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飘落的早晨
一九七零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春天起，像刀子一样的寒风就刮在我上学的路上，每当风大时，我就系紧棉帽，统着双手，背过身去，倒退着慢慢走。我的双手、双脚每年都生冻疮，母亲就给我涂上冻疮膏，在火炉上反复烘烤，痛的钻心。
北方有一句老话“春风吹破琉璃瓦”，这算是北方春天风大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铁证了。记得我读过一篇文章，里面说北方没有春天，一场一场的寒风从冬天一直刮到夏天，夏天是突然来到的。我疑惑了，难道我从小就没有感受过春天？
后来我知道，华北地区由于地貌的原因，季风猛烈，春天干燥多风，而且还有沙尘暴，所以刚乍暖又还寒，春未到花也迟开。据科学研究，黄土高原细细的黄土，就是亿万年的沙尘暴中的微粒沉降积累起来的，我居住的黄土高原就是没有春天的沙尘馈赠。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我，是没有任何理由来抱怨寒风中的春天、沙土漫天的春天，因为我就是受黄土地的恩惠生出的种子，即使没有春天，我也要发芽成长。
一九七零年的夏天终于到了。我们却要离开这个城市了，那年我十四岁。
那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那雨一下就是几天几夜，这几天全家人都在打包行李，所有的家具都用草绳缠啊缠啊，生怕碰坏了。窗外的雨水打在玻璃上叭嗒、叭嗒的声音一直不断，更增添了烦心的情绪。到火车站托运行李的当天雨居然停了，老天也为我们的离开提供了方便。机关来了一辆带挂斗的卡车，把家里所有的家具、被褥和日用杂物都拉到火车站托运走了，只留了随身带的在火车上需要的用品和食物。当晚全家人就借宿在邻居家，他们也快要离开省城了，到时候他们会借宿在哪里呢？
第二天中午太阳依旧高挂在天空，是个好天气。
下午两点全家人就到机关大院的门口要乘坐卡车去火车站，机关大院的门口已有许多人在那里等着，各机关的卡车也都在这里集合待命。一些人在低声的交流，一些人走来走去，场面乱中有序。有人在指挥着各机关的人员和车辆调度，在不长时间的等待中，终于轮到我们家上车了，全家人都爬上卡车，和许多人一起站在车厢里，直到车上已站满了人。卡车车厢两边的护栏不高，没有安装加高马槽，站在卡车边上一定要小心点，不然车一转弯真要把人摔下来。那年头不论干什么事都是用卡车拉人，坐卡车都成了习惯。现在的卡车都是装货的，不像当年是人货通装，一方面是那时生产力低下，拉人的轿车少。另一方面那时的人不值钱，就像货一样的被统一拉来拉去，人们都习惯了，有怨言也不敢说。那时树起的青年英雄是为救公社的一只羊，生产队的一根木头，而壮烈牺牲，实在感人。我那时也想自己遇到那样的事，也去当英雄。有人就是为了当英雄而放火再救火，那年头人性的异化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当所有的车都装满人的时候，天突然就又下起了小雨，就这样一辆辆卡车浩浩荡荡，沿着宽阔的十里长街，冒雨把许多人家都拉到火车站。到了车站雨更大了，就这样全家人在大雨中仓惶的上了一列专用火车。这雨下下停停，一直下了三天，火车冒着大雨一直把我们拉到了遥远的第二故乡。六年后，我才重新走回到这条宽阔的大街上，没走几步，腿都发软。
遥远的第二故乡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庄，在殷商时代这里是微子国都，距今已有3200多年的历史，当地有微子和有比干的地名和传说。微子和比干是殷商时代的侯相，这里的老乡们讲起微子和比干的传说故事，不但是神乎其神，而且还信誓旦旦。我们全家就要在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扎根农村，插队落户了。看着这荒凉的土地，走在长满杂草弯延曲折的沟壑中，体味着甚为贫穷的农村现状，我幼小的英雄情结就凉了一半，开始有了一点微小的思考。那个时代是不准自己有思想的，别人都替你思考了，你只需要爬上给“你”预备的“卡车”，就会把你拉到让你去的地方，就像现在的我。
大队给我家安排住在沟底的一间土窑洞里，土窑洞的新鲜感让我一直怀念，那是我求知的年代，只要是不一样，就让我每每激动，那时我是常常激动，新鲜的东西太多了，一天到晚像个傻子一样看这问那。每天清晨天不亮我和社员们一起上工，先要下到沟底，然后爬到对面的沟顶，再到沟对面五里外去上地。去的路上是人影在微亮的晨光中匆匆的晃动，回来时是夕阳下的惬意，人们说说笑笑，赶着牛、骡子，还有羊，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图景。
我们这里是二队，沟对面是一队。幸亏沟不深，不然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歌谣诞生地了。在一天在劳动中，我遇到了一队的一个小女孩，比我小两岁，她的名字叫彩霞。彩霞是我在这村里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了，大大的眼睛，和人说话的时候声音不高，温柔腼腆，听说她已许配给当地副县长的儿子，她的母亲是副县长老婆的妹妹，当地有结娃娃亲的习俗。
那年我十四岁，彩霞十二岁。我从县城中学放假回村劳动，参加秋收。那是一天的上午，一队和二队在一起劳动，这是我在农村劳动中唯一的一次两个队合在一起干活。上天就这样安排，因此我才能看到彩霞。
她和两个小女孩一起溜玉米。今天我的任务也是溜玉米。溜玉米就是把大人采完的玉米地，再看一遍，把遗漏的、没长成的小玉米摘下来，放在一堆。这是一个轻松的活，就是让小孩干的。我至今想不起来那时的人们都穿什么衣服，好像大家都差不多，身上都有真补丁，不像现在趴在街头胖胖的乞讨的男女，身上的衣服是道具，都是假补丁，补的位置就不对，我懂。但彩霞穿的衣服我永远记得，那是一件大红色的灯芯绒上衣，在晨光下，映衬着她姣好的小脸，暖暖的，亲亲的，让人爱怜。
我们的到来，对这个偏僻的村庄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这些插队干部的身份扑朔迷离，关于为何下放到这个村子里，说法不一。一般农民都认为是犯了错误，是来劳动改造的。为此，大队的干部一再给农民讲解，这些人是响应号召来农村插队落户，劳动锻炼的，不是犯了错误，你们不要歧视人家。但农民还是认为这些人就是犯了错误，不然为何从省城来到农村。所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感到有关注的目光在不时晃动，很难想像这些陌生目光下的人们内心活动。这种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消失，我一天天走向被遗忘的时光，慢慢就会像角落里的一袋垃圾，迟早再被装上卡车运走。
但是我作为一个城里来的孩子，在彩霞和这两个孩子的眼里还是充满了神秘。她们用一点也不掩饰的眼光打量着我，互相交换着眼色。我也一边干活，一边偷偷的打量着这三个女孩。可以看出彩霞是她们中大一点的小孩，比那两个面色健康。
我问她们：“你们是一队的？”她们说：“是。”我再问：“你们家在哪住呢？”一个瘦一些的小女孩一边指着彩霞一边说：“你看那个房子就是她家的，我俩家和她家的房子挨着呢。”我顺着这小女孩的手指的方向望去，在离村口不远有一排院落，其中第三个院子看着就比其它院子大，房子也整齐。
我问彩霞：“那就是你家的房子？”她点点头。另外一个瘦小的女孩骄傲地说：“彩霞是副县长家的儿媳妇呢。”我有点诧异，问道：“你这么小就结婚了？”那两个小女孩抢着说：“不是，是和副县长家的儿子定亲了，副县长的老婆是彩霞的大姨。”我仔细看着彩霞，这个小女孩确实好看，不胖不瘦，一看就是家境不错的小孩。这些孩子说起婚嫁之事一点也不难为情，就好像说这个玉米大，那个玉米小一样自然。
彩霞问我：“听说你是从省里来的。”
我说：“是。”
“怎么来的呢？”
“是坐火车。”
“什么是火车呢？”
“火车就是和房子一样，里面有座位，可以坐，也可以躺。许多像房子一样的车厢连在一起，有一个火车头拉着跑。”
“火车头是啥样子的？”
我就画给她们看，她惊奇的说：“你还会画画？画的真好啊。”我说我还会画人呢。旁边的小女孩说：“你画个彩霞吧，她可好看呢，她是副县长的儿媳妇呢。”她们反复强调这件事，一定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
我说：“你们这里的小孩这么早就定婚啊。”
她们说：“是了，我们这儿是家里有钱的早准备，家里没钱的现准备。彩霞她妈给她准备的嫁妆都在炕柜里放着呢。”
“是什么嫁妆呢？”
“都是新里新面新棉花的被子，褥子。有一次我们在她家，她妈给别人看，那被面是大红绸缎的，可好看呢，还是让人从省城捎回来的，我想摸一下，大人不让。”
这时我们把溜到的玉米从筐子里倒在一堆，然后把外观整齐的玉米放在一起，把歪斜缺粒残损的玉米放在一边，那是准备喂牲口的。我一边用随身带着小刀在地上挖着土玩，一边和这三个小女孩说话。彩霞说：“我家也有一个像刀一样的东西，比你拿的这个小，是铜的，和你这把刀一样，刀尖缺了一个角，是我在一个山洞口捡的。”
我说：“我这把刀是在旧货摊上花八分钱买的，买的时候刀尖上就缺了一个角。”
“你会画画，你是和谁学的呢？”彩霞问我。
我看着彩霞大大的眼睛轻声说：“我是自己学的。”
彩霞把手里的小玉米放下又拿起来，若有所思的说：“城里人的脑子好，啥也知道。”
我一边学着彩霞把不同的玉米分开堆，一边说：“我就不会干农活，你们多大就学会干了？”
“我也不知道是多大学会的干活，我们生下来就会干了吧。”彩霞笑着说道。
“生下来就会干？”我疑惑了。
旁边的瘦小的女孩说：“你画个彩霞吧，她可好看呢。”
我答道：“今天不行，明天吧。”
“为啥？”
“今天没带纸和笔，需要一种专门画素描的纸，还需要好几只铅笔。”
“为啥要好几只铅笔呢？”
“铅笔的深浅不一样，画深的用深的，画浅的用浅的。”
“铅笔还分深浅啊？”
“不是你们用的那种学生铅笔，是画画专门用的中华牌铅笔，比学生铅笔贵。”
“没见过，哪天你拿来我们看看。”
“行。我明天就拿来，让你们看看，这种铅笔在省里只有一个地方卖，是一个文具专卖店，里面有各种画画的纸和笔，还有调料盒、画板、画架子。”
“啥是画架子呢？”
“就是画画时放画板的架子。”
“你有吗？”
“我没有，画架子太贵，买不起。我就是把画板放在椅子上画，前面正好放铅笔和橡皮，橡皮也不是普通橡皮，是绘图橡皮，也是在那个文具店才能买到。”
我接着对彩霞说：“明天我不上工了，带上纸笔来给你画，你能不上工吗？”
“明天上午吧。明天上午吃完饭后，到后沟的那个山洞口那里画吧，我们都去，那里大人们不去。”
“后沟的那个山洞在哪呢？”
“明天你过来我们领你去。”
第二天，我和她们三个小女孩一起到了后沟那个山洞，那个山洞在后沟的半沟腰，顺着小路就到了，坐在洞口边的土坡上可以看到沟对面的枣树林。我问这些枣树是谁家的，她们说谁家的也不是，就是自己长出来的，秋天了谁想吃谁就去打些枣，那些枣一打下来就往沟底滚，捡不上几个，一般没人打。这些长在沟坡的野枣树，尽管在偏僻贫瘠的杂土中乱长，倒也享受的自然生长的优待，一般没人去打扰，在荒沟里也是一道舒心养目的风景，或者说这就是野枣树的天堂。
我问她们这个洞里有狼吗？
她们说没有。
“你们怎么知道没有？”
“以前大人们进去过，里面黑乎乎的，啥也没有。”
我试探着走进洞去，走了不远，就黑的啥也看不见了，心就咚咚咚的跳，我就不敢再往前走了，赶紧走出了山洞。彩霞说她那把小铜刀就是在洞里不远的地方捡的，说着就拿出来让我看看。我一看有两寸长，窄窄的，上面还有图案，就是刀尖断了一个小角。
我看完要还给彩霞，她说：“给了你吧。”
“给了我？给了我你不是没有了吗？”
“没用，我拿它没用，给你吧。”
“我给你个啥呀？”
“你给画个我吧。”
“好。”
那天上午，我在后沟的山洞口，在那几个小女孩的面前就画了一个彩霞。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认真的端详着一个女孩，忽然感到这个小女孩是上天派来的仙女，就像我读过的童话故事里的小仙子。即使我是十几岁的少年，许许多多的苦闷忧郁还是在心里不断滋长。此时的我忽然间好像长大了，一种伊典园的梦想在心里升腾着着——这个世界就我和彩霞多好啊，就像那些野枣树，无论风霜雨雪，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再看看彩霞的眼睛是多温暖啊，似乎一直在和我说话，说不完的话。一种异性特别的美好，在我心里泛起了纯美无暇的粼粼波动。
那天真的有一片绚丽的彩霞出现在彩霞的身后，一种圣景让人神迷心乱。当我把那张画给了彩霞后，我看出她眼中闪动着让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喜悦，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心里想的是什么，就像我心里想的一样。
后来父亲看到彩霞给我的那把小刀，问我从哪来的？我说是一个小孩给我的。父亲说这是一个刀币，是个古董，让我还回去，我就还给了彩霞。
后来开学了，我又回到县城去上学，县城离村里有十五里路，我就住在学校。那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是各村来的，大家都住校，只有几个军代表的孩子不住校，他（她）们的父亲在这个县城当革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等等，是这个县城的高干了。学校和县委就共用着一堵墙，他（她）们就住在学校旁边，因此就不用住校。这些军代表家的孩子们都穿着军装上学，军装在那时候可是最时髦的衣服了，而且这些人都说的普通话，身材高大，文明有礼，一旦受到别人的帮助，就会说声谢谢！但我听到一位农村的男同学说：“别看他（她）们有礼貌，说‘谢谢’其实是显示他（她）们高贵有教养，是一种变相的歧视我们。”此言一出，一些同学颇为认同。我至今不知道这句话到底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因为我越想越糊涂，这仿佛是人类各种冲突的最初动因，让人彷徨。听说他们以前在北京住，后来这些人的父母们都转业在当地，成了政府官员，我的这些军队子弟同学都没考上大学，都在县城里机关工作，他们之间互通结婚生子，过了他们认为的安逸生活。
不过也有两个县城里住的普通市民的孩子，他们就必须要住校，因为学校是半军事化管理，早晨要出操跑步，排队按班到学生食堂打饭，晚上还必须上晚自习到十点。这两个男孩和我住在一个通铺上，一个挨着我睡，一个和我隔了三个人。我记得父亲告诉我说：“出门要靠墙睡。”这可能是古训，大概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人们在外住驿站的经验总结，夜晚睡觉只需防备一面就可以了。所以我在学校一直是靠墙睡，并且还有一把缺了一个角的小刀护身，很有侠客遗风。那个挨我睡的同学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家住在城关，是那里建国以来的第一个高中生，他兴奋地说：“他们那里有一个老秀才说要在以前，他也是秀才了。”我们宿舍里有两排通铺，一排通铺睡十个人，从此，我身上的虱子就没断过，而且越来越多。星期天回家母亲就给我清理衣服上的小动物，因为太多，干脆就烧开水直接烫死。那时候我们的班长上课就从身上抓虱子，抓到就塞到桌缝里，塞满了就用钢笔尖一下一下的扎死，把旁边的女生恶心的要吐。这个班长学习并不好，就是因为家庭出身好，父亲是公社书记，才被老师任命的。
我很少和班长说话，他也不理我，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个坏蛋，平日里吊儿郎当，一副老大的嘴脸，一有事就撇着嘴眯着眼傻傻的冷笑，瞧着就瘆人。有一次班里登记什么事情，我说我不参加，他狞笑着在几个跟班的面前，在我的名字上狠狠的反复描了个重重的叉，一般公安局枪毙犯人或斗争地富反坏右才在名字上打叉。我假装没看见，扭头就走了，不能给自己惹事。因为我会画画，出黑板报就成了我从小学到参加工作的专项。每当我出黑板报时，就是一件让我快乐的事。我站在长条凳子上，一边画，一边写，后面黑压压的站了一群人在看，居然还有几个老师，真让我心情激动。出黑板报要设计版面，选择文章，甚至自己要写，还要选择与之相配的图案，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后来省报社向全国招聘编采记者，我一举考了第一名，这和我从小就出黑板报的锻炼是分不开的。
第二年国家开始招工了，所有的插队干部都想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去当工人。为此，我还在大队把户口改大了一岁，因为国家规定十六岁才可以参加工作。我参加过几个单位的招工面试，体检，都没有被录取。主要这是一件大事，是鲤鱼跳龙门的头等大事，各种关系都要用到，我们没关系，只能是听说来一个招工的就去报名。快到了年底了，终于有一个小工厂录取了我。
那天我一共接到村里供销社，邮局，公社三个地方的人来我家通知我，我被录取了。我们这个村里就这三部电话，县劳动局的负责人怕耽误了我的大事，就给这三个地方分别打了电话，让他们一定通知到我。顺便说一下，那时县里、村里的电话都是那种手摇的电话，就像是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的电话，我在这里刚见到这种电话时，那是相当震惊，就是现在的那个新词——有穿越的感觉。
离一九七二年的元旦就剩五天了，父亲回来说：明天有一台拖拉机要到离我们这里六十里的城里办事，和他们说好了，拉我和你去那里，然后送你到即将工作的工厂报到。
我急忙跑到沟对面，找了半天才找到彩霞，告诉她我明天早晨就要进城里工作了。
早晨天一亮，我和父亲就背着为我带着的行李，到大队部门口上了那台要进城的拖拉机，坐在颠簸的车斗里，我心事重重，想着昨天下午对彩霞说我明天要到城里上班了，以后再看到你不知道是哪天了。彩霞说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回家一趟。一会儿她跑了出来，到了我跟前说：把这把小刀送你作个留念吧，以后也许我会到城里去看你。那把小刀在傍晚彩霞的映照下泛着点点金光，这分明是一把错金刀。
拖拉机拐上了石桥，再往前就是彩霞家的那个路口了，我都能看到彩霞家的房子了，突然我看到在天地灰蒙的视野里有一团红光在闪动，聚睛细看，是一个小小的身影在路口的小树旁边站着，那不是彩霞吗？我的眼睛呆呆地看着，碍于父亲在旁边，我连手都不敢挥一下，就这样眼睁睁看着。
彩霞的身影越来越小，这时天空忽然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硕大的雪花很快就挡住了我的视线，落满了我满身满脸……
在这雪花飘落的早晨，我离开了这个小镇。
那个缺了一个角的错金刀，至今仍在书柜的一个小盒子里放着。在它的旁边有一枚贝币，那是后来我在省报社工作时，到山村采访，用那把缺了角的小刀在山崖边挖到的，一起挖到的还有绳纹陶器的残片。
……
我一直记得彩霞对我悄悄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就我和你两个人多好啊。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