焉耆锡格沁佛寺遗址
发源于海拔4千余米中天山皑皑雪峰的开都河，一路汇集了雪山融水、山泉、溪流，在美丽而静谧的巴音布鲁克天鹅湖稍作短暂的驻足歇息后，便以脱缰野马之势，在巍峨苍莽的天山间一路向东南穿行，落差1700余米，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磅博气势奔涌而出，一路高歌600余公里，注入了渔舟唱晚、烟波浩渺的博斯腾湖，使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最后又沿着孔雀河流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她以虚怀若谷的胸襟和清洌甘甜的乳汁养育了沿途众多的生灵，润泽了两岸的草原、绿洲、村庄，最后以“壮士一去不复还”悲壮情怀，消亡在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滋养着新疆最大的原生态的胡杨林，成就了“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的胡杨精神，使之成为了“死亡之海”中的千古绝唱。同时，她也以“润物细无声”的博爱孕育了广阔的开都河流域灿烂的农耕游牧文明，才使始建于晋唐时期的焉耆锡格沁佛寺，虽然穿越了千年的历史时空，但那厚重而悠远的钟声仿佛还在耳畔久久地回响。
从和静县大山口一泻而下浩浩荡荡奔涌而前的开都河，在古老的焉耆盆地霍拉山脚下，折向东南造就了一片辽阔的冲积扇区，土地肥沃，易耕易牧，易居易商。她不仅孕育了三千多年前青铜器时期灿若星辰的察吾乎文化，还孕育了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焉耆古国，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锡格沁佛寺。
锡格沁（官方称“七个星”），蒙古语意为“像扇子一样的地方”。1771年1月，英雄的渥巴锡汗率领土尔扈特部17万余众从俄罗斯伏尔加河畔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逶迤而行。他们赶着畜群，顶着漫天的风雪，风餐露宿。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冲破千难万险，战胜哥萨克的追兵与如影相随的病疫，以牺牲10余万之众的代价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迁徙。其忠诚爱国的精神受到清乾隆帝的隆重加勉与褒扬，并将归来的部众妥善安置在了水草丰美的伊犁大草原驻牧。1773年7、8月间，清政府“允渥巴锡请”，又将东归土尔扈特渥巴锡部4旗54苏木重新安置在裕勒都斯(巴音布鲁克)草原及开都河流域，其中焉耆七个星、四十里城子、包尔海等地域遂为其主要驻牧之地。
锡格沁，也称作锡格沁明屋，维吾尔语意为“千间房子”；意思是说，当时地面上的经堂寺院多得数以千计。如果说240多年前的蒙古族来到这里，以其地形的走势与形态来为其地命名的话，那么早先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族却以地上的建筑物来为其命名；同样的“锡格沁”，虽然两者在语义表达上大相径庭，但却在语音称呼上竟然一字不差，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奇遇，抑或是因佛而缘的一种暗示，多少给人留下了一个无限臆猜与想像的空间。
据记载：一千多年前，西去天竺取经求法的佛教宗师法显与玄藏前后相隔二百多年，分别踏上了西域的万里之旅。他们都曾途经这里，滞留数十日，养精蓄锐后，又手持禅杖，僧衣飘拂，迎风踏尘继续西行，在漫天风沙的戈壁大漠里留下了一心向佛的倔强而又孤独的身影。
玄藏在《大唐西域记》里曾这样描述焉耆古国：“东西六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据山道险易守。泉流交带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枣蒲萄梨柰诸果。气序和畅风俗质直。文字取则印度。微有缯绢服饰毡褐……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由此可以推猜，在公元649年左右，这里依山傍水而建的庙宇，气势恢宏，蔚为壮观。那时的僧侣已是熙熙攘攘、信众来往如云；香火缭绕不绝，朗朗的诵经声不绝于耳，晨钟暮鼓在空气中次第邅递……同时，这里也成了南来北往游客歇息补给、商贸中转流通的重要驿站。
锡格沁地处南疆铁路、314国道和218国道三者交汇处，而锡格沁佛寺遗址东距218国道仅5米左右。当我每次途经锡格沁镇去库尔勒市时，看着公路旁边不远处一座座颓废凋敝的土夯沙筑的古建筑遗址时，心中不禁会衍生出一种好奇与冲动，如开都河时缓时疾的涛声一样，梦萦情牵；一心想亲临它、谒拜它、进而记述它。2017年秋，当我拜读了和静本土作家赵立新老师的散文《锡格沁佛寺》后，心中再也按捺不住去朝拜古佛寺遗址的欲望；于是只身驱车前往，以了却心中盘桓已久的念想与牵挂。
从和静县城驱西行，经279省道10余公里与218国道交汇，再南折经南疆重镇巴润哈尔莫敦镇，一路前行20余公里，国道右侧一段新建的赫色墙壁上，“七个星佛寺遗址”七个金灿灿的大字就跃入眼帘。
站在地势较高的山岗上纵观锡格沁佛寺遗址全貌，只见沿着西南部的一道低矮的山梁与土坡上，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泥土建筑遗迹。它们有的像烽燧，有的像城堡，有的像民居，有的像土丘，有的像地穴，有的像窑窟；有的凸起独立，有的连缀成片，有的依山而掘，有的就地而建；有的由外形似乎还能揣猜出曾经的宏伟与辉煌，有的形迹已与周围的沙土浑然一体，成了略微高出地表的土包……
从锡格沁佛寺简介了解到：锡格沁佛寺遗址地处古丝绸之路北道，始建于晋代，繁盛于唐，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晋唐时期古焉耆国的佛教中心和最大的一处佛教圣地，也是佛教东传过程中重要的一处佛教遗存。寺院遗址以中部的泉沟为界又分南、北两大部分，由地面寺院建筑和洞窟建筑两部分组成。目前，寺院残存建筑93处，洞窟残存11窟，是新疆目前仅存的、同时保有佛塔、佛殿、石窟的珍贵遗址群，整个佛寺遗址占地面积约40300余平方米。
1961年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家文物局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列入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工程，2012年国家发改委将其佛寺遗址设施保护建设项目列入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规划抢救性文物保护项目，先后投资2400余万元，在古佛寺遗址内修建了看护房、保护展示厅及道路平整、核心区木栈道、防洪工程及附属设施；随之，首次对外游客开放。
从景区入口处而入，或徘徊在现代化的展厅，或行走在曲折迂回的木栈道上，或驻足于一座座颓废的沙土建筑物前，或注目于破败的洞窟残留的壁画，凭籍拓展了的视线，在遗址群的建筑里，依稀还能看到残留在建筑物上斑驳的佛事印记：诸如佛像基座、泥塑菩萨、天王、供养人的身形，洞窟顶上隐约可辨的色彩丰富的壁画，以及飞天乐伎、缠枝莲花纹的线条等。
走进这座阔大的遗址群，仿佛穿越到一个遥远神圣的佛国。听导游介绍：锡格沁佛寺洞窟的形制大致与克孜尔一期洞窟相似。壁画比较精美，佛像造型丰满和祥，具有犍陀罗和中原的风格。此外，在遗址中，还出土了吐火罗文书写的纸质文书——《弥勒会见记》等一批罕见文物。对于研究古代焉耆史乃至西域社会发展史、佛教史、戏剧史等具有着重要的价值。
边走边看边沉思，昔日辉煌而神圣的佛教圣地，如今竟变得如此的破败不堪，心中总有一种隐隐的痛。固然，岁月风雨浸蚀的因素不可低估，但导致佛教圣地破败颓废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政治与人为因素：唐玄宗天宝年间，因“安史之乱”使唐王朝无暇顾及曾经称臣纳贡的西域三十六国，而觊觎这片土地已久的已伊斯兰化的大食国与已在青藏高原崛起的吐藩国却相继争占了这片西域大地。从此，西域的佛教如日暮西山，每况愈下。慈眉善目，悲悯尘世的佛，变得无奈而又无助，嬴弱得像刚刚出生的弱不禁风的婴儿，它不再拥有三界雷霆万钧之威，不再法力无边，能护佑焚香诵经匍匐膜拜的芸芸众生，最后竟然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十三世纪初，驰骋欧亚归来的成吉思汗将广袤的西域封分给了次子察合台，建立了辖治天山南北的察合台汗国。十四世纪中叶，蒙古察合台汗国的一纸政令，唱响了千年佛国的挽歌——一夜之间，其治下衣食无忧的王公贵族及十六万蒙古人举国易服，信奉了伊斯兰教。那是佛的宿命，那是佛国的宿命，那是佛教僧侣信众的宿命。从那一天始，锡格沁佛寺的大限悄然而至 —— 佛像蒙尘，僧尼远遁，庙宇佛窟门可罗雀，人迹杳然……从此，在西域的大地上，仅仅留下了千里佛迹—— 残垣断壁，在漠风里，追忆着曾经的辉煌，忧伤地唱着虚无缥缈的挽歌。
曾经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焉耆古国的佛教圣地——锡格沁佛寺，湮没在了流年的岁月烟尘里，经受着岁月的轮回与风霜雪雨的浸蚀，最后变成了一座座残垣断壁或一堆堆野岗荒丘。特别是近代以来，外国探险队多次在遗址所在地进行非法掠夺式的盗掘，这对本来就频临灭顶的佛寺遗址更是雪上加霜。
看着一段古老的城墙，一座烽燧，一座戍堡，一处佛寺的废墟……常常使我发思古之幽情——怅然而悲怆。自己像一名虔诚的朝圣者、觐见者或前来的凭吊者，缓缓地走过苍凉的佛寺遗存——从南大寺的废墟到北大寺的废墟，从一间颓圮的僧房到另一间颓圮的僧房，从一孔斑驳的佛窟到另一孔斑驳的佛窟，从一座坍塌的佛塔到另一座坍塌的佛塔，从一处壁画的残迹到另一处壁画的残迹……
是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在寻觅当年晨钟暮鼓的寂静？还是想跨越万里风尘，寻觅玄藏沿着丝绸古道一路风餐露宿来到这里，开坛弘扬佛法时场景的隆重与肃穆？锡格沁佛寺的香火，早已在六百年前灰飞烟灭，像大漠深处早已断流的古老河床，荒芜得太久太久，再也捕捉不到曾经的蒲草雁影水声了。
夕阳西下，怅然地回望，锡格沁佛寺的残垣断壁与霍拉山的余脉一起，隐没在了淡蓝色的暮霭之中，虚幻而缥缈。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却涌起了无尽的哀伤。忽然想起巴音蒙古自治州著名诗人潘天庆老师的佳作[黄钟·贺圣朝]：
七个星，古佛城。曾盛名。壁画千幅藏秘经，僧房浮屠万木荣。但今日，尽分崩。蟪蛄鸣，荆刺生。
临断垣，倍伤心，将丧魂。西域千年宗教珍，瞬间烟销化土尘。谁之过？问苍旻。月黄昏，风卷云。
千年佛地，风霜流年，掩卷沉思，一声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