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期做报纸工作,经常下部队、走边关,见过许多人,经历过许多事。老来无事,静坐回忆,觉得有趣,甚至发笑。多少年前的事了,恍如昨日。

      往事并非如烟,随风飘逝;而是如霞,丝丝缕缕,闪耀天边,光华灿烂,壮丽如画,令人回味。

记忆多多,兹录一则,聊作纪念。

                 二

      时间:1972年秋天。

      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到处是红卫兵,社会上乱哄哄的,机关也乱哄哄的。我好不容易捞到一个出差的机会,地点在皖南山区。崇山峻岭,青竹绿树,难得的幽静,心里止不住地高兴。

      战士们传开了,连里来了个报社的编辑。但大多数农村兵都不知道编辑是个什么职务,是干什么的。我曾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某师来了一个报社编辑,要到一个连队去,打电话通知团部,派辆车来接一下。那时电话不好使,喊了半天才交代完。可来到师部接人的是一辆大卡车。宣传科的人愣了,问:就一个编辑,你们来辆大卡车干什么?团里来人说,不是要接台变压器吗?他把“编辑”当成了“变压器”,让人哭笑不得。

      连队是第一次有报社的人来。那时取消了军衔,官大官小也分不清楚。上级机关来的,北京来的。见了面,眼神中,有好奇,有尊敬,也有几分生分。叫你什么?首长,年龄似乎不够大;不叫首长,人家是大机关来的,有失礼貌。对山沟里的战士来说,编辑这个称呼,很陌生,叫不顺口。所以遇上后,干脆就咧嘴笑一笑算是打了招呼。

      工兵连队,临时驻地,条件简陋。晴天,操场就是饭堂,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什么都有。连队正在施工,战士们每天要干很重的活,很辛苦。连里大多数战士来自山西农村。他们最大的享受是在吃饭时听山西梆子。电线杆子上挂着个大喇叭,放的是样板戏和传统戏剧曲目,高亢的声调,唱得大家如醉如痴,有的还停住筷子跟着哼几句。吃完饭,身子歪在柴垛上,一边听,一边休息。在这里,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地方戏曲的魅力。那旋律,像黄土地上的风,汾河里的水,渗透到了人的骨髓里,血液里。一听到那音调,战士们眼睛就放光,心里就痒痒,胳膊和腿就不由自主地打起了节拍,喉咙和舌头就会随着喇叭一起发出声来。

      听喇叭,对于战士来说,是每天最好的娱乐节目;开饭时间,是每天的黄金时段。每次,连首长都交给探亲的老兵一个任务,带回几张山西梆子的唱片。

      我听不懂山西梆子,但我读懂了战士们的眼神。

      自此,我对地方戏曲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认识。

       三

      副连长回家了,我就睡副连长的铺位,和副指导员同屋。副指导员姓张,湖南邵阳人。因为同乡,每天睡下后,总要聊些家常。

      张副指导员也是刚刚探亲回来,神情似乎有点不太快乐。躺下后,有时半天不说话。我以为他家里出了什么事,就试探着问,想安慰他几句。结果谈来谈去,才知道是他和女朋友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张副指导员嘴拙,不太善于表达,文字功夫也不咋的,这次回去,女方不太热情,对他有些冷落,说他死板,不浪漫。他担心要吹。他把女朋友的照片给我看,人很朴实,也清秀,在一个印刷厂上班。

      看到张副指导员沉默无语、长吁短叹的样子,我深表同情。他年龄也不小了,家境也不很好,探亲机会不多,山沟沟里,到哪里找女朋友去?真要吹了,对他是个打击。

      一天,我神秘兮兮地对张副指导员说:我这里有一招,也许管用,能使你柳暗花明,不知你是否同意?他问是啥。我说,给你代写封情书,你看如何?我这点小聪明,歪点子,他开始以为是开玩笑,没有作答。后来一看我正色,说是真的,这位老兄居然同意。看来,他心里真是着急了。

      我必须模仿他的口吻,让对方看不出任何破绽,绝对相信是真的。这次回家,他俩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什么人,互相间说过一些什么话,甚至哪个地方有棵树,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有过什么争吵,我都问清楚了。等一切都掌握了,我就进入角色,变化成了张副指导员,给那位女朋友写信了。我不敢离张的文字水平太远,行文不能花里胡哨,要朴实,要真情,当然要比他俩平时通信中多那么一点点年轻人的激情,稍稍地有点爱恋的浪漫,引起那位青春少女的互动。最主要的,是要让女方确信这是张副指导员写的,是他真情流露,让她丢弃原来对他的那些看法,换取一个比较清新、令人喜爱的青年形象。

      信写好后,他看了,很满意,然后就重抄一份发出了。

      好奇,逞能,本意想真心帮助人。但我心里始终有些惴惴不安,生怕把事情搞砸了。

      回到北京,3个月后,传来佳音,张指导员的恋爱成功了!是张副指导员亲自写信向我报告的。我也不知道,是那封信中的哪一句话打动了那位女孩的芳心。

      捉刀代笔的事我常干,政治任务,不干不行;但替人写情书是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不知是做了件好事呢,还是做了件不该做的事。

 

         四

      春节过后的某天,大院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有人找你。

      我急忙赶到传达室,看见一个老兵带着老婆孩子,见了我就笑着点头,嘴里喊着“喻编辑”,一副熟人熟面的样子。

      我迅速地在脑子里搜寻着,这是谁,什么人啊,我怎么不认识。我嗫嚅着:你是····?

      老兵说,我是王石蛋啊,喻编辑,你不认识我啦!去年你到过我们连队,你开座谈会我还参加了。我是六班的班长,你发表的文章里还提到过我呢。

      他眼睛里分明有某种渴望,某种期盼,某种求助,生怕被冷落,被拒绝。

      为了掩饰瞬间的尴尬,我马上“哦,哦”地答应着,连连说“是····是”,生怕他失望。

      其实,下到一个连队,仅仅住了不到10天,和战士们不会混得很熟。那时一个工兵连队有200来号人,我哪能认得过来并记得住呢,更不用说已过了小半年的了。

      交谈后,才知道王石蛋其所以找我,是因为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处。

      他在从部队送家属返家的路上,钱被人偷了,无法回家。他在北京举目无亲,只好来找我。我是他在北京唯一见过面、知道名字的人。

      我那时在工程兵报工作。把这位王石蛋领到工程兵大院来的是工程兵政治部组织部的李干事。那纯属偶然。李干事说起这事,也觉得很巧,觉得有趣。那天他到北京车站送人,看见这位战士带着老婆孩子在四下打探人,很焦急,每见一个穿军装的人就问:“你认识喻编辑吗?部队的。”他认为,北京所有当兵的人都应该认识这个喻编辑。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北京这么大,部队这么多,人海茫茫,谁知道这个喻编辑是谁呀。但事有凑巧,刚好问到李干事,李干事反问,这个喻编辑是不是工程兵报的?因为李干事认识我。王石蛋像遇到救星似的,赶紧说:对,工程兵报,就是,就是,我是工程兵部队的,他去过我们连队。

      这下好了,李干事就把这一家子给我带来了。

      在王石蛋眼里,我是唯一的熟人,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唯一可以帮助他的人。

      听了这些陈述,我当然不能辜负王班长的信任。我理所当然应该留下他。我把他们一家三口带到家里,让妻子赶紧安排吃住。

      那时住房条件很差。机关也没招待所。我刚分到两间房,和另外两家合住一个单元。我家四口人,已经很挤,家里没有多余的床,只好打地铺。一切都只能凑合。

      王班长对这样安排没有意见,连说“可以,可以”。他在车站耽搁了一些时间,肯定身心都很疲惫了,晚上在地铺上,呼噜打得山响。

      第二天,我把王班长一家送到车站,给他们买了返乡的车票,并明确告诉他们,这车票钱算我送的,不用再还了。

      王班长的妻子眼里含着泪花,紧握着我的手,不断说“谢谢”,直至火车开动。

      一个月后,我收到山西寄来的一包红枣。一个一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大大的,红红的,我拿一个咬一口,真的好甜好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