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铺和委托商店的故事
对于的当铺我知道的并不多，但是小时候看电影，却有时看到这样的场景，主人公被生活所迫，把自己身上的皮大衣拿去当铺典当，当铺的老板只给10块钱，主人公嫌少，老板在叠皮大衣时，偷偷的折了一下袖子，于是下一家当铺，看了就只给5块了，袖子再次被偷偷地折一下，第三家老板就给的更少。主人公无奈拿回原当铺典当，结果老板在写当票时又百般刁难，主人公只好忍气吞声。后来，还听到过一段侯宝林大师讽刺旧社会当铺，故意压价的相声，侯老先生有一段很经典的表演，他说：“接过这件皮袄，老板啦着长声儿，冲着账房先生唱道：写——，虫蛀鼠咬——，光板没毛——，破皮袄一件——。”那时院子里的小朋友，常常学着侯大师的腔调，一个喊：虫吃鼠咬——，另一个马上接着喊：光板没毛——，此起彼伏，直到大人从屋里追出来，训斥道：瞎嚷嚷什么，干点正事去——小朋友们才笑着散了。
从我记事起，当铺就完全被取缔了。因为在工商业改造时基本上都公私合营了，当铺改成信托商店或委托店。名称改了经营性质也有所不同，高利债是不允许了。互通有无成了委托商店的主要功能。因为当时社会上的物质还不是很丰富，需要充分利用废旧物品，调剂一下社会财富也是有利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
那些年父亲最喜欢逛信托商店，有时候也常常购买一些他认为还可以利用的东西。我家的照相机、洗像器材和一些日用品，有一些就是从委托商店“淘”来的。父亲说：有钱人淘汰的相机、设备，一般都没有大毛病，信托商店买旧货的价格也不算太高，如果将来不喜欢了，也能再倒手卖了，损失也不会太大，所以是件很划算的事情。不过那时我还很小，有许多事根本不记得。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是，父亲买的一盏台灯。那时候一般家庭居住的都不宽裕，所以没有专门的书房，一般我们写作业也就是趴在吃饭的桌子上。晚上就把房间中间的吊灯拉过来。当时的吊灯有一个磁吊坠子可以伸缩，在饭桌附近合适位置钉一颗钉子，栓上一条线，上面栓个钩子，钩住电线，灯也就正好在桌子上面了。那天父亲在信托商店看见一个比较精致的台灯，可是灯头和灯座断开了，父亲看见台灯的立柱是由几块很讲究的彩色玻璃块组成，中间用一个铁管穿着，价格十分低廉，于是就买了下来，当时店员对父亲讲：只要找点胶粘一下就和新的一样。于是父亲就买了下来。父亲拿回家一看灯头和铁管原来是用螺丝拧在一起的，但是螺丝扣坏了，拧不到一块了。接口又小，当时又没有高强度的粘合剂，所以是很难修复了。不过父亲看到中间的铁管的丝扣上下是一样的，于是就把铁管翻了一下，没有坏的丝扣拧在灯口上，坏了的地方粘在下面玻璃底座上，接触面积大了自然就容易粘合了。从此我们家就有了一座很讲究的台灯。彩色的玻璃在灯光照耀下晶莹剔透，玻璃的棱镜作用下闪烁出特殊的光辉，在这样的灯光下做作业，确实是一种享受嘛！更重要的是吊灯光是头顶上下来的，常常是自己的影子遮光，台灯的光是侧面来的，光源从右侧进入，有利保护眼睛。
对父亲跑信托商店很不满意，所以父亲经常是瞒着家里。后来听姥姥讲，解放前在父亲失业的时候，家里的许多家具、衣服都被送进了当铺，就连母亲从娘家带来的那几件首饰，本来说是只是救救急，等有了钱再赎回来，结果最终还是永远地留在了当铺的仓库里。最让母亲心痛的是，其中还有姥姥她老人家当年从娘家传下来的一只镯子……当时虽然是为了维持生活，虽然解放后私人当铺也改为国营的信托商店了，但是在母亲心里依然难以释怀。
一次家里有应酬，父亲推说不舒服，母亲就留我在家陪父亲。于是我就在家陪父亲聊天。我无意中说起在电影中见到，去当铺典当衣服，当铺伙计用折袖子的方法給下家当铺暗示价格的事情时，父亲听了之后轻轻地笑了，表示不以为然。父亲说如果那几个当铺的老板不是一家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做买卖的谁不是为了挣钱，有法子自己能赚钱，为什么会拱手白白地把买卖送给别的商家。这样的事情不合情理。至于电影上的，仅仅是讲讲故事而已，一般是不可能的，再说衣服可以折袖子做标记，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又如何做的了标记？我听了这个解释之后感到十分新颖，于是问父亲，那您典当东西时是否有价格不一样的时候？父亲说，当然有，但不是有意压价，父亲略略思考了一下如何向我解释之后说，这情况就很复杂了，有的时候，是老板想给主顾些甜头，多招揽一些生意。有些是因为铺子较小实力不够，希望资金流动快一些，于是价格高一些，但当期比较短，早点买断变成死当，以便及时出售变现。大家称这种店叫：押店或小押店，这种小押店以收售老百姓的日常用品为主，对于稍微高档一些的东西不太感兴趣。大的当铺就不同了，他们资金雄厚，敢于收购高档的金银手饰、珍奇古玩，名人字画，他们根本不在乎资金的积压。对于一些日常用品没兴趣。一些没落的大家族，经常会和他们打交道。这些店一般门口设于屏风，柜台高高的，店员、主顾相互看不到，基本不会面对面，其实也是迎合主顾怕被人认出的尴尬。父亲说小时候一位同学家是开当铺的，有时去他家玩，有时还偷偷溜进他家的库房。父亲说的当铺的很多事都很有意思，但至今记得的仅剩两件。一是，为了节省空间，当品（主要是衣物）都是卷起来塞进库房的架子上的。所以，当年见到穿的皱皱巴巴衣服的人，会开玩笑的说，你这衣服怎么像是刚（从当铺里）赎出来的，说的就是当铺存衣服的高度的挤压。第二件事情就更有意思了，他们家库房里的老鼠居然不怕人，大白天的大摇大摆地到处闲逛。老鼠不光满处跑，还有伙计早晚两次定时喂吃的。父亲说他和那位同学蹲在那里，只见一个伙计，轻轻的敲了几声饭盆，于是大大小小的耗子们就蜂拥而至，待酒足饭饱之后，扬长而去。据说是为了防止老鼠啃坏库房里的财物。我听了之后也很惊讶，防鼠患居然不是养猫，却是喂耗子！真是闻所未闻！父亲说，据说是货架中缝隙很小，猫钻不进去，而耗子却可以，所以他家上几代，就采用了喂耗子的方法，其实这也是一种“逆思维”。
在别人眼里，父亲不善交际，不善言辞，不是很合群的一个人，但对我却另有一个样子。他向我一边耐心解释，一边细致地分析，说话的样子，不象是对一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倒像是在给学生讲课。父亲看问题常常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分析问题也常常有不同的角度，有几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感觉。
提起当年我母亲的首饰，父亲也是十分懊悔，虽说也是无奈之举，但必定是他亲手送进当铺的。开始时是想夏天当了棉衣冬天有钱再赎，结果冬天依然没钱，只好当了首饰赎棉衣。结果几个来回下来，家里的收入总是没有当铺的高利贷涨的快，于是家里的衣物、家具、首饰等等，一点点地流进了当铺的库房……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在热衷于旧货，因此委托店的生意一落千丈，全市剩下的店面屈指可数。但是似乎有一阵子，委托店的生意又有几分起色。那时市民出行基本是靠自行车，于是贼专门干起了偷自行车的勾当。那时候在北京丢车成了常态，有阵子大街上熟人见了面，常用语竟是：“哟！还骑这辆（车）呢？”言外之意就是“你那车还没丢呢？”见面相互的问候语竟被人戏称成如此，可见北京人丢车之多。那时候有人戏言“没丢过车的就不是北京人。”车丢了又不能不出门，更不能每次都买新车，于是大家看中了委托店的二手车。二手车价格便宜，又显得旧、不值钱，因此丢的机率少，也可以多骑几天，因此不少人到委托店淘旧车。二手车的交易为委托业打了一针鸡血。记得那时北新桥委托店的自行车分店，很是红火了一把。那几年单单是我，就从那里购买了四五辆二手车，价格高的不过二百元钱，低的一百以下。我自己又会修车，有点儿小毛病也不用再花钱修。后来，我有了孩子，孩子的小床、儿童车、等等也都是买的二手货，而且，有几件用过之后还又送回了委托店，一则，家里实在没地方放，再则，无论买多少钱也比白扔了强。
近几年，委托店基本都没有了，不过有种新型当铺也悄然开张了。经营的大多是金银、珠宝、玉器、汽车、房产等昂贵品。因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把典当当成了一种借贷方式和途径，我想这也是一种借当铺之名的新经营模式。而恐怕老北京历史上的当铺和委托商店在走完了自己的路之后，将永远地被尘封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