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家庄一家美发店剪头,边剪边听理发师和洗头小姐议论他们店订购的矿泉水,说现在最容易造假的就是矿泉水,不就是无色无味吗?拿个空桶,对着自来水龙头接满,再一封口,就能卖了。

       我笑说是啊,你们要给洗发膏造假,就比较难,好歹也得弄点香味、弄点粘稠度什么的。

       理发师马上正色道,先生您可不能这么说话,我们店别的我不敢保证,香波绝对都是原装的,这你就相信我好了。

       我闭目无言,暗想,你都不相信别人,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现在我们中国,难的就是相互信任,官员鉴别一个干部,老板培养一个亲信,多不容易啊,恨不得考验八百辈子。造假的人、撒谎的人太多,黑钱、黑洞、黑哨层出不穷。一个裁判,为了一己私利,光天化日之下,万众瞩目之下,就敢瞪着眼睛吹黑哨,拿着不是当理说,他的心理素质得多么坚强啊!换言之,得需要多么无耻才不致于脸红啊?!

       都打不透的厚脸皮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长出来的。

       也不是只有一两个人的脸皮厚,别人的都薄,刚想撒谎就像小姑娘一样,羞涩得不行,搓着辫梢儿、衣角,不敢抬头见人。

       黑哨也好,造假也好,一是有遗传基因,二是有“群众基础”,三是有领导责任。现在好事坏事几乎都跟领导有关,所以找原因肯定有“领导不力”这一条,提措施也离不开“加强领导”这一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那什么,也没听说有哪个裁判敢于伸手拿黑钱,甚至吃完主队吃客队,吃完这轮吃下轮。他就是不想活了,他也得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告别人世,比如跳楼,比如摸电门。

       一个西方人,你可以骂他八辈祖宗,却不可以说他撒谎。撒谎是最大的恶名,一旦扣到头上,便无法立足于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他是市场经济,他得有来有往,讲求信用,遵守契约。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文化、法治、宗教等各种因素,综合制约着造假现象的产生。社会一般生活中不是说一点假没有,但总的看来,还是诚实守信是主流。

       中国这边就不同了,千百年来,我们生活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农业极权社会,大家好像都不怎么重视诚信。孔夫子他老人家给我们规定的人生准则是:仁义礼智信,“信”排在最后一位,而且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政治任务”,这个“信”随时可以冠冕堂皇地牺牲掉,比如说“为尊者讳”,“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等等。一部国人熟知的《三国演义》,也是互相骗来骗去,一切以统治者的利益(含一般利益和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刘备摔孩子,他并不真摔,他是假摔,他是刁买人心。我们那些在禁区假摔骗点球的运动员,应该沐浴焚香,拜刘皇叔为祖师爷。

       到了近现代,不守信的风气愈演愈烈,连位尊如“林副统帅”者,都总结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著名“经验”,口口相传,风行一时。总之,无论办大事小事中事,大家都已经习惯于说假话听假话了。涉世不深的小学生,也会大言不惭地写假话作文——天天拣钱上交,扶老奶奶过街(中国的老奶奶怎么总想横穿马路呢)。如果哪个说惯谎话的人冷不丁说一句真话,可能还会脸红,四下观望一圈,生怕大家说他发育不正常。在这样一片土壤上冒出几个假球、黑哨,跟潮木头上长木耳一样,太顺理成章了。

       假球、假摔和黑哨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阴暗面的缩影。

       当然还有假矿泉水、假洗发膏什么的。

       靠什么铲除假球、假摔、黑哨?舆论监督?司法介入?上级发文?时间疗法?心灵测谎?道德自律?假如说,有一个吹黑哨的是我刘齐的亲儿子,我能不能狠狠给他一个大耳贴子,然后拎着黑钱,押着小兔崽子上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