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家庄一家美发店剪头，边剪边听理发师和洗头小姐议论他们店订购的矿泉水，说现在最容易造假的就是矿泉水，不就是无色无味吗？拿个空桶，对着自来水龙头接满，再一封口，就能卖了。

       我笑说是啊，你们要给洗发膏造假，就比较难，好歹也得弄点香味、弄点粘稠度什么的。

       理发师马上正色道，先生您可不能这么说话，我们店别的我不敢保证，香波绝对都是原装的，这你就相信我好了。

       我闭目无言，暗想，你都不相信别人，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现在我们中国，难的就是相互信任，官员鉴别一个干部，老板培养一个亲信，多不容易啊，恨不得考验八百辈子。造假的人、撒谎的人太多，黑钱、黑洞、黑哨层出不穷。一个裁判，为了一己私利，光天化日之下，万众瞩目之下，就敢瞪着眼睛吹黑哨，拿着不是当理说，他的心理素质得多么坚强啊！换言之，得需要多么无耻才不致于脸红啊？！

       都打不透的厚脸皮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长出来的。

       也不是只有一两个人的脸皮厚，别人的都薄，刚想撒谎就像小姑娘一样，羞涩得不行，搓着辫梢儿、衣角，不敢抬头见人。

       黑哨也好，造假也好，一是有遗传基因，二是有“群众基础”，三是有领导责任。现在好事坏事几乎都跟领导有关，所以找原因肯定有“领导不力”这一条，提措施也离不开“加强领导”这一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那什么，也没听说有哪个裁判敢于伸手拿黑钱，甚至吃完主队吃客队，吃完这轮吃下轮。他就是不想活了，他也得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告别人世，比如跳楼，比如摸电门。

       一个西方人，你可以骂他八辈祖宗，却不可以说他撒谎。撒谎是最大的恶名，一旦扣到头上，便无法立足于社会。因为资本主义他是市场经济，他得有来有往，讲求信用，遵守契约。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文化、法治、宗教等各种因素，综合制约着造假现象的产生。社会一般生活中不是说一点假没有，但总的看来，还是诚实守信是主流。

       中国这边就不同了，千百年来，我们生活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农业极权社会，大家好像都不怎么重视诚信。孔夫子他老人家给我们规定的人生准则是：仁义礼智信，“信”排在最后一位，而且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政治任务”，这个“信”随时可以冠冕堂皇地牺牲掉，比如说“为尊者讳”，“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等等。一部国人熟知的《三国演义》，也是互相骗来骗去，一切以统治者的利益（含一般利益和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刘备摔孩子，他并不真摔，他是假摔，他是刁买人心。我们那些在禁区假摔骗点球的运动员，应该沐浴焚香，拜刘皇叔为祖师爷。

       到了近现代，不守信的风气愈演愈烈，连位尊如“林副统帅”者，都总结出“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著名“经验”，口口相传，风行一时。总之，无论办大事小事中事，大家都已经习惯于说假话听假话了。涉世不深的小学生，也会大言不惭地写假话作文——天天拣钱上交，扶老奶奶过街（中国的老奶奶怎么总想横穿马路呢）。如果哪个说惯谎话的人冷不丁说一句真话，可能还会脸红，四下观望一圈，生怕大家说他发育不正常。在这样一片土壤上冒出几个假球、黑哨，跟潮木头上长木耳一样，太顺理成章了。

       假球、假摔和黑哨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阴暗面的缩影。

       当然还有假矿泉水、假洗发膏什么的。

       靠什么铲除假球、假摔、黑哨？舆论监督？司法介入？上级发文？时间疗法？心灵测谎？道德自律？假如说，有一个吹黑哨的是我刘齐的亲儿子，我能不能狠狠给他一个大耳贴子，然后拎着黑钱，押着小兔崽子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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