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母亲在一起，我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看着村里那么多老房子的主人都喜新厌旧迁进新居，我说这些房子当年建的时候，那些老人，大都处于家大口宽的大集体时代，能解决温饱就不错。可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巴不得一分钱当着两分花，还要为子女将来考虑，建几间房子，以为儿子长大后娶儿媳考虑，也为姑娘找婆家趁个面子。可现在，村里最为贫困的住石板房的人家都享受“危改”政策，开始拆旧建新了。母亲感叹说，傅荣才家几辈人，苦到现在想把那石板房拆来重建水泥平房，但会当家，拆下来的石板，不像隔壁王俊舒家，说拆就用锤把石板砸落下来，把墙消垮下来了事。人家把那石板拆下来找地方码好放着，如果有别人家需要还可以变卖几个钱。自己留着，以后需要建厕所，砌关牛、马、猪的圈还可选好的用。再不好的还可打砂用，包括那山墙。能节约一点是一点。这一家人本份，是从苦日子走过来的，懂重生活需要认真对待。不像有些人家，子女在外能找几个钱就忘了以前的苦，把旧房子不当数。我给母亲说，节约是好事。但现在的人想法是要看合不合算。如果为了节约，算下账来得不偿失也没必要。不该节约的不能节约。母亲听了后给我讲了个为了节约带来不良后果的故事。

　　母亲说，存宽伯伯家子女多，为了五个儿子每人至少有间房子结婚成家。除了在二爷爷手中建的三间石板房和一间厢房外，至少还得再建三间房子。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连温饱都恼火的时候，存宽伯趸酒串寨子挑卖，伯娘学用桦叶擀香卖，还喂猪养鸡，吃干喝稀精打细算的节约点钱来砌房子。为了砌快点，伯娘天不亮就起床做早饭，然后早早招呼匠人吃了饭好做工。一天三顿，茶饭做得很勤紧。他家建的房，好像只上梁，不立柱头。所以砌了四堵山墙。不过那墙，不管从里从外看，都像砌地埂一样马虎！为哪样？大伯娘做饭虽然勤紧，但做的粗糙，听匠人们讲，用汤泡饭，能见到高粱壳壳、麦子皮、苞谷皮漂起来。那个时候米少很只能生病的人得点吃，或者有贵客来家才用少量的造到杂粮里做熟当饭。而大伯家娘做的，这是一种“三合一”的饭，干沙沙的，难咽下去。石匠些都是寨子里的熟人，不好说，可在砌墙的时候就不用心砌。砌好后看到都给人一种摇活细动的感觉。不过用那栋三间的房子，到住过老四、老五两个小家庭。后来两家在外打工找得些钱，用自家地基建了水泥平房搬走了。说是这栋房留给老三家，而老三在安顺做水果生意又买得了商品房住着。没人管之后，日晒雨淋的这房很快就老态龙钟的败落了。从兴建到被拆，时间不过三十多年。

　　而同时期建起石板房的不少人家，除了要求高外，再苦再累，对石匠、木匠都待承得好，所以不论墙体或是梁柱门窗板壁，再住上几十年都没问题。母亲说砌房子也要看主人家咋想？要是图完成任务，肯定砌得不好。要是当着件大事来做，做法就不相同。这也是一个为人处事的问题。

　　我父母陆续建起的那间厢房，每一个阶段，都是想好了再做。对石工木工师傅，虽然条件很有限，但祖母为主做的饭菜口的可味程度，向来都是被村里人公认的。不管是石匠、木匠，我们一家子人都非常尊重。父亲为此还跑进大箐林里去砍野生大树茶枝叶来做好干茶泡给师傅们喝，还亲自端茶送水，勤勉奉侍。虽然进度慢，但质量确实上层。三十多年了，除了石板捡整过一次，那厢房至今还坚固如初。因我父母在砌房建屋上，从来都当成大事要事来认真对待。我给母亲说，曾祖父建的老房，到现在虽然老旧，可看上去还像个筋骨健朗的老人，沧桑中不失精神，古旧中依然挺立。母亲说，要想把事情做好就急不得。就像砌墙，只要有要求，待承好师傅，工钱合理，他们不会磨洋工。如果承包给他们，还三天两天给他们改善点生活，并给他们泡泡茶，那在做工上人家会做和更细致。我说现在都兴搞包干，讲好质量要求，讲好价钱，包工的人会把时间安排得紧紧凑凑，并且监督好质量，以免验收不过关着扣钱。我说，良好利益驱动机制是既讲质量，也讲效率的。当然也离不开主人的谋划，以及尽心尽职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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