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趟从特区开往内地的绿皮火车,我是在中途上车的,短途车,只要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目的地。

        手捏着车票,我的眼睛在左右车厢来回扫动,终于,我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窗,顺行,连忙坐下。

        我只带了一个小小的斜挎包,里面装了手机,零钱和一张银行卡,还有一点洗漱用具,不是像坐火车出远门,倒是像大学女生周末回家。如此轻装上阵,真是难得。

       头顶的行李架已经放满了,一个蛇皮袋子,两个大布包,还有一个卷得紧紧的草席子,草席子的中间位置,粘了好几层宽宽的透明胶。我明白了,在上车和下车期间,这个满身缠着透明胶带的草席,立马会发挥扁担的作用。

        早些时候,我在火车站见过人家这样担行李。虽然不能像真正的扁担那样直挺挺地“卧”在主人肩上,但这样比两只手提着行李,着实方便多了,可以省力气,又可以把它带回家,再继续发挥“余热”,真是不错的好主意。

        坐上这趟火车去省城,我的内心溢满了幸福。我是去省城探望夫君的,顺便度“蜜周”。此刻,也许那个心心念念的人,也从住处出发,赶往出站口,两个美美的等待,在火车的哐当声中,慢慢地、悄悄地对接着。

        坐定,我拉开小挎包的拉链,掏出手机,想利用流量浏览页面。两个小时的车程,上上下下翻动手机,时间一会儿就过去了,想着车站那边接我的那个人,周末,那个属于我们的小团聚,心里就像灌了蜜。

        此刻,在摇摆的车厢里,我的小幸福来回晃动,撞击着心扉。

        这时,一声浓浓的乡音在旁边的座位传来,手机的锁屏还没有打开,我就索性不看了。微笑地转过头,这才发现,我旁边的两位大哥在饶有兴趣地聊天,那纯纯的家乡话,听得很是亲切。

        我忙问他们是哪里人,其实,从关上手机的那一刻,我就十二分留意他们的话语了。我断定,他们是我的河南老乡。

        一般这种情况,我就会接着问,他们是河南哪儿的?又是浓郁的乡音袭来,那深入记忆和肌理的乡音,总能给我兴奋。一打听,一个是河南郸城的,一个是河南周口的,离我老家都不远。怪不得他们说话的语调和动作,跟我老家的乡亲们这么像。

         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遇见老乡时,总是会问他们具体到哪个市,哪个县,貌似,只有这样,才可以把乡音乡情捡拾得更完整,更纯粹。

        坐在我对面的大哥姓孔,头发灰白,古铜色的脸,在夕阳漫射下,放着亮光。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一双粗黑的大手,因常年的风刮日晒,像涂了一层褐色的胶。如此以来,就显得指甲盖特别白,上面的一件汗衫口袋处,还带着金属的装饰,一条牛仔裤明显地老旧了,还好,他脚上不是穿解放鞋,而是穿了双廉价的白色旅游鞋。

        一问年龄,他和我爱人同岁,再看他粗壮的双手,那浑浊的目光,那被风吹“糙”的脸,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

        另一个和我并排坐的大哥,头发全白,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袖,衣服上的扣子还掉了一个,脚穿解放鞋,他今年六十二岁,虽满头白发,但长相周正,想必年轻时一定很帅。

        他俩也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

        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我对那熟悉的乡音,有一种无法抵挡的亲切。

        他们两个都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工,年轻的大哥是泥水工,年长的大哥是钢筋工。

        此时,我心里在猜测着,这不年不节的回家,家里一定有什么事儿吧。一般情况下,打工的,都是年前才回家的。细问,才知道,一个是家里的老娘过八十大寿了,一个是孙子参军要办喜酒。

        他们说,不是家里有要紧的事,平时都忙着上工赚钱呢,一般都不回来,多是过年才回来和家人团聚呢。

        年轻的大哥真健谈,他说从七十年代底就开始在外面打工,打了几十年,跑遍了全国各地,这次在深圳的工地上,干的差不多五年了。房子在一栋一栋的延伸,他们应该总有做不完的事情。

        他让我猜现在深圳的房价,我往高处猜,他用胜利的眼神一次次望着我,让我再往上猜,我把我居住的城市的房价放大十倍,他的手一点点往上抬,在那个我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停下来。

        他用老家的土话狠狠地骂了一句:日它娘的,他们那里的房价咋恁贵,不都是用钢筋水泥垒上去的吗?那咱老家的房子咋就不值钱呢?你说咋会这样?

        他笑了笑,诡秘的眼神看着我,把他一直以来想不通的疑问传递给我。他想不明白,都是砖垒的,钢筋水泥堆砌的,咋就差别这么大呢。

        资料上显示,近十多年的功夫,全国房价普遍上涨了五倍,尤其是学区房,更是一房难求。有些学区房的广告,更是挖空脑汁:学府林立的书香大道,值得你再一次搬家;生活,就是居住在别人的爱慕里;当地产邂逅教育,很国际,很豪宅等等。还有很多楼盘,一掀开盖子卖,就成了“日光盘”。房子越建越多,房价越涨越高。他的疑惑,我也有。

        说起老家的房子,他讲了他的建房史。

        当年,他结婚分家,分了一间半草半瓦的房子,因为不方便住,他没有要。在我们北方,有“好儿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的说法,我竖起大拇指,夸他有志气。

        他说1985年,他用在山西晋城打工的钱做了一处房子,基脚是七层,土墙,上面是大红瓦,村庄上的人第一次见瓦房,都过来看稀奇。第二次,是2002年,他从海南打工回来,把老屋扒了,做了混砖到顶的瓦房,房顶是用小灰瓦,虽说比大红瓦贵,但是特别漂亮,他还做了东西屋,院子也是青砖的,大门口做了门楼。村里的支部书记看他在外面打工来钱快,也辞职不干了,想跟着他去外面打工。到了2012年,他家那令人羡慕的楼房又扒了,换成是三层小洋楼,这是他村子的第一户三层楼,又惹得好多人继续羡慕着。

        他的话语里,那一抹平静和满足,那一抹自信和坚强,在火车的哐当声中,特别动人。

        他向我介绍他的三次建房史,既有满心的遗憾,又有满心的不舍,他说,这都是形势“逼”的,腰里有俩钱,不折腾就难受。

        我非常理解他的想法和做法,我的一位亲戚,在别的城市买了房子,还要在家乡做了新楼房。他说,钱揣在荷包里,哪个看得见,只有做了房子,做成村里数一数二的房子,腰杆才能挺得起。

        我问他是不是村里第一个做楼房的,他说真不是,第一个做楼房的是他家邻居,做了两层,楼梯很窄,式样也不新颖,可因为是“独一处”,惹得村里的人既眼热又嫉妒。有的说:“明三暗五的大出叉”就顶到了天,还做起楼房来了。有的就开玩笑骂:奶奶个腿,你们这样盖楼房,让人家没钱的咋办,人家娶不上儿媳妇就怪你们。人比人,气死人,我们这些在家种地的,开着飞机也赶不上你们这些在外打工的。

        可话又说回来,都出去打工了,谁来种地。

        我问他现在的土地怎么办?他说他家的土地,现在流转了,给人家种上了大棚蔬菜了,收入也不错。

        农村的土地流转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土地合法的流转,可以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的农村经营模式。让土地有人种,种得更好。

        大哥跟我讲现在他家的三层楼,每一层两百多平方。我说,那也住不完呀,不是浪费吗?他说,这就是面子,房子的外面贴着瓷砖,里面粉刷得亮堂堂的,按了铝合金窗户,和城里的房子没什么两样。在农村,你说你有钱,但钱放在口袋了,它们又不能跑出来亮相,还是做成房子,把房子装修得排排场场的,才证明你真有钱,儿子寻媳妇也方便,都是挑着捡着找呢。

        听他如此这般地说着他远方的家,说起他三次的建房史,我不由得对他充满了敬佩。旁边的大哥符合着说,你真是个能人。我明白,在农村,夸人的最高赞誉就是,这是个大能人。在这里,在窄逼的火车车厢里,我遇见了“大能人”。

         我问他读了几年书,在我的潜意识里,大哥应该是初中文化。他无奈地搓着手,遗憾地说,自己没有上过一天学。那时候家里穷,饭都吃不上,哪有钱上学呢,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

        那时候,我的北方老家,因为人口多,比别的地方更穷一些。依稀记得,那时候,一年到头,都是吃红薯,没有红薯开不了锅。他说,吃红薯吃得“作心”,还落下了胃病。

        他说“作心”这句话,我听得懂,现在,营养专家把红薯的地位抬得很高,它的价值被重新关注。可那时候,一天三顿就是红薯,因红薯不容易消化,吃多了会胃疼。至今,我的老父亲都对红薯不待见,就是那时把好好的胃给吃“伤”了。

       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吃红薯胃疼的症状。他笑着说,现在,他孙子上学,也闹着吃烤红薯,现在的红薯烤得软软的,真好吃,卖得可不便宜,好几元钱一斤呢。

        因为常年的外出打工,他的眼神已经没有了农村人的羞涩和胆怯,有的是睿智和豁达。

        我问他现在会不会拖欠工资,他肯定地说,现在哪个包工头都不敢违法了,有当地的劳动执法监察大队,他拖欠工资,打个电话往上一告,他就会受处罚,他真不敢了。

        此时,列车外的夕阳,像一个红球,格外的美。此时,大哥的心里,也一定非常美。漂泊在外的农民工,他们辛辛苦苦一年,就是想能拿着满满的工资回家。

        他给我讲了三十年前在山西韩城打工的一件事。他说,那时候,农民工这个叫法可能还没有。他们在韩城,也是在建筑工地,一个木工割了麦子就来了,一直干到开春,都没有结到一分钱的工资。不巧他老母亲生病,还是得了癌症,他急着拿钱回家给老母亲治病,到包工头那里要工资,一次,两次,三次,包工头就是不给,狗急了会跳墙,人急了心狂。一天,吃了晚饭,这个木工又来到包工头的办公室,接着要钱,还是不给,木工就把裤腰带上的斧子劈在包工头的办公桌上,吓得这个小老板要命,马上结了五佰元钱,让他回家跟老母亲治病。

        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大哥还是描述得绘声绘色,我听得也格外舒坦。毕竟,那蘸着血汗的五佰元钱,终于到了打工者的口袋,他可以回家尽自己的一份孝心了。

        他说,现在,包工头不敢拖欠工资,那个木工也不敢这样做,都是犯法的事,触犯了法律,谁也不敢,也不会这样做。

        这些,都是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打工生涯教会他的吗?一定是!

        他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千里之外的家乡,讲着他一次次奔向的城市,话语里充满自豪,也充满希望。他说,打工来钱快,他老婆在家带孙子孙女,他隔不多长时间就汇钱回去,孙子孙女在家不受“屈”。我能听懂他说的每一句话,他说的家人“不受屈”,就是家人有钱花,也可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喝高级奶粉,住楼房,看大彩电,想买什么都能如愿。

        轮到我对“灰衣大哥”现场“采访”了,他姓丁,丁大哥远远没有前面的大哥健谈,问一句,答一句,还不时露出羞涩的表情。当问到他的学历时,他说读了高中二年级,后来家里穷辍学了,再后来就去参军了。

        他是工程兵,在美丽的厦门,四十多年前,一个中原来的小伙子,在这里洒下了心血和汗水。南国的椰风蕉雨,一定不认得这位满头白发的“兵哥哥”了。

        可以想象,那一定是一段无悔的青春,那一定是一段奔放的岁月,那一定是一段气势如虹的时光,那一定是一段值得珍藏得梦想。

        当兵的日子,一弯明月陪伴着他守护边防,当兵的日子,一棵小白杨伴随他成长,过去的岁月,永远地回不去了。

        从部队复员转业,他就在村里当着操心多拿钱少的“村干部”,一直没有出去打工,近些年,他把村里的担子交给了年轻人,就来到南方打工了。依照他的年龄,“打工爷”的“职称”非他莫属。

        如今,那段当兵的时光,渐行渐远。但是,他的眼神里,宁折不弯和英武霍霍的气质,还能在他的举手投足间找得到。

        他跟我说,退伍带回来的军装,一直整整齐齐放在家里的衣柜里,没事的时候,也会翻出来穿一穿。

        他跟我说,现在,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孙子能应征入伍。从孙子那里,好像延续了他的“将军梦”。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不走的,永远是千秋万代的英雄情。

        他跟我说,部队,真是培养人的大熔炉。从他的话语里听得出,那如风似火的好年华,就应该献给军营。

        依照他的年龄和参军的时间,我推算着,和他一起参军入伍的,一定有当大官的。我故意用“否定+肯定”的问话。说到此事,这么一提醒,他的话匣子又一次哗啦啦地打开了。原来羞涩而拘谨的神情,一点点不见了。

        一日着军装,终生念军旅。前年,他回部队“省亲”了,昔日的驻地,变化太大了。他的战友,当司令员的有两个,还有当总裁和董事长的。

        他还透露一个信息,他的小儿子大学毕业,恳求他,让他找找老战友,看能不能安排个好工作,被他一口拒绝了。“当官的有当官的难处,不要轻易给人家添麻烦,就是最好的战友,也要体谅人家的不容易。”

       现在,孩子们在外打工也不错,一家老小平平安安,就是福!他的简短总结,让我觉得,他眼神里盈满的自足和安心,真好!

        此时,夕阳的余晖从车窗一路射过来,射在我们的胳膊上,很是温暖。

        刚才,我还有点心疼眼前的“打工哥”了,不,是“打工爷”。他那双常年扎捆钢筋的手,上面裂开的大口,隐隐地还泛出血丝,真是不容易。

        可通过简短的交谈,我觉得,眼前的两个男人,拿得起,放得下,有担当,有责任,有爱心,知足常乐,那简单而美好的日子,是奉献给他们的礼物。

        我又问起了他们在工地上是如何吃住的。我家附近有四个建筑工地,每天晚上散步,我总能看到劳累了一天的建筑工人三五成群回去,他们大多是北方人,打扮大抵相同:解放鞋,安全帽,分不清颜色的衣裤,手提一个比开水瓶稍微小一点的塑料水杯。有时候,他们还会磕着葵花籽。一边走,一边磕,一边说,一边笑,那一颗一颗的葵花籽壳旁若无人地做着“自由落体运动”,好像要把那一身身的疲惫统统吐掉。

        要是在平时,我对乱丢垃圾,乱吐瓜籽壳的行为是非常反感的。可跟在他们身后,我的心,忽然包容起来。他们远离家乡,干最苦最累的活,为别人建更高更好的“家”,这本是就是奉献,本身就是不容易!

        曾读过这样的诗句:在这里/脚手架高过了云天/黝黑的肌肤被烈日切割/粗糙的大手/在城市上空舞蹈/你的手,塑造着城市的高度/大厦与吊塔一同成长/锃亮的泥工刀/不知能否砌出一块/可供自己温暖的地方......

       我一直想问问这些建筑工人怎么吃住,这次,机会来了,在这趟从特区开往内地的火车上,我来个详细的“现场采访”。

        一问才知道,他们大多是自己出钱租住在附近的民房里,租住房越便宜越好,三五人一伙,一人一间,平时下了班,看看电视,打打扑克,一天天就过去了。

        一问才知道,他们中午在工地上包吃,早晚自己做饭。关于做饭的事,大哥说,原来是液化灶,灌煤气不方面,现在,每个人都买了电磁炉,煮面条和炒菜都很方便。一个星期吃上两顿肉,平时累很了,不想折腾了,到超市买个包子馒头也好对付,庄户人家,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现在多好,想吃啥买啥,嘴巴一点也不受“屈”。

        丁大哥掏出手机看看时间,是一个黑色的智能手机,边沿处有点磨损。孔大哥羡慕地说:这老头比我强,会用智能手机,手机里面有好多信息,听说还可以看电影,用手划拉划拉,可以知道好多新鲜事,心里不闷。不像我,没有读到书,不认得字,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俺家儿子和媳妇说了好几次,打算给我配一个,没文化,看不懂,配了也白搭钱。我现在打工赚钱,就是想让我孙子孙女都好好上学,将来考上大学,给我这个“睁眼瞎”扳本。

       说着说着,他的神情被千里之外的家,温暖着。说着说着,绿皮火车的哐当声,更加柔和了。

        一个人的沙场,有多辽阔。

        一个人的旗帜,就有多高扬。

        他和他,都是在别人的城市里打拼,那千里之外的故乡,那锁不上的柴门,一直都是他们眷恋的地方。

        两个多小时,我们一直用久违的乡音交流,意犹未尽。我到了目的地,轻松地下车。他们还有将近十一个小时的车程,要熬上一整夜。庆幸的是,他俩,在火车上“邂逅”的老乡,有乡音作伴,回家的路,会变得更短些。

        “哐当哐当”的绿皮火车,在我的目送中,一路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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