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随一个采风团访问鲁西南。原以为是去看牡丹,著名的、与洛阳牡丹互不相让的菏泽牡丹,去了才知道,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观新农村,回来后,每人还要交一篇文章。


  “新农村”,是近来流行的高频词,电视和报纸上天天讲,我自然耳熟能详,而且,觉得比一般城里人还要多“详”几分。我是知青出身,在农村夏锄秋收数载。回城这些年,也没断了下乡,甚至还下过外国的乡,看过西方的草垛和粮仓、牛仔和拖拉机。还有一条,我虽然生在东北,原籍却是山东栖霞,巧了,与同行的小说家衣向东算是同乡。衣向东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山东和栖霞,非常认真,非常哥们儿。


  有了这些背景,我的菏泽之行,显得底气十足。尤其承蒙菏泽当地领导与菏泽日报社的热情款待,赵锋利、赵统斌二位报人兼作家、同行兼兄弟,更是朝夕相处,亲切关照,我就愈发感到高兴,自信,拿自己不当外人,不当外行。可是,谁曾想,在菏泽的短短几天时间,我竟闹了许多笑话。至今想来,仍然难堪。


  我比较重视地图,菏泽地图上有个鄄城,我自以为是,以为那个“鄄”,念“甄”,就跟女作家华静开玩笑说,古代的冤假错案,都要到这儿来甄别。华静听得一愣一愣的,没吱声。她的家乡在鄄城附近的聊城。


  其实,这个“鄄”,念“倦”,听当地人“倦城”、“倦城”地喊着,我还纳闷,咋有这么个地方?


  参观曹县一个著名的奶牛场——银辉乳业,见大门用木桩搭起,像水泊山寨一样气派,只是门口地势太低,汪了一滩浊水。人们从车上下来,抽烟,闲聊,等接待者领路。这时,我又想当然,认为该处果然有魅力,参观者如此之多,以至把门槛都踩秃了。不过,你们赚钱之余,总该挑几挑土,把水坑填平吧。现在这个样子,客人如何下脚?


  正想着,接待者来了,不让我们下脚,让我们重新上车,车就从水坑里哗哗趟过。原来,那坑是故意挖的,盛了消毒水,专门对付车轮,防止疫病侵入。门里边,有中国第一例克隆奶牛的“后裔”,有体重三千多斤的超级奶牛,更有无数虽不著名但也是小性命一条的普通奶牛,菌啊毒啊,若是混进去,不得了。


  接下来,访问一个富裕村,只见家家都是三层小楼,器宇轩昂,富丽堂皇,于是激动,感慨,想着怎样取义,赞美新农村。总在外面不算深入,就进了一户细看。楼下马马虎虎,还算干净。以为楼上也一样,上去一看,呆住了,二三楼空空荡荡,遍地尘土。卫生间还算充实,可惜抽水马桶并不抽水,被杂物簇拥,形同虚设。另几户的情形大致相仿,人都到外地经商或打工去了,人少屋多,闲着,徒有其表。


  当然,这些可以不写,写楼下,写楼外,写街上的树和标语,写“荷”泽田野的美丽和清新。可是,那“荷”泽,怎么就成了“菏”泽?看布告,也是菏泽,翻报纸,也是菏泽。大惊!多少年了,一直以为,是负荷的荷,荷花的荷。临来前甚至想了几个字,打算将来写散文,做标题:《荷花之泽生牡丹》。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菏”?其实,不是突然间,人家一直那个样,偏你一个熟视无睹,自作聪明。


  幸运的是,我这只是在心中暗想,没有说出来。


  更幸运的是,我非首长,无须在题词的大宣纸上表演。


  不过,幸运之神照顾我的时间并不长。第二天,我又露怯了,而且是公开的,说出口的,收不回来的。


  参观途中,汽车路过东明县,菏泽日报的社长赵锋利指着远方说,那边有个庄寨村,是庄子的故乡。


  “不是吧?”我表示怀疑,口气仿佛专家一样。


  印象中,庄子好像是河南人,用铿锵上口的中原古音给先民讲蝴蝶,唱鲲鹏,可能还像人民公社的李双双那样,爱吃大蒜和手擀面。当然,这些与新农村无关,与农村的根本出路是不是城市化也无关。但我好歹是读书人,是采风团一员,知道孔子、孙膑、黄巢和蒲松龄是山东人,张春桥和江青也是山东人,可是,庄子怎么也是山东人了?而且,老家就在附近那个极其普通的地方。这可能吗?在窗外貌似简单实则深邃无际的风景鼓舞下,我不假思索地、理直气壮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赵社长是个厚道人,只是一笑,并不与我分辨。


  回到酒店,看赵锋利社长的赠书,还有赵统斌先生的诗集,其中有不少篇章,写到庄子故里,丰富,充盈,典雅。汗颜!又看别人介绍庄子的书,提到他的故乡,共有两说,一是在山东菏泽地区,一是在河南商丘一带。谢天谢地,多少沾点边。但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拿着其一当全部的形状还是荒唐的。关键不在记忆,不在知识,在我那个自以为是的可笑心态。


  一下子蔫了,觉得没劲。


  从此,变得沉默,至少在开会的时候沉默,连说表态的话、感谢的话都不好意思。


  菏泽误,是我误菏泽,非菏泽误我。


  菏泽在鲁西南呆了千年万年,博大,厚重,宽容,想来不会以我误为忤,同样,也不会在意我歌颂新农村与否。


  接待方的朋友送了几个塑料袋,很沉,装了很多材料,其中有大量数据和典故。打算挑一些引用,以证明临时从脑子里蹦出来的观点。


  想一想,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