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
近期什么也不想写，因为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每天读读文章，听听音乐，吃吃睡睡，倒也平平静静，但心里总觉得想说些什么。昨晚五更时醒时睡，浮想联翩，黎明时分忽然得到了启示，使今天的写作程序颇有仪式感。
物种学研究认为人类是从水里出来的，可以说水是人类的母体，人是水的精灵，至此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水有关。人类择水而居，溯水寻源，造船筏渡水，开辟了疆土，塑造了精神，完成了索取。水至始至终都伴随并高度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不仅在构成人类本身肌体中成为决定性的要素，在日常的生活中，水不仅告知人类——水的绝无仅有的存在必须，还将这种物化了的理念上升到了哲学、美学、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抽象概念之中，让人类有了从低级到高级的思维转换的启蒙伴随，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生存命题和哲学命题。人类从水的物化象征和哲学象征中认识了自己的渺小和脆弱，必定会产生自救的诸多方案，也就是救赎自己的方法和方式。
船的象征意义由此产生，并不断完善和强化，从而在人类救赎的过程中，担当了空前绝后的灵魂洗礼的切实贯彻实行。
船是人类和自己的母体沟通的载体，人类在船上演奏着自己的灵魂乐章。
人类的早期活动就有了船。刘向《世本》记：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意思是说，中国人是因为看见落叶掉在水面上浮而不沉而悟到了船的原理。而我则认为古人最早的渡水工具其实就是一截粗树段，后来动了动脑筋，把一些粗树段绑在一起就制成了木筏。从考古学和人类学来看，现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土著人，就是乘坐木筏漂洋过海，发现新大陆的。然后,才有了船，船是木筏的升级版。
《创世记》记载的大洪水，发生在公元前2370年。《创世纪》第6章到第9章记载了“诺亚方舟”的故事。那时的船是方形的，也就是在木筏的基础上加了吃水的护帮和遮风避雨的顶壁。此时的船，即“诺亚方舟”成了人类救赎的庇护和依托，其意义不仅是人类物种的延续，而是人类敬畏心的开端——心灵自救的萌发。从此，人类才更像我们自己——从卑微中寻找自信，在自信时隐匿卑微。“大洪水”和“诺亚方舟”的神话传说不仅在一个地域，在许多地域都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古巴比伦、希腊及罗马也有类似的故事流传，这可能和一次区域性大洪水有关，因此，人类的最初恐慌来源于水的肆虐，也促成了人类最早的救赎理念的雏形。
然而人类和水的关系一直是不对等的，即人类永远要依赖于水，依附于水，依托于水，水主宰了人类的命运。水既是亲和的，柔软的，还泛射着迷人的凌凌波纹，像上帝洒向人间的智慧，然而这温柔的底层却暗藏着狂暴的诡异。水的这种诡异不仅是狂暴的，毁灭的，并能带来黑暗的死亡。水最不可思议和令人费解的诡异是完美的体现物质本身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带给人类的重复记忆和不断思考，就成就了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来源。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侯更接近人类之本体——水，这一点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不断得到证实。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物质的异动带来的天象直观警示了人类，使人类在生与死的恐惧中觉醒了意识，为完成自我的终极判断提供了精神基础。然而人类本身是由各种物质组成的，其本身的神秘性又使人对自体的自恋，达到了超越物质本质的多重性和神秘性，我们可以通过人类在与水的依赖和对抗中得到无尽的启示。首先人是离不了水的，水在人体内的含量竟达到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水的这种存在现象，在人类最初的自我认知上是很难说服众人的，既使今天的人们也很难有一个具体直观的概念，来理解其本身的物理构成意义，当然其中包含的抽象的精神价值则更难为人窥视。究其原因，还是人对自身的认识和对万物的理解，还建立在自身的思维缺陷及天然弊病中，或许可以悲观的认为，人类这一缺陷和弊病，将伴随着人类这个物种的消亡而得不到彻底救赎。
人类时时刻刻都在和水抗衡，以摆脱和战胜水做为永恒的梦想，冥冥中我们可以从人类的祖先拥有了“船”，刹那时的“惊喜”遥想——人类自我心底的自傲和无羁就有了重大飞越。后来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遇到了许多灭顶之灾，都和这次的“惊喜”有着追根朔源和潜移默化的关联。
在人类自体未来的群体性救赎中，“船”做为一种精神符号，频繁的出现在救赎的诸多抽象概念中，可以认为这是人对自身最初的精神迷失的寻找，或许是人类心底对“水”深深的畏惧，才使“船”作为人类最后的救赎工具而成为至高无上的代理。船不仅是水运工具，中国古代把船作为君王的象征，可以理解是人对船的敬畏和依赖。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间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别的场合，有一种活动是用纸做成船，点上火置于江河湖海之中，名曰放河灯，意在把灾祸送走。每逢节庆时，各民族中都有与船相关的庆典仪式，如：龙船竞渡、耍旱船等等。佛教的教义中把“船”用“乘”来表示，用“乘”来载众生渡苦海。这里的“水”是苦难的象征，而“船”则是救赎的工具，这和“诺亚方舟”的意义异曲同工。佛教由此还产生了分歧，争论船上应该载什么样的人渡苦海才是正确的，由此产生了“大乘”和“小乘”之分，这两种教义在人类学及民俗和法学意义上，很难说谁更完善和有指导意义，在相关的实践过程中也没有正误的定论，可见人之内心的复杂程度是大大超越人之认知本身。这一点提示人们：不可轻易的以幼稚的狂妄来认定一种“真理”会成为万能的“救赎”方略。
船作为交通工具，最经济有效，是水在地球的广泛分布和水的特性所至。但“船”在人类对“水”的认知中升华到了救赎的高度，这一点是讫今的人类万万没有想到的，由此可见“水”在人类的记忆和实际相处中，一直是困惑人本身的内在迸发和不屈本性的魔障。而船的意义和价值则从实际的功用上升到精神的层面，成为人类逃出灭顶之灾的避祸所——实实在在的存在于人类目光和思维所及之处。
历史上有许多哲人都以救赎的面貌出现。
比如老子。关于老子“道德经”的阐释写了不少了，历史上中外名人阐释和推荐也很多，可见“道德经”是一个人类早期的思想精华。
人类将自身种类划分后，开始以一种自信居百兽之上，翻山越水，扩大种群，无往而不胜。然而大自然巨大的自然法则，却一次次打掉了人类的雄心壮志，一次次的灭顶之灾让人开始有了卑微之心——思想意识诞生了！人类为了生存，开始救赎自己，救赎自己的首要是认知自己，认知自然。老子的思想是在人类不断的摸索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道法自然”。“道”就是救赎之道，“法”就是模仿，就是说人类的救赎之本应从自然中总结经验，并向自然学习。然而，人类要发展，人的欲望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人的欲望太过又引发灾难，为此，人类的所有思想都在救赎自己，老子的思想和其他宗教思想一样都在救赎，救赎是人类毕其一生的命运！
关于《道德经》的解读问题，历史上有太多的大家尝试，在此我不想再累述。我只想借此契机说一下人类文化中的救赎和自省，因为这是老子和众多思考者的初衷。许多人在解读哲人思想的时侯都停留在词意准确，思维脉络附会的怪圈中，难免落入纯学术沼泽，虽高深但莫测，难以实行为继，这也是中国哲学的弊病。通俗化的，深入浅出的讲解深奥思想的办法，从人类文化的开端讲清道理，沿着人类发展需求心路的脉络阐述，就可能让人们明白哲人的苦心及其缺憾。人类之所以虽九死还一生，历万劫惟不灭，是有其天命昭昭的，这就是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再造功能。人类的各种思想和探求只是揣摸上帝的指向，这上帝就是自然的伟力。老子的《道德经》阐述的“道法自然”是一个大智慧，其意义需多种方式解读，索文图解会陷入僵局，也是历代文人常犯通病。
老子“道”的精髓主要是“道法自然”，而自然界最为与人之相关的水，在老子对诸事的论述中不断提及和阐述。公元前523年，孔子专程拜见老子学习，孔子在老子那里学乐律、乐理；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这次的学习使孔子觉悟了仪式是传播和展示其思想的外在方式，并在其未来的学术生涯和实践过程中，使之理论化、系统化、规模化、政治化、民俗化。学习完毕，孔子向老子辞行至黄河边，发出了流传千古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黄河之水奔腾不息，人之年华流逝不止，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 此时的老子手指浩浩黄河，对孔子说：“汝何不学水之大德欤？”孔子曰：“水有何德？”老子说出了著名的理念：“上善若水。”阐述了水与万物的关系及学习水之哲学特性的要理。
事实上孔子家族在周朝就是礼官，在未来的政治生涯中孔子强调“礼”之救世之方，无形中使一种空泛的仪程和语式成为普世价值，在实际操作中并不能起到根本性的解决，只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空泛理想，缺乏普罗众生的广泛身体力行。但这种礼仪的高度却无可争议，这就造成了形而上的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形成了中国人从帝王到平民的言行总则，即：好话说尽，行为以自身的需求来定，还美其名曰是策略，是孙子兵法的运用，这实际是缺失契约精神的借口，也是中国人性中丑陋部分的思想基础，当然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和帝王们为了自身的需求，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关，但也反映了孔子及其门徒们当初构建其理想国的精神指导的缺失，也反映了统治者及其附庸的阴险狡滑——他们将儒家思想对统治有利的部分拿来，放大并强力推行。孟子的“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独夫”即“民贼”，人皆可除的思想，统治者为何不用呢？可见他们是有选择的推行所谓的儒家思想，这也为后来的人们在思考中国文化的精髓实质时遇到了困局。
还是要说水，水是什么，水是无形的，我们看到的水只是在容器中的暂时形态或是水在刹那间的感官印象，但水是看得见，摸的着的。水给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使人不仅完成物质的生物转换，还启蒙了人类最初的思想。人类智慧的光芒在水的本质的无数次强化中逐渐发亮，最终达到现代人的这个模样。
“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思想。思想应该怎样表达呢？思想是看不见的，就像水的内质一样，水展示其不同的特性是用不同的外在形式来教化人类的，是以一种盛大的“仪式”来让人感悟其内在的精神象征，这种仪式有极强的符号意义和象征意义，从而使复杂的内在精神即思想有了外在的仪式性符号的表述方法，使思想有了直观的感召力和图腾般的蛊惑。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巫”的雏形，我们可以这样定义：使人类理解并看见了无形的东西是思想的仪式，最能简单的把思想展示的仪式，就是寻找一种最有效的象征符号，这种象征符号的成功表述，就是创造神秘、威严，还有恐怖。展示思想仪式的开端是“巫”，“巫”也可以说是一切思想的祖先。
水的特征是一点点悟到的，从最初的巫，到宗教，到政党，而最终的解释权归“庙堂”，但“庙堂”上的人总爱装神弄鬼，“巫”的产生不仅是装神弄鬼，而是以一种仪式宣达自己的主张。在远古的部落社会，“巫”是担当人与神的沟通职责，其威严甚至超过部落首领。为此，有些部落的首领干脆自己就充当“巫”的角色，从而极大的提高了凝聚力和感召力。可以这样想象，人类的初民从“水”的特征“悟”到以一种形的外在仪式来传达其内质思想，来达到以一种盛大的威严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种成功的感召形式至今都是法宝。我们从国家庆典和诸如项目开工一类的仪式布置和仪程设计，就可以觅到“巫”的遗风。毕竟无论谁的装神弄鬼都无法和“水”本身相比，“水”令人畏惧的特性是一切哲学思想的启蒙，因此“船”作为永恒的救赎，就在和不同的装神弄鬼的仪式进行着博弈，而这些装神弄鬼的仪式的模板来源于对“水”的模仿。
仪式是一切事物的内在精神的合理表述，从宏观意义和实践过程中来看，仪式不仅是一切“好事”实施的理由，也是一切“坏事”的“合理”表述，因为人为的仪式大都潜含了阴暗的目的，一开始就与“道法自然”相悖论，最终会让人类尝到苦果。我们可以从人类的不同典型仪式中看到“庙堂”里的“巫”的诡计和谋算，还能看到具体实施后的恶果。
如果我们对仪式的理解还存在一些疑惑的话，就可以联想我们知识储备中的有关画面及其细节。远古部落战争后一般是要吃掉俘虏，吃俘虏前需要一种仪式，即由首领或萨满对图腾祷告，这种祷告是类似狂颠的舞蹈，口中还发出常人难解的呓语，仪式是取得吃俘虏合法性，也就完成了做“坏事”的“合理”表述。一些宗教至今还保留了饭前祷告的仪式，这也是做“坏事”的合理表述遗风，只是将吃掉的对象换了一个角色，饭前祷告的仪式是一只救赎的“船”。
宫庭仪式不仅是皇家的威严，而是一种圈子文化的铺张和炫耀，使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感到一种荣誉感和依赖感，从而自觉的维护其合法性和必要性，其目地只是从这个圈子里能分一杯羹，而不管这杯羹里浸漫了多少底层奴隶的血泪，这就是仪式的重大作用——凝聚力。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开会，开会就是一种仪式，可以宣扬理念，可以提高凝聚力，即使是干坏事。比如纳粹就喜欢召开盛大的广场会议，喜欢建造宏大的建筑，喜欢设计漂亮的军服，这就是利用仪式来完成诡异的“理想”。
我们还可以找一找生活中各种仪式的表现：宣扬美好的生活是一种仪式；穿戴漂亮的服装是一种仪式；文字的精美排案也是一种仪式，最近看到一个词：“政治美学”，这个词不错，就是这种仪式感的哲学解释。仪式是一种巫风的遗存，它可以办好事，也是一切坏事的包装，但凡看到不切实际和过分的仪式表演，善良的人们可要警惕了，可不能人云亦云，跟着起哄，就像中了邪一样荒唐。
仪式是一种理念的传达和蛊惑，仪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世俗的仪式欢乐的成分多一些，如狂欢节、圣诞节、复活节、还有中国的春节、中秋节等等。其他的各类小节更多了，即使是带有悲情色彩的节日也有许多温情在里边，如：中国的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这许多的世俗节日的仪式是一种强化的记忆传承，其目的是让后人记得人得到大自然的救赎后的欢乐，以及对神灵的敬畏，而这种神灵的出现是人类自我救赎的必需，神灵的象征是救赎的强大和依托，是“船”人性化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内心幻想的亲切朋友，因为神的面貌是以人的外在和内心来塑造的，这是人内心的救赎渴望的狡猾和侥幸心理，从这一点来看，人类从一开始的救赎愿望祈盼时就存在投机取巧的懒惰。
然而大凡由首领们主持的仪式，都有一种谋划在里面，或许是阳谋，但大多数是阴谋，是首领们在暗室里谋划的为自己谋利的阴谋。
宗教只是救赎的一小部分（小救赎），是一种心灵的救赎，是世俗生活中的困惑和人类不断完善自己（大救赎）的抵触。政治、经济、文化、科学、艺术、哲学、医学，包括人们厌恶的军事，都是救赎（大救赎）。是一种内外皆修的救赎，由于它的外在功利的表现强烈，以致于人们忽略了它真正意义上的救赎功用，如果我提醒人们没有这一切，我们至今还在茹毛饮血的生活，大概人们就会理解救赎的实际意义，并给予其应有的尊重。
欧洲自中世纪结束后，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代让人文主义抬头，科学和理性成了那个迷人时代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一大批勇敢者把自己信念徽章高悬在奥林匹克山顶，他们用现代政治的新规划，划分了新的人类政治秩序的雏形，并骄傲的宣称“上帝已死”。英国的《自由大宪章》这张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权力，日后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这是契约精神代替神权，让人性，人的意志，人间的法律成了健康社会的神圣基石。这是人类想摆脱神来自己解释世界的伟大尝试，在这一时期人间的各类学科和科技发展都得到了本质的突破，人们知道了地球是圆的，知道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还知道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这是和过去旧有的宗教教义相背的，旧的神权权威曾烧死布鲁诺，威胁哥白尼、伽利略，因为他们都是日心说的捍卫者，是一位科学的殉道者，布鲁诺的死就意味着“宗教对科学的压制和迫害”。但事实上，布鲁诺等科学家，哲学家、还有新教倡导者应该是当时欧洲思想自由的先锋，他们反对的是当时的贵族政治和宗教权威。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甚至引发了“宗教战争”，宗教战争的根源是各宗教不能相互宽容。
当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发现新的宗教战争还在发生，原教旨主义和新教之间，不同宗教之间，政治和宗教之间，各种思潮的阐述，无一不打上宗教的烙印和宗教潜在的精神强大支持。因此，从宏观的角度去审视当今的世界格局，无非是救赎的理念不同而产生争议。如果说是一些强人利用宗教来维护自己和小集团的根本利益，则似乎还不能解构彼此复杂的国家行为。《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将宗教的早期“巫”和战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告诉人们：政治的根本就是宗教。仪式、符号、图腾、音乐、情感这类代表感性事物的标志，是巫的外在形式，是巫的内质含义的具体表述，也是救赎的一种手段。因此，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所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以宗教为基础建立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不断的救赎精神和实践是人类永恒的象征，将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精神阐述新的人类理想！
“水”和“船”的精神指向，将是人类永恒的精神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