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离开北京到延安插队,距今将近50年了,半个世纪前的4年插队生活,依然鲜活的印在脑海里,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财富。在我17岁的那年,开启了我对社会、人生、自我的新的认知。厚重的黄土地、艰苦的劳作生活,朴实的延安人民……历历在目。

还记得49年前的那个冬天,延安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我们坐在大卡车上一路颠簸地来到了延安县李渠公社,下车后,队里的老乡早已等候在那里,我们8个女生和3个男生跟着老乡沿着小路往崖里坪大队走去。由于我们穿的都是塑料底棉鞋,一步一滑,到了上坡时更是往下直出溜,这时也顾不得许多,几乎是四蹄着地的往上爬了,顾及不上观看周边的的环境,就这样连滚带爬非常狼狈地来到了队里。

当时给我们安排的住处是生产队后边一座已经倒闭的“八一铁厂”废弃的工人宿舍。孤零零的一排小平房,每间进去半间屋子半间炕,房顶是通的,各间屋子说话声音大一点都能听到。多年不住人了,又没有烧炕,屋子里冷的就像冰窖。到了晚上,点上一盏小煤油灯,其实就是巴掌大的一个小小的油壶,壶嘴里插上一根棉线,点燃后冒着黑黑的油烟,豆大的火苗忽闪忽闪的,看什么东西都要凑到跟前眯起眼睛才能看清。由于太冷,我们早早地钻进了被窝,父母为我们准备的厚厚的新被褥发挥了作用,暂时为我们驱赶了延安的寒夜,从北京到延安的旅途劳顿,让我们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放亮,清冷的房子让我们意识到已经在千里之外陕北的“家”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直起身子一看才发现,每个人呼吸的热气已在被头结了一层薄冰,让人更感觉到陕北冬季那彻骨的寒冷。大家互相鼓励着、咬着牙起床了,起来洗脸时才发现桶里的水早已经结成了冰疙瘩,毛巾也冻得梆梆硬,和两天前北京家里暖气充足的房间真是天壤之别,严酷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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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延安没几天中国传统的新年春节就到了,那几年因为文化大革命,延安人民的正常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粮食欠收,家家缺粮少食,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我们知青的到来更是给延安带来了现实的极大困难,国家紧急从外省调拨粮食,作为知青第一年的口粮。给我们供应的是陈年的黑豆和高粱,还有一些玉米,老乡抓起来闻闻说,一曼就是些牲口料嘛。过年前一天我们看着仅有的这几样粮食,没有油,没有菜,毫无生活经验的我们,决定过年那天睡懒觉度过,能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

早上九点多我们就听到外面有许多人说话,模模糊糊的也听不清楚,想想起来也是冷,也懒得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一直赖到11点我们才慢慢地起来,推开露着大缝吱吱作响的房门,门外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那么多的老乡在冰天雪地里圪蹴(蹲)在我们的房前,等着我们起床。

他们大多穿着黑色的棉袄棉裤,腰里系着布腰带,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两手交互着插在袖子里,鼻头早已冻得红红的。

原来前一天生产队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让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怎样过年,研究的结果就是各家再苦也要让这些北京娃过个好年,不想家。

采取的办法是轮流三天时间,每家请一个学生到自己家里吃一天过年饭,这样算下来,不见得家家都能轮上,还有的老乡自己家里也没有多少吃食,像样的饭菜也只能凑出一天,所以就发生了眼前的一幕,“抢人”到家中吃饭。我们只有11个人,那么多个老乡在等候,明知许多家就请不到人,还硬生生地在那么寒冷的雪地里等候着,没有一个人来敲门催促我们起床。延安老乡的朴实真诚淋漓尽致的温暖了我们。

当时我们还来不及反应,已被老乡拉住了胳膊,从未到生人家单独赴过宴,我们三两个互相拉扯着想结伴去一家,这时已经由不得我们了,硬是单独一个人被拽着往村里走去。小山村里顿时活跃了起来,各家的婆姨娃娃都放下了手中的活计,在自家窑洞前高兴的迎接,没有拉到学生的家庭遗憾的准备第二天接着“抢人”。

暖暖的土窑洞,热腾腾的饭菜摆在炕桌上,大肉、油糕、米酒、油馍馍、扁食(饺子)……按照当地的习俗,尊贵的客人要盘腿坐在炕的最里边,老乡热情地邀请我“利利上炕”,我哪会那么长时间的盘腿坐呢,好说歹说坐在了炕沿外边,可以把腿放在下面,另外几个知青也和我一样,在各家都是坐在炕沿上,以致之后多年一直成为老乡津津乐道的笑柄,“那么大的女子还不会盘腿坐,坐在炕边上,腿把子展的长拉拉的”。微信图片_20200402231037.jpg

在老乡的关爱中春节很快过去了,严峻的劳动关又来考验我们了。还记得第一天上工的日子,我们早早的起来做饭,但是由于掌握不好用大灶做饭烧煤的技术,大家心急,每个人都去拿着火钎子去鼓捣鼓捣,结果火越来越弱,大锅里蒸着的一锅发面窝头怎么都不上气。时辰不早了,老乡也都过来等我们了,我们决定窝头不熟也不等了,就这样吃。结果吃到嘴里,外面那层还可以,里边还是生的,稀糊糊的,因为没有菜,就蘸着盐粒把半生的窝头吃了下去。这时觉得真渴,却没有热水喝,不知谁看到前边的小锅的刷锅水开了,我们一看,锅里泡着用过的碗筷,还有刷锅的高粱苗做的刷子,脏兮兮的小半锅水刚刚冒起几个水泡泡,快要开锅了,大家每人盛了一点,算是喝了热水。

我们跟着老乡开始了第一天的劳作,以前上中学时每年都下乡劳动,觉得自己挺能吃苦的,但绝不会想到第一天的劳动是那样的艰辛,让我深深地领悟了什么是竭尽全力,什么是拼命!那天是往山上的田里担粪,每人一副扁担,前后两个柳条筐子,装上沤好的粪,往山上送,我们从未挑过担子,又是走山路,平时空手爬山还累得气喘吁吁,这要祧上几十斤重的担子,掌握好平衡,中途没有平地,不能有片刻的停顿的往上走。从来都要强的我们,用尽全身力气往山上走去,不一会,棉袄就被汗水湿透了,冷风吹来,后背凉冰冰的。往上看,连绵的黄土高坡,一波连着一波,好像永远没有尽头,心里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上攀登,第一趟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放下担子,往山下望去,根本看不到出发的起点了,十几里的山路,挑着担子不知是怎样走上来的。老乡耐心地给我们传授走山路的经验,不能掂着脚尖,要把脚放平,慢慢使力气往上走。我们也观察到他们一路上全脚掌着地,迈着标准的八字步,罗圈腿,稳稳的轻松地往上走,这岂非是一日之功。下山的时候,腿软的直想往下跪,我用生命体会了“上山气短,下山腿软”的精辟。那天每人要担三趟,老乡担第三趟时,我们第二趟还没有下山,他们说下去就行了,不要再上来了,不服输的我们拼了命也不能在第一天败下阵来,坚持完成任务。我们收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山村里静悄悄的,日落而息的习俗,大概他们已经歇息了。我只记得回到住地,我想喝碗热水,才发现两只手哆嗦的竟然端不起饭碗,只好凑在桌沿边上,弯下身子趴在碗边喝下那口热水,好舒服呀。一天下来,我们的肩膀都磨破了,衣服贴上去疼的钻心,想想第二天还要干同样的活,不敢想象……

就这样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凭着当时的革命精神,突破了体力和心里的极限,慢慢地度过了劳动关。也得到了老乡的高度认可,他们由不得赞叹,这些学生娃娃真能受苦,咱们自己的娃娃都吃不下这些苦啊。也多少改变了老乡重男轻女的思想,给我们评工分时,比以前的女子婆姨工分都高。

老乡对我们更加关爱,看到我们没有菜吃,每天各家轮流给我们送来他们自家腌好的咸菜,用红白萝卜丝,圆白菜丝腌在一起,酸酸的,鲜亮亮的的酸菜,真好吃啊,至今都记忆犹新。

为了回报老乡,我们也尽己所能的给老乡送去带来的药品 ,以自己的文化帮助他们解决不识字的困难。

还记得,我们坚持给队里的五保户刘如家挑水,刘如老汉是个残疾人,个子特别矮,患有柳拐病和严重的哮喘,时刻在吼喽吼喽的喘着粗气。由于有残疾,娶了一个半傻的婆姨,生了好几个孩子,家里全靠刘如每天的工分过日子,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艰难之极。刘如拖着生病的身子,每天坚持劳动一天,收工后还要往家里担水。他家没钱打窑洞,住在后沟以前逃荒人留下的破窑洞里,在高高的山上,从山下往上看,几乎看不到,只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个小小的黑洞,山路很陡,又很遥远,担一趟水太累了。对于刘如老汉就更艰难了。于是我们收工后,几个人轮流担一段路,坚持每天送一担水。刘如家一贫如洗,傻婆姨不会过日子,经常是缺粮少穿,有时会有一点救济粮,但大多时间的生活超出我们的想象,贫困到极点。第一次看到如此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民生活,心里引起很大震动。

几年后,有一次我从山上摔下来,头部负伤,引起感染,送往延安地区医院住院,刘如老汉听说后,一个人硬是喘息着,从生产队整整走了一天的路来到医院看我,当我看到他一边喘一边哆哆嗦嗦的从挎包里拿出小半把挂面,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那是全家舍不得吃,甚至舍不得给那两个一两岁的孩子吃的最珍贵食品,他步行几十里送来的是他的一颗心啊!没想到刘如老汉一年后去世了,去世的时间是在深夜,老乡后来告诉我们,他最后的话就是“叫学生来”。老乡怕吓着我们,没有满足他最后的请求,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深地遗憾!

陕北确实有着红色基因,不愧为革命圣地。老乡虽不识字,但都关心国家大事,开起会来,每个干部发言都是一套一套的,用他们朴实形象的语言,诠释他们理解的国家大政方针,许多话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很有道理。劳动时,经常在田间地头和我们讨论国家大事,有时争论得还很激烈。他们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讲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延安时如何如何……。他们很关心国家的发展变化,喜欢听我们讲述北京的一切,那些年我们的窑洞就是大家晚上聊天的场所,每天晚上吃罢饭,大家就会自发的来到这里,炕上炕下坐满了人,有时还一起唱信天游,我们也教年轻人唱革命歌曲,每逢这时,寂寞的山村里充满了欢乐。

白天老乡手把手的教会我们耕地,赶车、拿粪、播种、除草、打连枷……劳动之余,我们带着老乡学走步、做广播操、打篮球、民兵训练、夜间紧急集合。

在大队党支部的信任下,我们分别担任了大队会计、小队会计、妇女队长、老师、赤脚医生,那几年在社会最底层的艰苦生活,和老乡水乳交融的相互影响,我们和老乡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让我们对社会、对人生加深了认识,由此以后无论处于多么艰难困苦的环境,心里都能坦然面对。老乡善良、朴实、吃苦耐劳的本性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做人的准则。这一切奠定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顽强意志和强大精神支撑。

最让我们知青难忘的是我们的房东乔文成,我们住在铁厂宿舍不久就搬家了,老乡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在那里受冻。乔文成家无偿提供了一孔土窑洞给我们几个女学生住宿,这孔窑洞当时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窑洞门的左下边缺了一个角,用木板打了一个补丁,那个缺角说是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被匪兵踢掉的。窑洞虽然很破旧了,但是冬暖夏凉。在窑里一烧火做饭,炕上热乎乎的,晚上睡在热炕上,一天的疲劳很快就缓解了。从此,乔文成就好像我们的娘家人,成了我们最信任的长辈。乔文成在队里威信很高,他总说身体不好,谢绝当队干部,但是说话很有份量,队里开会有大事、难事时,都很看中他的意见。而且他干农活很有技术,种瓜种菜都要请他出山,这是当时唯一允许的副业,社员全年的经济收入就靠瓜园和菜园,他只要出山,给他配一个人做助手,蔬菜和西瓜长得那叫旺盛,其他生产队没法比,社员全年的收入稳稳的高于周边大队。前两年乔文成一直不愿接手,责任重大,付出的太多了,他的身体也难以承受。我们到的那年,社员的日子太苦了,队里多次开会,队干部也多次找他做工作,一定请他出山。他实在推脱不了,就提出了一个条件,让知青做他的助手。表面的理由是瓜园菜园需要收款记账,他不识字,要有文化的帮忙,队里连连答应没有问题。其实他告诉我,他之所以答应真正的理由是,你们这些学生没有私心,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干活认真不惜力,不沾公家一点便宜,什么事交给你们放心。因为这个活牵扯到经济利益,他最看不惯搞小动作,占便宜的人。也不愿意让社员因此说三道四。

我有幸成为瓜园会计,每天和乔文成朝夕相处,听他讲述了那么多陕北的历史故事,当地的风土人情。教我种瓜的技术,什么土壤适合种瓜,什么品种适合什么方法栽培,满腹经纶。他脑子非常好使,爱分析问题,什么事都看得很深,但从不轻易说话表态。非常正直,社员都知道歪的斜的在乔文成面前没有市场。我敬佩他的为人,敬佩他看问题的方法,敬佩他的劳动技能。有什么事和他商量后心里就有底了。他还风趣幽默,一些难以回答的的对话经过他的回答,很快就出现转机,在玩笑中化解了矛盾。记得一次朱家沟的一个社员过来,不友好地说,我们队的知青家里都有钱,他们都有手表,看你们队的学生不光没有手表,还都穿着补丁衣服,像行吃(要饭)的似的。只见乔文成微微一笑,说那我们队的学生都戴眼镜,有文化,你啥时见着有戴眼镜的去行吃的?说得大家都笑了。

瓜园里经常有附近的煤矿工人来赊账吃瓜,夏季过去后一起结账,其他人管瓜园时,都会有不少收不上来的帐,给队里造成经济损失。他管理时,平时就以他的智慧,和这些人经常聊天成为朋友,督促他们阶段性的结账,以免秋后结账时数目较大付不起,出现赖账。我们在瓜园没有发生一笔收不回来的账款。卖瓜也很有技巧,给买瓜人介绍时很专业,说得出瓜的品种为什么甜,纹路有什么讲究,熟瓜的特点是什么,香瓜的品种各有什么特点,适合老人、年轻人和娃娃们的不同口味,所以,我们每次出去卖瓜,都用的时间最短,卖得价格最高,买主还都高高兴兴最满意。许多人都成了老主顾。在他的指导下,我不光会挑西瓜,保准瓜甜皮又薄,小瓜(香瓜)哪种甜,哪种面,里边瓤的颜色是什么样,瓜仔的颜色我都能说出来,保证100%正确。买瓜人也常夸我,这娃能行着呢!

微信图片_20200402231041.jpg有时我们知青内部也会产生矛盾和误解,乔文成知道后,像对家人一样,担心和着急,都会给当事人耐心的做思想工作,大家也都信服他,很快就释然了。还有杨生旺、乔文亭、高山牛、侯封有……这些年长的、年轻的朋友,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们在离家千里之外有了亲人,延安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离开生产队后,那时社员每天上工的话题就是我们,所有的事请和细节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1989年的“六四动乱”老乡不了解情况,只听说北京发生动乱,死了不少人,十分担心我们这些当年知青的安全,就让三牛代表大家到北京来看望我们,是不是都好着。那时我们虽然已经离开延安回城多年,但和老乡一直有书信往来。三牛拿着一个写有北京地址的信封,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到北京。没想到恰恰是这个信封出了问题,他拿的这个信封,偏偏是一封地址没有写全的,只写了北京海淀区,他误以为海淀区也像延安的某个区一样,只要找到那个区,多问一些人总能找到想要找的人。于是他下火车后,到了海淀区逢人就问,那不是和大海捞针一样啊,三牛整整走了一天,人生地不熟,没有任何结果,身上带的钱也有限,只好返回火车站。又困又累的他看见火车站有警察执勤,心里想警察知道的人多,或许能帮助他找到我们。于是上前去问警察,无巧不成书,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这个警察恰恰是我们队的一个男知青,十几年没见,两人还是同时认出了对方,激动不已。可惜那时这个男生从陕西汉中回北京不久,和大家还没有取得联系,他把三牛带到家中,两人喝酒畅谈,告诉他知青不会有事,让老乡放心。三牛在他家住了一晚便回延安了。回去后找到了详细地址,写信来我们才知道发生的一切。在延安四年的插队生活,让我们和老乡胜似亲人,分别十七年后,我们的安危还这样牵动着他们的心……

2003年,乔文成患了癌症,当他得知自己病况后,对他的儿子们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到北京看看这些知青,死也能瞑目了,儿女们成全了他的愿望,带着他坐飞机来到北京,这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离开故土。他到北京一个星期,高兴得比健康人还健康,我们陪他和家人尽情的游览,欢聚。这一晃都10多年过去了,老天厚待善良的人,他还健在,只是走不了路了。儿子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翻看影集,看我们当年在一起的照片。前年我们回延安,他让儿子开车带我们去延川习近平插队的地方参观,路上他儿子说,我爸常说,当年的你们,身上有一股精神,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没有这种精神了。他没有文化,说出的却是最深刻的道理。

离开延安后,我先后工厂、银行、大学等单位工作,从学徒工做起,车间统计员、办公室秘书、组织处干事、教育培训等,工作岗位多次变换,结婚后两地分居多年,带着孩子读书上学,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坎坷,从未退缩过,延安那么艰苦的生活都经历了,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克服吗。同事们都说我心态好,总是那么乐观,这也是延安生活积淀的财富吧。

我很幸运,在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度过了最有意义的四年艰苦生活,十几岁就接受了延安精神的蕴育,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父辈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坚定信仰,对党、对人民的感情有了坚实的支撑,理想信念已经根植在心里。延安情结刻骨铭心,伴随着我一路成长。


(作者实名:孙英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