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19日由陵县人事局为我颁发红色绒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干部退休证》，退休金是2874元，医疗保险75元。这意味着40多年教育生涯的结束，颐养天年岁月的开始。五口之家生活在山清水秀，一派田园风光之中，让城里人真是望尘莫及呀！，老伴儿在家中忙里忙外，任劳任怨，大女儿夫君来我家已有20余年，育有一子，在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下，现已在青岛科技大就读两年有余，不久的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

　　本人6岁（1957年）上学，17岁（1968年）毕业于陵县六中（滋镇），1972年3月走上三尺讲台，1990年考进乐陵师范，进行了正规的师范教育，1992年7月成为名副其实的端铁饭碗的公办教师。

　　一本让我望眼欲穿的、这时已经没用的非农业粮油供应证，1995年发到手。那时粮所供应的粮油已经比市场便宜不了多少了，而且品种单一，服务态度不佳，有粮油供应证的老教师也懒得去粮所买粮油。 

　　有一次，刘吉顺老师去粮所买供应粮，细粮全部给面条。刘老师气愤地说：“你家老爷子光吃面条行吗”？由此不难看出粮食部门的霸道服务，和服务对象的愤慨之情。因此，通知多次，要自己到粮所填表，并领《粮油供应证》，我始终没去粮所领此证。直到1995年，粮所工作人员在大势所趋之下，改变服务态度，把预先填好的这本从小时候就渴望得到的《粮油供应证》送到我手中。真是百感交集：从小向往，而得不到。无用了，又强塞给你。并再三叮嘱按时去粮所买粮油——质量好，服务周到。

　　是党的富民政策，拉平了供应粮与市场粮食的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使垄断企业低下高昂的头，踏踏实实的为人民服务。

　　我把此素材整理好，投往《快乐老人报》。贵报2015年8月6日以《没有用的粮油证》刊登在第14版。   

　　1972年3月——1983年11月在本村小学任教。

　　当我第一次参加教管会在糜镇联中召开的全体教师会时，看到该校成片的砖瓦大教室、明亮的玻璃门窗，不仅使我肃然起敬——在这里教书的老师真伟大啊！经过本人刻苦学习，认真钻研教法，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取得了一个又有一个优异成绩。使自己的教学地位节节攀升：1983年12月——1989年7月在温家小学教书，我是全公社唯一一位没有出原学区的教师。教学环境的优化，使我感受颇深。2017年9月11日《陵城区报》以《一份联教计酬责任合同书》刊登了我的稿件，题道出了民办教师的甜酸苦辣咸。全文如下：

　　这是我留存的一张1982年的联教计酬教学责任制合同书。

　　当时，公办教师很少，农村学龄儿童又多，为解决师资问题，一般各村都采取从本村选用较高学历的社员担当此任，即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劳动的对象不再是土地，而是学生。业务领导是文教干部——校长，行政领导是本村的支部书记。他们受累比公办教师大得多，收入却比公办教师少得多。有的民办教师甚至只能挣个相当于妇女劳力的工分。管理学生还要谨小慎微，如果伤到哪位村、队（生产队）领导的公子、小姐，那可吃不了兜着走。真可谓：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为提高民办教师的社会地位，调动起民办教师的积极性，让其起到农村基础教育的中流砥柱作用，糜镇公社党委政府制定了这种“联教计酬教学责任制”合同书。由中心校长出面，与支部书记协商，签订本合同书。支部书记与民办教师（自己的社员）签合同，认为降低了身份，抵触情绪由然而生。所以，根本就没有履行合同的想法，只是作为一纸空文不了了之。

　　毕竟上级领导已经意识到教师地位急需提高的必要性。第二年通过考试选拔，将优秀的民办教师调出本村，去他村任教。领的是公社发的工资，吃的是公社配给的口粮，成了农业户口的工薪阶层。这使民办教师社会地位明显提高，有了质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农村教育教学质量的普遍提高。

　　一份简单的联教计酬教学责任制合同书，折射出党和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在温家小学的一年冬天的深夜，我在被窝里感到胳膊有点凉，再摸摸身上也都那么凉。这是怎么回儿事？刚才好像在朦胧中划拉着金鹿自行车（本人的代步工具）撑子下端的小三角的下部，车轮还被弄得转了一下。是做梦吧？不对。又好像光着脚丫子往床上爬，第一次滑下来，爬了两爬才爬上床。头脑开始有点清醒了。不是做梦！感觉身上有点儿轻，头有点儿疼。拉开灯一看，盖在身上的棉袄也掉在地上，自行车离床两米多远，又怎会摸到自行车呢？再摸摸身上都有土的感觉。后脑勺湿乎乎的，一模，再看手上是血。奥，这是煤气中毒，从床上滚到地下，磕破了头。又滚到两米多远的自行车附近，逐步苏醒过来，才有以上模模糊糊的记忆。

　　真悬啊！若不是从床上滚到地下，很可能就没命了。于是我赶紧光着身子打开窗户，这才熬到天明。

　　这事发生在1984年冬天。那时我在温家小学任教，学校只有一名老师。晚上把两间办公室烧得暖烘烘的。备课、批改完毕，把外间做饭、取暖两用的没配置烟囱的煤炉子闷好，为夜间取暖也没有关闭内门，就睡下了。这才发生了这样的意外。

　　预防煤气中毒，未雨绸缪，万万不可大意！

　　1989年8月又调入（镇教管会所在地）糜镇完小（即原来的糜镇联中）任教，直至1994年8月。一位比较莫逆的同事，分析了我高升的原因：连年成绩全公社遥遥领先，还在全县教研代表会做过主旨演讲，这是一；教师过关考试已经四门成绩过关，这是二；更主要的是样样工作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进入完小即任六年级数学，又兼任司务长。学生成绩提高了，老师的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王泽奎校长要求教室门前搞好绿化，首先建起花池。由于资金短缺，学校无钱育花。我班率先在花池栽上绣球一样的铁扫帚，长起来就是一绿色的花墙，几次受到王校长的表扬。也为全公社，在那资金比较拮据的年代，美化校园广开了思路。

　　1993年开始帮校长抓完小的全面工作。1994年8月被调入本镇最高学府——糜镇初级中学，被任命为总务处主任，直到退休。

　　在徐士岐校长的带领下，我糜镇初级中学彻底改变了学生外流的被动局面。因此，陵县二中（两处高中之一）校长张炳义，为在他校读满高中而考上本科的大学生来糜镇初级中学发奖。我将此事整理成稿件被陵城区作协录用。以《辉煌那年》为题发表：

　　1997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场特殊的发奖大会正在糜镇初级中学初三教室门前举行。原二中副校长宋善良宣读授奖名单。原二中校长张炳义说：“他们都是咱糜镇初级中学的毕业生，经过三年的拼搏已经跨过本科分数线，光荣的踏进大学校门。这迟到的授奖大会在糜镇初级中学举行，就是因为咱糜镇初级中学的学生，为二中的本科名额贡献了百分之四十二点八的力量（全二中7个本科生中，就有3人是糜镇初级中学的毕业生）。-------”  其目的就是看好糜镇中学的生源基础，以此扩大二中的影响，吸引糜镇初级中学的学生报考二中。

　　起初糜镇的学生向外流向滋镇、神头、义渡、张习桥等周边中学。为什么现在却引起本县两处高中的如此重视哪？说来话长。

　　糜镇初级中学第一任校长是齐书荣，第二任校长是徐士青，第三任校长是王泽胜，第四任校长是田兆平。中学校长的频繁更换，反映出文教领导对教学成绩的忧虑和提高成绩的急切心情。临危点将，徐士岐于1994年8月24日走马上任，挑起了糜镇初级中学校长的重担。

　　校长徐士岐走马上任，首先肯定前几任校长成绩。他和原有教师谈心，与学生交流，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与周边兄弟学校交流教学经验，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极大地调动起一线老师的积极性。年底县统考，当时的初三政治老师刘福林就创出了全县第三的优异成绩，打破了糜镇中学门门成绩拖后腿的被动局面。以此为突破口，老师们看到了勇攀高峰的希望。学校给予创出优异成绩的老师在精神鼓励的基础上，给予重奖。徐校长说：“宁可学校办公的经费紧张一点，也要给予做出成绩的老师重奖。以激励更多的老师创出更优异的成绩”。使一线老师学有目标，干有方向。

　　学校领导班子积极引导，制定出更加完善的奖惩制度，更进一步调动起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使老师们教有奔头，学生学有信心。领导、教师、后勤人员拧成一股绳，比干劲，争上游，创优质服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月考、季考，一步一个台阶。1995年的中考糜镇中学摘掉落后帽，跨进中游行列，刘福林老师更创出了全县第一的优异成绩。一举扭转了学生外流的被动局面。随着基础的奠定，经验的积累，积极性的提高，中考成绩一年一个台阶。逐步跨入三、二、一名的行列。

　　教学成绩的提高，影响进一步扩大，学生由外流变为内流。义渡、滋镇、张习桥、邓集等乡镇的学生都抢着来糜镇初级中学读书。临邑县的戚家寨的学生也成了我校的常客，现在糜镇创业的戚良坤就是其中一员。家住陵县县城的王莹莹竟来糜镇初级中学就读。更有甚者，在县委工作的李广和也为另一位家住陵县的孩子来糜镇初级中学就读做说客。一次，当时的总务主任王清福与副主任李洪才逐班清点人数，竟达到1688人的吉利数。生源的充足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学质量就是学校的生命线。

　　同时也为学生家长减轻了后顾之忧，为学生今后的就业奠定了基础，为糜镇老百姓省下了大笔的真金白银。以每个学生成绩提高一个档次计算，向高中少缴的钱就为糜镇老百姓省下三分之一的集资提留款。所以说教学质量的提高又为糜镇的父老乡亲创造了极大的财富。同时，两处高中都向糜镇初级中学投以青睐的目光。二中校长来糜镇中学为考入本科的大学生发奖就是很好的案例。

　　另一案例是： 双庙王村的王清岭因家庭贫寒缴不起4900元的培养费（二中的收费标准。按一中的标准恐怕还要增加一、两千元），为满足学生求学的渴望，又解决缴费的难题，受校长徐士岐委派，总务主任王清福把王清岭送往一中。

　　当时的一中校长郭芙蓉慷慨地说：“学生我收下，缴费你说了算。一中的家咱大家当”。人家收费我岂能给定钱数呢？最后郭校长以商量的口吻说：“咱一中收他1000元的培养费可以吧”？我说：“把整数打开，让他交900行吧”？“你说了，岂能不行！支持一中的工作，糜镇中学为咱一中多送几个优秀生就够了。”如不是糜镇中学成绩顶呱呱，一中校也不会这样慷慨。

　　小时候就是盼过年。儿歌这样唱道：绑天灯，采松凹，穿新衣，戴新帽。打灯笼，看庭照，吃饺子，放鞭炮。

　　那时候没有电灯，一到夜晚黑灯瞎火，小孩子晚上出门总是提心吊胆。只有过年了才能提着方形木制灯笼走夜路，岂不是一喜。这木制灯笼，底是一方木板儿，上面也是一中间有圆孔的方木板儿，四角由四根小巧玲珑的小方木儿固定在一起。条件好的四面镶玻璃，条件不具备的，只好糊上纸。贴上红纸剪成的鲤鱼，以祈祷来年吃穿有余，盼个好收成。在灯笼的底板上放上用小蓝水瓶做的煤油灯。这就是那时候儿童的期盼——过年打灯笼。现在的少儿谁还稀罕那玩意儿，只是在电视或微信的画面中欣赏欣赏。

　　我六岁那年，年三十的傍晚，邻居家的娇娇宝，提着崭新的、灯火跳动的方灯笼一路欢蹦乱跳窜出脚门。家长还没跟出门，一个绊磕，弄了个嘴啃泥。灯油洒了，灯笼纸着了，红色鲤鱼顿时化为灰烬。新衣服弄脏了，孩子哭了。“不要哭，咱回家再提溜那个玻璃灯笼去。”这才把宝宝哄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年腊月，我随大一点儿的伙伴到坟茔松树下拣讼凹，研成细末，用榆树皮水和好，做成香，好点鞭炮用。腊月二十以后，就想法弄点儿松枝，绑天灯。一根高一点儿的杆子，上头绑上松枝，拴好定滑轮儿，年三十晚上把灯笼拉上去，这就是孩童心目中的天灯。最热闹的是年三十晚上照庭。刚一察黑，大人将整捆的谷秸——甘草点着上梢，让其直挺挺地蹲在当道，慢慢自燃，照得附近亮堂堂的，火光直达天庭，这就是照庭概念吧。人们借此亮光既方便点燃鞭炮，又象征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现在路灯一放，岂不是前途更加光明！那甘草的火光就太相形见绌了。顿时这儿噼里啪啦，那儿两响——吭--咔------。木匠爷爷自制的烟花火树银花，给照庭的大街更增添节日的光彩。“今年人们又放了不少（鞭炮），该回家吃饺子了。”甘草火将尽，年长的老人说。当街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那几个拣截芯儿鞭炮的顽童还低着头在满地的纸屑中专心致志的寻找着他需要的宝贝。

　　年卅晚上在冰冷的黑屋子里，灯头豆粒大小的亮光下你瞅瞅我，我瞧瞧你。那场景只有在今天的电视画面中才能重现。老人家给孩子讲述着：三十黑夜起来吃饺子，不能摸到笤帚，那是丧门星。不能摸到剪子，防止来年被蝎子蜇着。不能说多余的话---- 总而言之忌讳多多。为的是来年一顺百顺。谁要没赶到吃这顿饺子，就在一碗象征性的其人应吃的饺子碗上放上一双筷子，以示他（她）没缺席，过的是团圆年。每碗饺子都不能吃净，必须剩几个，表示来年有余。

　　那种期望，在当时只是井中捞月可望而不可即。而改革开放的今天那良好的期望早已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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