接着,拿饭勺的大师傅从厨房跳了出来,再接着,是周围不断有人涌了过来…

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四)
        一阵剧痛,我睁开了双眼。
        我发现,自己双手被反捆在一起,悬吊在高高的房梁上,身上只穿着内衣,浑身上下都是血,剧痛来自两只承受不住身体重量的胳臂。
        黑暗中,我模模糊糊看到,这是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面横七竖八堆放着一些物品。半开着的门,吹进一阵阵寒风,我是被疼和冷相夹而刺激醒的。
        一个矮小的人影晃动着,我血糊的眼睛看不清面孔,听声音,知道是姓谭的:“哼!你是自投罗网找死啊!听见外面卸车的声音吗?我们正在把一车铁卸下来,准备连夜把你小子押送回去。”这些铁,本是要运往克拉玛依的。
        果然,我听见外面有铁块撞击的声音,这声音我非常熟悉。
        对于打、骂,我早就领教过很多了。虽然我还是一个出校门不久,全身充满学生气的孩子,一年前,在一次辩论会上,我被一拥而上的“多数派”围斗毒打,昏迷跌进臭水沟里。是一个“多数派”的老师傅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一边高声喊着:“你们打我吧,我是反革命!”一边把我从臭水沟里抱了起来紧紧护住,捡回了一条命。
        模糊中,我又昏了过去。
                                                                                             (五)
         一阵零乱的脚步响,伴着嘈杂声,几个人慌慌张张跑进了仓库,急急忙把我放了下来。
         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我,已经不知道疼痛和寒冷了。
         这些人端来了一盆热水,解开我的双手,帮我擦干脸上、身上的血迹,然后给我拿来了军帽,军大衣,以极其温柔的语气对我说:“这是一场误会,对不起,不是我们打的!”
        我糊里糊涂被他们领进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面好像挤满了人。
        适应一阵明亮的灯光以后,这时,我突然发现,坐在里面的,竟然全是我熟悉的面孔——伊宁四中同学。
        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一个个全副武装,表情严肃,充满杀气。
        突然,李发智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把枪递到了我的手中。他压低嗓子,狡黠地在我耳边问道:“怎么样,我搬来的救兵?”
        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
        这时候,不知是谁在问我:“是谁打的你?”——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姓谭的那个家伙却自己跳了出来。
        他清了清嗓子,讨好地对大家说道:“大水冲了龙王庙,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保护王恩茂,支持‘筹委会’的革命派。”然后,他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指着我又喊道:“就是这些牛鬼蛇神,破坏了我们的大好形势!我们要把他们一个个都抓起来……”
        没有等他把话说完,四中同学们七嘴八舌嚷嚷起来,有的问他是不是侩子手,有的讥讽他是“假革命”,有的要他向墙上的毛主席像下跪请罪,有的干脆说把他也抓起来。
        在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这个不知趣的“革命派”,灰溜溜地躲了起来。
        我,就这样:突然被抓,又这样,突然被救了。
        在回去的路上,李发智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
        原来,待我进办事处以后,李发智二人左等右等不见我出来,心里很着急,就小心翼翼走进了办事处。不料,一下子遇到了抓我以后,出来看情况的一伙人。他们看见与我穿戴一样的学生,肯定是同伙,高叫着“不要让他们跑了!”马上围了过去。无可奈何之下,李发智不得不把枪掏了出来,吓得这些家伙有的趴在地上,有的逃回了房子。
        这时,李发智知道一定出事了,情急之下,跑到办事处旁边的“反修车队”,这里掌权的多数派组织,一向与伊宁四中多数派组织“造反队”关系密切,连他们的一些武器都是“造反队”送给的。说来真巧,二人刚刚坐定,恰恰在这时候,办事处的求助电话打到“反修车队”来了,而电话偏偏让李发智接上了。
       李发智一看事情闹大,急中生智,一边勒令对方不要动人,一边急忙跑到“伊犁剧院”搬救兵。他知道,那时,伊宁四中庞大的宣传队正在排练《毛主席诗词组歌》节目,武装队一定也在那里保护。进入剧院,没等他把事情的原委说完,呼啦啦武装队二十多个同学全部起来,架着枪,开着车,上演了一幕在“自己人”手里夺人的好戏。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极为罕见的事件。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这次事件,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能忘怀。当年,我虽然十分感谢同学们的救助,却也没有过多地往深处想。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的增多,岁月的苍桑,绝处逢生的一幕幕反而在记忆中越来越清晰,使我越来越感到了同学的可亲,可爱,可贵。
        同学有很多,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小学同学年龄还小,留下的记忆不是很多很深;大学同学都是成熟的青年人,开始有了城府,交往全凭自己的好恶,难免受到社会影响。
        唯有中学,一群充满憧憬,天真烂漫的男孩、女孩,在成长中交往,在交往中磨合,一起充满幻想,共同构划未来,共度花样年华,结下了十分纯真的友谊。这个时期洁白无瑕,无忧无虑,是最令人心醉的。情窦初开的时节,结下的友谊最令人难忘!
        回忆中学时期的同学,就犹如回到我们自己美妙的青春时期,这种情结,几乎是每个莘莘学子都魂牵梦绕的。哪怕千山万水,哪怕斗转星移,她的魅力永远在那里。
        朋友,爱人,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同学是不能够挑选不能够逃避的缘分。同学,是上帝恩赐给青年最好的礼物。
        我当年绝处逢生,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灭顶之灾,折射出同学之间的情谊,也让我今生今世久久地怀念!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写下了这样的感言:
        ——在求学的道路上,我们是悬梁刺股的同窗;
        ——在奉献的事业中,我们是披肝沥胆的战友;
        ——在生活的岁月里,我们是同甘共苦的兄弟。
        谨以此,献给我亲爱的中学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