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叔
信命是最近几年才有的感觉，而且日益严重，应该属于晚期吧！
不信命是几年以前的那些日子，如同朝气蓬勃的奴隶，戴着脚镣也阻止不住飞奔的激情；莫说今天可以忙个楼和车，那时忙一顿猪肉饺子也乐得胜似神仙。
我的命注定就是这种临时忙碌临时休闲的，翻遍三代也找不到当过公仆的奴隶，也就没机会接班和延续；十七岁那年听说在卫生队掏大粪只要坚持十年，就可以转正为国家正式职工，于是父母左边领着我右边提着香喷喷的烧鸡猪蹄子如同参拜财神爷一样求见了掏粪工领班黄大人，并让我尊称其‘黄伯伯’，那人大概听着不顺耳连连摆手道：还是叫黄叔吧！
黄叔办事还是很麻利的，三天后就捎来信要我去报到，父母专门买了两包带嘴的香烟，并严厉嘱托：一包给黄叔，一包让黄叔给人！卫生队地处州城外面，唯一能体现属于城市单位的就是门前有个进厂下车的牌子和翠绿的冬青以及小小的传达室。我紧张客气的下了自行车，向传达室恭敬地点完头才发现里面没人。进的厂子，一个头发黑又亮眼镜圆又亮肉皮红又亮的酷似当官的男人左右躲闪着柏油路坑洼积攒的污水走过来，我赶忙用有生以来最客气的笑容迎上去向他打听黄叔下落，那人看看我，用手一推眼镜：老黄呀，直往后面走。见我迟疑他又补充一句：听到驴叫就找到他了。说完又左右躲闪的走了！
黄叔工作的地方属于卫生队后院，极大地后院，垃圾如山蚊蝇似云，和前院优雅的葡萄架石榴树以及洁净的自行车棚子对比鲜明。后院除了一条水泥路直通皇叔办公室，其他地方生人是不可以走动的，也不敢乱走，因为路边便是一排排的大池子，竖着一个个“粪坑危险”的木牌子，其他地方是半米甚至一人高的芦苇杂草。黄叔所在的地方还算可以，这里又划成一个院子，一排红砖房子是掏粪工宿舍兼办公室，月亮门里面则是一排排的棚子，里面大大小小几十头毛驴正和声欢唱，因为有头小毛驴今天刚刚降生！黄叔一边左右驱赶着误会他的苍蝇，一边领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充分体现了男人的自由世界-洗脸盆架上搭着毛巾和袜子，一个破汽车反光镜算是梳妆台，镜子下面墙上搭着一块木板，上面有海鸥洗头膏和搓脸油以及一把少齿的梳子，窗台上摆着几个搪瓷缸子和牙膏牙刷；一张三屉桌已经分不清颜色，上面摞着点名册和一些乱纸以及一个饭盒和两个馒头还有一盒价值五毛的巨轮香烟与火柴；靠墙两边各有一张单人床，上面的被子应该从未拆洗过，和前院遇到的那人一样浑身发亮，床下各有一个木箱子，小锁尽职的看守着，拖鞋和布鞋合伙躺在木箱旁，唯一亮眼的就是墙上贴着的一张穿着泳衣的美女画，只是可惜已看不出是谁。
和黄叔简单客套了几句，他便匆匆安排下属照顾好新生的小驴然后领我又来到前院，路上遇到两个掏粪回来的职工，坐在白色大圆木桶上吆喝着瘦弱的毛驴。我问皇叔什么时候可以去掏粪，黄叔憨厚的一笑：要等机会，再说你会使唤毛驴吗？这家伙欺负生人，队里一共就需要十二个掏粪工，你要排队等着。和我说着话他突然冲那个赶车的职工大声喝道：你他娘的看着点，下来走几步累死你呀，把驴累坏了看我收拾你，也不扎粪池子死去！回头又憨厚起来：你先到队长那里报到，临时干点零活，过几天我托人安排你到汽车队。
我被安顿下来，和队里的后勤干部们去种树，据说是美化卫生队；这些平时在办公室聊天喝茶的干部哪里种的了树，往往待一小会挖上俩树坑就找理由不见了，看着几百颗小杨树等我挖坑埋土浇水，比小树还难受。和领导们植树期间获得了重要信息，毛驴掏粪工准备取消，卫生队职工除汽车司机外全部改用临时工，闲置的在编职工全部下岗，但卫生队优先录用他们，有后台条件的也可以承包卫生队的卫生管辖区，比如厕所和某街道的垃圾。
我和黄叔再次见面，他正愁眉苦脸，说卫生队以前分给的楼房要一次买断，需要四万多，他也接到下岗通知，但队里优先给他安排了建华街清运垃圾工作，只是属于临时工，队里不再承担他的养老金。他看看我又说：你来得真不是时候，怕是连临时工也干不成了；我掏了二十多年大粪，这个城市北边半个城的厕所哪个好掏哪个难掏我最有数，光我接生的毛驴就五十多头，哪头驴嘛脾气我都知道，唉！老了，人家不要咱了。他说话的时候眼里亮亮的！
我在卫生队工作了二十四天，种了六百七十棵树，清理了五天垃圾筛选机，被通知回家等上班通知！那些日子每天都有背着被窝卷离开卫生队的人，大都是下县的，很多和我一样的年纪，甚至小姑娘。我退了剩下的十几张饭票换了一盒烟，那时每顿饭只需三毛钱，四个馒头一碗菜，除了偶尔有只苍蝇味道还是很好的。我攥着那盒烟找到黄叔，他正蹲在驴棚前，驴棚早已空荡荡了，除了那股味道和残留的柴草。我把烟递给黄叔，他似乎很劳累的站起来，眼睛红红的！
七年后，我带着两岁的儿子在城里遇到黄婶，她正用力的拉着一辆沉重的铁皮大车，里面是满满的垃圾，正准备送往垃圾站；和她说话得知，黄叔已于年前去世了，胃癌。黄婶大概已过了那种悲痛期或是故意掩盖，向我埋怨：缺德老头子，掏了半辈子大粪养了半辈子驴，就是个驴托生的，天生驴脾气，这可好，刚要熬到领退休金，他就死了，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