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在80岁时去世的（母亲生于农历1923年4月14日，卒于农历2003年4月24日）。当时我在部队工作，听母亲身边的三哥来电话说，最近，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已经不能进食，每天只想喝一点冰凉的水。记得是2003年的农历四月份，天刚刚转暖。我急忙向部队请了假，当我坐火车、乘汽车赶到县城时，家里人来电话说：母亲想吃一口桃子，于是我满县城也没有找到，只能买了几斤油桃往回赶。听到我回来的脚步声，母亲想挣扎着翻起身来，但没有成功，当时她的神志还很清醒。于是我把在县城买的油桃取了点汁喂给母亲，她喝了几口就直摇头。从那时到去世，十多天的时间里，除喝点冰镇的矿泉水外，任何食物都没有入口。


　　晚上在炕上陪母亲时，与大哥拉家常，一时说得起劲，声音就高起来了。母亲说：你们吵得我心慌！过了好一会，母亲对我说：“还是你三哥辛苦啊，没黑没明的。”三哥是我们兄弟几个中靠种地过日子的，当时为了生计，办了个小型瓦厂，每天5点多天不亮就出门，晚上10点多还回不了家。天下的老人，最牵念的是生活艰辛的儿子，这话一点不假。母亲卧床期间，除多年前的腰腿痛外，没有别的病情。因为是在农村，去医院极不方便，于是请大夫来家诊视，大夫说，一切正常，可能是老了（年纪大了）。在卧床期间，母亲需要小便时总是提醒我们，再加之三嫂对母亲的卧具照顾得勤快，所以炕上的被褥总是干干净净的。


　　农历四月二十四日，吃完早饭，大哥因为晚上熬了夜，就到西房休息去了，我和往常一样，给母亲喂了点水后，看见外面的天气不错，准备拿本书在院子里看看，等我回到母亲的房子搬凳子时，突然看到母亲的两只眼睛睁得好大，而且向房子的四周环顾，情况很是反常，我赶紧叫大哥来看，等大哥到母亲的炕头时，母亲已安祥地去世了，她的去正如她的来一样，平和而安祥，母亲的辞世日比她的生日推后了整10天。


　　跪在母亲的灵堂前，再次端祥母亲的遗容时，母亲生活的点点滴滴像清清的泉水般在我的心田流淌。


　　母亲高个，四方脸，人人都说是一种福相。她一年四季缠裹着的小脚与发福的身体总显得极不协调。据母亲说，她是十四岁嫁给父亲的，父亲那年是十五。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家境所迫。爷爷年轻时一表人才，能说会道，而且算得一笔好账。十三岁就给当地的老爷家做了账房先生，很受东家的器重，所以别人想求东家办点事，就先到爷爷跟前打探情况，于是就给爷爷敬一锅“大烟”，开始时爷爷也不愿抽，可经不住别人的劝说，先是学着抽一点，后来就抽一锅，再到后来就上了瘾，于是东家就解除了爷爷账房先生的职。爷爷回家后，经不住烟瘾的折磨，于是就拿家里的东西换，家里人对其进行了监管，后来他实在没有办法时就向外面的人去借债。父亲说，当时祖爷爷家在当地也算是有名望的人家，看着爷爷这样不争气，爷爷的几个兄长就动员祖爷爷分家，爷爷在家排行老四，那时我父亲才7岁，二叔才6岁，小姑才4岁多。


　　分家后不久，爷爷就去世了，于是小脚的奶奶白天就带着父亲、二叔下地干活，晚上就加班纺线织布，勉强维持着4口之家的清汤淡饭，好不容易熬到父亲十五岁时，就把母亲娶进了家门。


　　母亲嫁给父亲的第三天，就坐上了织布机，从此大半辈子就没有离开过织布机，同时也以一台小小的织布机创下了兴家建业的光辉历史。


　　自我懂事起，母亲常常以她们年轻时日子过得多么的不容易来教育我们要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父亲也赞不绝口地肯定母亲对家的贡献。父亲常对我们说，当初如果没有你妈她们（包括后来我二娘）没黑没明地纺线、织布，我们家想翻身就难了。那时，父亲主要以种地为主，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就靠奶奶和母亲所织的布来赚钱了。当时做生意没有本钱，父亲就在集市上先赊别人两匹布的棉花拿回家，在下次赶集时，母亲她们就必须得把这些棉花织出布来，然后父亲把布买掉再还所欠人家的棉花钱。当时的一匹布是一丈二尺，相当于现在的4米多长，两匹布就是8米多长。母亲先把棉花纺成线，再通过一系列的工序才能把线挂到织布机上，然后再一根线一根线地织出来。为了完成任务，母亲有时一天都下不了机子，实在累了就在布机上打个盹，然后接着织，到了年终，父亲不但还清了欠账，还用赢利的钱买了一袋粮食和过年的必须品，到第二年，父亲又用赢余的钱赎回了第一亩属于自己的土地（当时爷爷为了抽大烟，把分家时的土地都当给了别人）。


　　父母靠着男耕女织的最原始方式，没几年的时间，不但把爷爷当给别人的土地全赎了回来，还用积蓄盖起了新瓦房。在别人眼里无法想像的事，但在父母亲手里变成了现实，此后，随着日子的逐渐好转，父亲又用母亲他们织布积攒的钱买了不少的土地。后来，父亲无不自豪地给我说，幸亏解放得早，要不然咱家也能跨入地主的行列（解放土改时，我们家因为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被划成下中农，差点被划成富农而成为挨批斗的对象了）。


　　母亲生育了十多个孩子，有男有女，最后活下来的只有我们兄弟四个。这一方面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孩子得病不能得到有效地救治；另一方面还是因为母亲太忙，孩子得病根本顾不上救治，所以这永远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孩子都是母亲心头的肉，孩子的夭折其实是从母亲的心尖上刮肉，每走一个孩子，母亲的心就被刀刮一次、痛一回，所以对存活下来的孩子，母亲就格外的珍爱。


　　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大跃进时期，天灾人祸凑到了一块。家中的锅碗瓢盆都支援了公社的大炼钢铁，全村几百口人统一实行吃大锅饭。每次开饭时，母亲只喝点清汤，而把分到的一份干粮偷偷地带回家，一半给卧床的奶奶，一半给家里饿哭的哥哥们。日子长了，营养严重不良的母亲，却越加变得“胖”了起来。直到有一天，母亲本想去上房看奶奶的，却不由自主地摇晃到了侧房的廊檐下。这事当奶奶听说后，经再三询问，才知道母亲常常是靠喝汤、喝凉水度日的，奶奶为此疼心地大哭了一场。从些以后，母亲带回来什么饭菜奶奶都不吃了，但我的哥哥们依然如故，所以在生活最艰难的岁月，母亲的孩子都保住了性命。


　　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视为生命。她不但注重孩子的身体健康，更注重孩子的道德教育，从不溺爱。她的四个孩子中，除二哥坚决不上学外，55年大哥完小毕业后，就被部队的征兵干部再三动员直接带到了部队，三哥读高中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毕业后成了一名根正苗红的红卫兵，但母亲经常告诫三哥，不管干什么，都要讲良心，违良心的话不说，抹良心的事不干。所以在那个人人都在发烧的岁月，三哥没有打过人，没有抄过人的家，也没有欺负过老人孩子，每天只是充当跑龙套的角色。在此后的日子里，村里的老人每提起三哥，都是交口称赞。作为70后的我，没有赶上哥哥们的热闹时代，当时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但苞玉面、高梁面已能吃饱肚子了。记得每天下午放学后，母亲总是在锅底放少许的猪油烧热后，再放点盐，然后给我们每人烙一个把掌大的高梁面烧饼，这在当时，和别家的孩子比已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了，我们吃着母亲的烧饼，挎着篮子去打猪草，以此喂养着一头大胖猪作为全家一年的费用支出。母亲总会用奖惩的法子激励我们：如果回家时篮子装满了，母亲总会对我们进行表扬，如果谁的篮子没有满，晚上不但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第二天的那个烧饼就再也没有份了。


　　记得有一次星期天，我和同学在家门口玩，因为自己被别的同学欺负了，本想把事情闹大了好让母亲帮我出口恶气。于是就添油加醋地向母亲告了状，谁知道母亲出来后，并没有立即惩罚别的同学，而是先问明情况，当得知我说了谎话时，轮起把掌对我暴打了一顿，等我气消了才给我讲做人要真诚的重要性。母亲的话成了我做人做事的座右铭，后来我写了一篇题为《妈妈留给我的终身财富》来记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母亲对孩子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又时常牵挂着孩子的成长和安危。听父亲说，大哥当兵后，先是中印战争，后来又是中苏关系恶化。作为在战争前沿当兵的大哥，他的安危成了母亲最大的牵挂。那时，每月一封家信成了大哥平安的信号，母亲总是掐着指头算得特准，一天也不差，如果没有按时收到大哥的信，母亲就急得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有时连头顶上的飞机经过时，母亲都能听出是运输机还是战斗机。只要战斗机一经过，母亲就整夜坐在窗前看夜空，时间久了，母亲的一双眼睛被操成了半瞎，直到大哥转业到地方工作为止。在打击投机倒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月，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二哥总会偷偷地溜出去在外地做点手工活，以此赚点钱补贴家用，这事当然是得到父亲支持的，但每年二哥回家后，生产队都会组织社员对二哥“斗资批修”，于是母亲就站在家门口等二哥，满脸的那个凄凉哟！那时我刚刚记事，等二哥回家后，母亲就打来热水给二哥洗去满脸的血污或痰迹，直到二哥躺在炕上休息了，母亲才会入睡。


　　三哥上高中的那会，每天早上母亲都提前一个小时起床，给三哥做好早饭，等三哥吃完饭背着书包走出家门时，天也亮了，母亲就开始了她一天的活计，就这样三个年头、一千多个日子雷打不动地默默地支持着三哥的学业。当轮到我时，先是重现着与三哥一样的生活，后来，我转学到了离家二十多公里的县中学上学。每个星期天，母亲就早早地把我一周吃的面条擀好凉干，再给我烙三四个脸盆大小的烙饼，然后准备好油、盐、醋之类的生活必须品，每次带着一大包母亲为我准备的食品步行去学校，一路走一路背记英语单词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我高考落榜后，母亲在留我在身边照顾自己还是让我当兵寻找成功机会的问题上，她又选择了后者。在我穿上军装准备离家的前夕，母亲又一次给我烙了大半晚上的烙饼，并把平时积攒的几元钱塞到我的手里，我是含着泪水离开母亲的。坐上去新疆的火车，我是走了一路，吃了一路母亲的烙饼，想了一路的母亲。


　　人们都说，婆媳关系是家庭中最难处理的关系。但母亲与几个儿媳的关系处理得就像母女一样，让全村人们羡慕不已。大哥是参军后才结婚的，媳妇是老家本地人，对于常年的分居生活，大嫂很有怨气，于是母亲就陪儿媳一块吃、一块住，一块劳作，只要是家里的累活重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就像亲闺女一样爱护着，直到大哥提干后嫂子随军为至，以至于到大哥转业后，嫂子说起当年母亲的好来还是激动不已。二嫂性格内向，不便于沟通，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地与她交心，帮她洗衣、帮她梳头，就连二嫂回娘家时，母亲总是早早地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收拾好让二嫂带回家。二嫂生的四个孩子，从过满月开始，都是母亲一手抚养大的。后来，母亲与二哥分家后，不是二嫂她们来看母亲，而是母亲时常带着我们去看二嫂她们。三嫂是个大方的人，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与母亲的性格很合得来。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三嫂对我很照顾，所以母亲更喜欢三嫂，她们的关系不是刻意地营造出来的，而是建立起了更为良好的母女关系。在分家时，母亲更愿意与三哥一家过，三嫂他们也乐意接受赡养老人的义务。所以三嫂的两个孩子，自然而然地就由母亲拉扯大。由于受母亲的言传身教，两个孩子品行都好，没有一点社会的恶习，这也为他们的今后发展奠定的良好的基础。等我结婚时，母亲已双目失明了，回家时母亲一个劲地拉着爱人的手问长问短，爱人也喜欢与母亲一块拉家常，她陪婆婆的时间比陪自己母亲的时间还要长。所以村里的人都说，母亲虽然没有亲生的闺女，可四个儿媳都和闺女一样，有时甚至还比闺女亲，母亲与儿媳的良好关系成了全村人家学习的典范。


　　母亲不但做得一手好针线，而且做得一手地道的好饭菜。记得小时候，公社的驻队干部是在每家轮流管饭的。当吃过几次母亲的饭菜后，公社干部就给大队管事的说，要求在我们家由母亲定点做餐，这对我们家当然是好事：一方面生产队对管干部吃饭的家庭是有面粉补助的，另一方面公社干部每吃完一顿饭是要付三毛钱和二两粮票的。但对我们小孩来说，管干部就意味着能吃到干部吃剩的饭菜，更是一件开心的事了。因为母亲的饭菜做得好，全村几百户人家，只要谁要有红白事，都要请母亲料理厨房的事，母亲总是有求必应，虽然一场事过下来，母亲累得要在炕上躺几天，但下次别人请她还是照样去。


　　母亲烧的甜酒、酿的香醋在方圆也是出了名的。记得每年过春节前夕，母亲总会烧一坛甜酒，酿一大缸香醋，供全家过年之用。每年的正月十五过后，别家的孩子还会借机来我家喝甜酒。母亲酿香醋是有特殊的方法，她用麸皮酿成的醋先装在一个大瓷缸里，吃时挖出一点来，别的封存，这样可吃一年，当别人家来亲戚或过事情，经常会来向母亲讨香醋，母亲总是毫不吝啬地送给人家，于是母亲的酿醋手艺就不知不觉中名声在外了。


　　父亲是从小受人欺负长大的，于是在他骨子里形成了讲理、反抗的意识和从不服输的性格。父母成家后，父亲为了维护家庭的利益不受侵犯，自己与家人的人身不受侵犯，常常与有权有势的人斗争。于是回家后，母亲就开导父亲不要在外“闹事”，但父亲自有“有理走便天下”的绝对理想，于是就与母亲争吵，有时甚至发生“战争”，但过后父亲仍旧坚持自己的真理，谁说也没有用，所以在方圆几里地上，谁想无缘无故地欺负父亲或想从父亲身上占点便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父亲以实力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母亲却以仁慈与友善赢得了乡情们的称赞。


　　母亲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是她振兴了频临没落的家。母亲的一生，是操劳的一生，为儿女操瞎了双眼，操白了黑发。母亲的一生，也是与父亲争争吵中度过的一生，这种争吵绝不是感情不和，主要是处事的方式不同所致。母亲的一生，更是幸福的一生，她一生有四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在她去世时就有8个重孙，真正的四世同堂了。而且子孙们都没有辜负她的期望，都用自己的双手在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事业。


　　每每想起往事，仿佛还是昨昔的事历历在目，今天是母亲去世十五周年的纪念日，谨以此文悼念我那一生慈祥而劳累的母亲！


　　2017年5月于和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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