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幼的时候住在一条长长的路的尽头,也可以说这条路在我看来似乎很长。在我的身后,当我读小学时在路上步行回家,或者之后读高中的那段时光里,能看到真正活力四射的城市街道,以及黄昏之后万家灯火的城中步行道。这条路尽头是这座城标志性的建筑,是麦特兰河上的两座桥:一座是狭窄的铁桥,有的时候车辆从上面经过会遇到麻烦,一辆车必须靠到一边为对面开来的另一辆让路,另一座是木制的步行桥,而且经常有木板缺失,因而你可以透过空隙看到下面清亮而湍急的河水。我非常喜欢这种情形,可是总有人多事最终会前来把木板给补上。

  这条路更远的那一头是一条细长的山谷,其中数座摇摇欲坠的房屋每年都受洪水困扰,可是总有人——各色人等——不顾一切总会前来居住在这里。再远一点又是一座桥梁,桥下是流过磨坊的溪水,溪流很窄但水深足以没顶。接下来这条路就分叉了,其中一条岔路直通向南,越过山坡跨过另一条河,就变成了真正的大路,而另一条则循着旧市场附近转道向西而去。

  向西的这一条路正是我所说的这条路。

  同时还有一条路直通向北而去,这条路两侧有狭窄却是真正的步行道,路旁还有数座紧靠而居的房屋,仿佛这里是真正的城中一般。其中一座房屋的窗户上有一个标识,还打着“萨拉达茶”的广告,显然这里曾经是一座杂货铺。再过去一点是一座学校,我的生命中曾在这里上过两年学,然而我希望再也不要见到它。那两年之后,我的母亲让我父亲买下了城中的一座旧棚屋,这样他就可以纳市民税而我则可以到城中上学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她根本用不着这么做,因为就在那一年,也就在当月,就在我开始到城中的学校上学时,与德国宣战之初,好像是变戏法一样,那座旧学校,在那里那些欺凌幼童的大坏蛋们曾经抢走我的午餐,曾经威胁着要狠狠揍我一顿,在那里没有一个孩子可以学到真正的东西,整天处在喧嚣吵闹不休之中,这座学校就悄没声息倒闭了。不久之后这里就只剩下一座教室加一个老师,很可能他在放学之后都用不着锁门。很显然那些花言巧语胁迫着要跟我吊膀子的男生们,就像他们的兄长急着要参军一样都匆忙找工作去了。

  我并不知道到那时学校里的洗手间是否改进了些许,但是我所记得的是那里是天下最恐怖之所。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在家里就不到屋外去寻方便,然而简易的便所也总该有油地毡铺地面才是。而在那座学校,也许是出于鄙视或者不知何种原因,似乎没有人在乎污秽横流而不管不问。当然了,在城中我在许多方面也非常不易,由于这里其余的人从一年级开始就在一起,而且还有许多我此前没有学到的东西,然而看到我的新同学们坐在一尘不染的坐便器上,听着洗手间里传来富于城市气息的冲水马桶声音,还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之事。

  在我初到学校的那段时间里,的确还交了一个朋友。一个我叫她狄安娜的女孩,是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半途插班进来的。她也大约是我这个年龄,而她所居住的房屋旁有一条真正的步行道。有一天她问我是否我可以玩高地弗林格,当我回答说不会的时候她就主动要教我。由于心中有这个想法,放学之后我们就一起去了她那儿。她的母亲早已经去世了,因而她不得不前来跟她的祖父祖母住在一起。要想跳高地弗林格,她告诉我说,你必须有一双踢踏舞鞋,当然了,她有,而我则没有,可是我们的鞋子大抵是同一个号码,这样她教我跳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下交换。最终我们跳得口渴了,她的祖母给我们送来水喝,可是这里掘出的井中水不是甜水,就像学校里一样。这样我就对她解释我们家的管井汲出来的水是优质好水,这位老祖母就说,当然不是为了反驳我的意思,她希望他们也能有这样一口井。

  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也就是没过多久,我的母亲已经来到了屋外,她已经去过学校并打听到了我的行踪。她狠劲地按车喇叭以召唤我,甚至没有对这位老祖母友好的挥手致意做出反应。我的母亲并不是经常开车,当她这么做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对目前情况非常认真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被告知再也不准踏入这个家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难做到,因为狄安娜数天后就再也不来学校了——她已经被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我告诉我的母亲说狄安娜德妈妈已经死去,她说是的,她知道。我又告诉她关于高地弗林格的事,她回答说以后我可以找个时间很好地学,但却不是在那座房屋中。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发现——而且我也不记得我究竟什么时候知道的——狄安娜的母亲曾经是个妓女,她是死于某种病,似乎只有妓女才会染上的病。她本来希望自己会被安葬在家中,而且我们教堂里的牧师要来主持葬仪。可是在关于他所用的悼词上面发生了异议。有些人认为他应该省略某些部分,只是我的母亲相信他这么做是正确的。

  犯罪的报偿就是死亡。

  我的母亲在之后很久才告诉我这些,或者说在我觉得是很久时间之后,当时那个时期我正切齿痛恨她所说的每一样事情,特别是当她用有些发抖、甚至是震颤的声音,言之凿凿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经常会时不时碰到这位老祖母。她遇见我总是会面带一丝笑意。她说我能坚持去学校上学简直太了不起了,而且她对我提到了关于狄安娜的事,她也坚持上了很长时间的学,无论她身在何处——可是却没有我坚持这么长时间。按照她祖母的说法,之后她就在多伦多的一家餐馆找到了一项工作,在那里她身着闪闪发光带小光片的衣服。当时我已经足够大了,而且也非常明白事理了,因而可以推断很可能得情况是,在那个地方这身闪闪发光带小光片的衣服经常也要脱下。

  并非只有狄安娜的祖母一个人觉得我在学校里呆得时间足够长了。沿着这条路上,旁边数不清的房屋之中有一些离得很远,在城里就不是这种情况,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的四周就有很多产业存在。其中的一座,在一个小山坡上,属于维提大街,属于参加过一战只剩下一条胳膊的一位伤残老兵。他养了一群羊还有一位妻子,可在那么些年里我只见过她一次,当时她正在水泵旁打满了一桶饮水。这位维提的老兵喜欢跟我开玩笑,关于我在学校里呆了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可惜了我总是通不过考试,要想毕业看起来是跟我无缘了。我也跟他一起玩笑,假装情形真的如此。我不敢确定他是否真的相信。这就是你在路上所遇到的一些人,而且他们也以这种方式认识你。你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跟你打招呼,谈一点关于天气的情况,如果他们有辆车而你在步行,他们就会让你顺便搭个车送你一程。这里就像是真正的乡间,这里的人通常会知道互相之间家里所发生之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以同样的手段谋生。

  我没有花很长的时间就高中毕业了,像别的人上满五年级才最终毕业那样。但是只有很少几个学生能做到这个。那些日子里几乎没有人会期望着,在九年级进入高中的同学们,都会学到满腹的知识与语法,在十三年级的时候会顺利如数出来。人们都纷纷去打零工,不久也就成为了固定的工作。女孩们结婚生子,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离开。到了第十三年级,班里只有当初大约不到四分之一的人留到最后,有一种学者的气氛,一种富有成就之感,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心平气静的不切实际而学有专长的感觉笼罩在心头,无论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就未可知了。

  我感觉好像我在九年级时结识的那些人到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恍若隔世一般,更不要说在最初那座学校的那些同学们了。


  在我们家餐室的一角总有一样东西会让我吃惊非小一下,当我从那里拿出来吸尘器想要清洁地板之时。我知道那是什么——一只高尔夫球袋,里面装有高尔夫球和球杆。我仅只是不明白它在我们家中究竟有何用。我几乎一点都不了解这项游戏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心中却能形成玩它的那一类人的大体概念。他们是一些不穿工装裤的人,如我的父亲所穿的,尽管他在去城里上班之时通常要穿好一些的工作裤。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可以想象我的母亲,当她不得不穿上出席某种文艺活动的服装,脖子上围一条上好的披肩,头上烫着爆炸式发型的情景。然而即便如此也不会真正试图去击球入洞。这项活动的无聊之处显然不适合于她。

  她一定是在某个时间里另有想法。她一定是琢磨着她及我的父亲应该提升自己的品位,进而转化成别一样的一类人,一类享受着某种程度悠闲时光的人。高尔夫。聚餐大派对。或许她自己确信这之中并无多大鸿沟可越。她曾经努力让自己脱离加拿大盾形地上一个光秃秃的农场——一个比我父亲走出来的农场更荒凉之地——而且她成功成为了一名教师,她所说话的方式让她自己的亲友们在她身边感觉很不自在。她肯定是有了这样一个念头,那就是在这番努力之后自己已经到处受欢迎。

  而我的父亲则另有一些念头。这并不是说他认为城市居民或者别的一些什么人就比他好一些。但是他相信或许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而且他下定决心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加以表现。

  似乎看来,在高尔夫的事情上,是我的父亲取得了胜利。

  好像是他非常愿意过他的父母期望他过的生活,接手过来他们那个算得上体面的农场。当他以及我的母亲把他们原来的群体远远抛在身后,而买下了大路尽头靠近城市他们并不熟悉的这块土地之时,他们的念头几乎是非常显露无遗了,那就是通过养银狐以及后来的貂而变富。作为一个小男孩时,我的父亲发现自己下套索捉小动物要比在农场上帮忙以及去上高中快活得多——而且还要富裕得多,比起以前来——而这个想法就浮现在他心中,这样他就认为这是自己一生该干的事情。他把自己所有能收集起来的钱财投入其中,我的母亲也贡献出了她当教师的存余。他建设起来所有的圈舍,所有小动物们的居所,树立起来铁丝网墙,在里面放养他们所捕获的动物。这块土地,有十二亩之大,正好可以作为这个用途,有种秣草地以及足够大的草场,足以养育我们的母牛和数匹老马,这些牲口都是为豢养狐狸而备的。操场一直延伸到下面的小河,总共有十二棵老榆树遮天蔽日。

  每天都有惨不忍睹的杀戮,现在我想起来。那些老马必须要变为可吃的肉食,而那些产皮毛的动物每到秋季也要屠宰,只挑选剩下那些可能产仔的过冬。可是我当时已经对这一切熟视无睹,可以很轻松就为自己营造出来一幅场景,天真静谧到类似我在书中读到过的画面,比如像“安妮的绿色山墙”以及“一块银色的荒野”等。我有那些老榆树襄助,它们遮蔽在草场之上,还有那条银光闪闪的小河,以及春天草场上河岸两旁令人讶异的景色,草地上还有汩汩流淌出来的泉水,为那些注定要被屠宰掉的老马和老牛提供饮水,还有拿着大锡缸子到那儿接水喝的我。新的粪肥总是堆积当地,可我总能视而无睹,正如安妮在绿色山墙前所做的那样。

  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时必须要给我的父亲帮忙打下手,因为我的兄弟还不够大也帮不上忙。我从井中泵出新鲜水来,在一排一排的圈舍间走来走去,为小动物们清洁饮水盒子再添上新水。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这项工作的重要之处,以及这经常的孤独,都恰是我所喜欢的。不久以后,我就不得不呆在家中帮助我的母亲,我经常是满腹的抵触情绪以及牢骚连篇,这些都被叫做“犟嘴”。我伤了她的感情,她说,其结果就是她会走到牲口棚那里去告我的状,当然是对我的父亲。这时他就不得不放下手上的工作,拿起皮带来教训我一顿。(这在当时并非算作多么严重的惩罚。)被狠揍之后,我会躺在床上哭泣半天,计划着想要如何逃走。但是那一页总会翻过去,等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变得驯服得多了,甚至有一点活泼愉悦起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我对许多事情精彩的复述,关于我在城中所听到的以及在学校里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的房屋还算体面宽大。我们并不知道它确切建造的年代,可是它至少应该有一个世纪那么古老了,因为1858这一年第一位移民者驻足在了一个叫做波德敏的地方——现在早已经消失不见了——并为自己打造了一只木筏,然后顺河漂流而下并砍伐陆地上的树木,之后就形成了一整个村庄。那座最初的村庄拥有一个锯木厂、一个旅店和三座教堂,以及一个学校,也就是我最初上学的那个学校,它给我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印象。然后河上就建起了一架桥梁,人们开始向往着住到河的另一边去该是多么令人舒心之事,在对岸的高地之上,而最初的定居之地则渐渐变为人口稀疏的荒凉之地,在我提到它的此时已经变成一个半村不村的怪异之所了。

  我们的房屋当然不会是最早定居之地上其中一座房屋,因为它是用砖石建造起来的,而最早所有的那些房屋只能是木制的,但是它也很可能是在不久后就建成了。它背向着整座村庄;它面朝西方平缓下坡的原野,一眼望去是若隐若现的河流的转弯处,那里的地名就叫作“大拐弯”。在河的那一边是一丛暗绿色的长绿树林,或许是雪松但由于离得远分辨不是太清楚。再远一些的地方,在另一座山坡之上,又有另一座房屋,远远看去显得很小,却正对着我们的房屋,那里我们从未拜访过也不知道是何人之所,在我看来就像故事里小矮人居住的屋子一样。然而我们却知道住在那里的那个男人的名字,或者说他曾经住在过那里,因为到现在他很可能早已经死去了。罗里.格林,这是他的名字,而他在我现在所书写的这个故事里面并不占有很大的位置,尽管他的名字听上去像个古老的山精,因为确切来说我所写的并非是故事,仅只是记述生活而已。


  我的母亲怀我之前有两次早产,因而当我出生之时,那是1931年,一定有某些最终成就感。可是时运总是在出现一些偏乖。实际得情形是我的父亲涉入毛皮生意已经太晚了。他所期望的成功或许在早已过去的二十世纪中叶很可能得到一定的成就,当时毛皮好算是新的时尚而且人们手上都有钱。然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开始做。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生存下来,可以勉强度过战争,甚至在战争的后期一定有过些许的起色,因为就在那个夏季我的父亲要装修整座房屋,在它传统的红砖墙面上再加涂一层黄漆。红砖以及木板的结构上出了一些问题;它们并不像所期望的那样保温御寒。由而认为这层黄漆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在我的记忆之中情形并非是如此。同时来说,我们还拥有了一间浴室,那架并不怎么老旧的食品台变成了厨房里的橱柜,而那间大一些的带开放式楼梯的餐室则成为一间带封闭式楼梯的合格房间。这些变化在某些不期而获的方面让我感到很舒服,这是由于我的父亲在打我的时候通常都发生在那个老房间里,而我痛苦不堪羞辱交加几乎想要死去。现在这个部置上的变化让人觉得这样事情的发生几乎成为不可能。我正在上中学而且成绩在逐年变好,一些活动像给衣服上加饰边以及用直线笔写字也都弃而不顾了,社会研究的课程也转而为研究历史,而且你还可以学到拉丁文。

  然而,在那个季节里热心装修了一番之后,我们的生意又一次停滞不前了,这一次却再也没有起死回生了。我的父亲把全部的狐狸都扒了皮,接着又宰杀了全部的貂,可他从它们身上只得到了很可怜的一点钱,之后有一天日间他就毁掉了所有的棚舍,这可是他的事业从发蒙到毁灭的见证所在,然后他就什么也不顾离开到玻璃厂去做每日五小时的保安工作了。每天直到午夜时分他才能回到家来。

  每当我刚一从学校放学回家,就赶紧忙着去为我的父亲做午饭。我煎了两片羊倌肉饼卷,在上面加了很多番茄酱。我把很酽的黑茶装满他的暖瓶。我给他带上带果酱的糠麸小松饼,或者是一大块家制馅饼。有的时候在星期六我也会烤一个大馅饼,有的时候是我的母亲亲自做,尽管她的烤制技术让人不怎么乐观。

  有件事情又降临到我们身上,甚至要更加突然一些,甚至比失去进项还要更具毁灭性,尽管说我们当时还不怎么知道。那就是帕金森病的早期突发征象,就在我的母亲四十多岁的时候她染上了这个病。

  起初,情况还不是很坏。她的眼睛只是偶尔地游移着上翻,她的口唇四周能见到过多分泌的口水痕迹。她在清晨之际让人帮着还能穿上衣服,而且她还能在家中干些零星的家务活。她坚持保持体力竟然维持了好长时间。

  你会觉得这简直太难令人忍受了。生意没了,我母亲的健康没了。即便在小说里边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奇怪的是我并不记得当时自己有多么的不幸。整个家中根本就没有笼罩着特别绝望的情绪。或许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我的母亲再也不会好起来,而只会越来越坏。至于说我的父亲,他有浑身的力量,而且还会拥有很长的时间。他非常喜欢自己在玻璃厂一起工作的那些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像他一样的人,他们都遭遇过自己生命之中的滑铁卢,都有着某种不能承受的负担。他喜欢这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除此以外他前半夜还要守夜。这项工作的内容就是往模具里边倾倒熔化的铁水。这家玻璃厂制造老式的炉具,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这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但是这全看你自己注意了,如我的父亲所说。况且报酬也非常不错——在他来说已经出乎意料了。

  我相信他非常高兴离开,即便是去做这项艰辛而危险的工作。离开这个家,去跟别的人为伴,他们都有自己的痛苦磨难,却把一切事情看好。

  他刚一离开之后,我就开始做饭。我会制作一些自己认为异乎寻常的菜品,像意大利面条或者鸡蛋饼等等,只要这些东西买来便宜。而在盘碟收拾好之后——我的妹妹负责把它们擦干,而我的兄弟则被强迫着到已经黑暗下来的野地上去倒洗碗水(我自己可以这么做,但我喜欢下命令)——我坐下来把双脚伸在温暖的炉火旁,由于炉门已经缺损我就把脚伸进去,开始阅读我从城中图书馆借来的大部头小说:“自由的人民”,这是关于在冰岛生活的小说,比我们这里要艰苦多了,但是具有一种绝望的壮丽感,或者“往事记怀”,它所记述的都是一些我根本不懂得之事,可是尽管如此我却不能罢手,还有“魔力山颠”,它所讲述的是关于肺结核病的事情,内中包含着大量的争论,其中一方看来是主张亲切而进取的生活,而另一方则坚持黑暗之中令人绝望的兴奋。在这段珍贵的时光里我从不去做家庭作业,但是当考试临近我会毅然决然地几乎整夜不睡,在我的脑中灌满我以为应该熟记的各样知识。我具有超常的短期记忆,而这项能力正敷我之所用。

  除却一些偏乖之外,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之人。

  有些时候我的母亲会和我谈话,大多是关于她年轻的时光。我现在已经绝不反驳她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了。

  有的时候,她会给我讲一个故事,那一定是跟那栋屋子有关,现在它属于那位参加过战争的维提老兵——就是那位怪异我在学校里呆这么长时间还不毕业的男子。这个故事却并非是关于他的,而是关于在他之前很久居住在这栋屋子里的某个人,一位名字叫耐特菲尔德女士的疯老女人。耐特菲尔德让把杂货送来,我们都这么做,在电话预订了东西之后。一天,我的母亲说,杂货铺老板忘记了给她送来黄油,或者是她忘记订了也说不定,而当送货上门的小伙子打开货车的后门时,她就注意到这个错漏而感到异常伤心。而她早已做了准备,好像是这样。她手中执着一把短柄小斧,举起来像是要惩罚这位送货男孩——尽管说,当然了,这并非他的错失——他一见就急忙跑向驾驶座,车后门也没来得及关就驾车跑了。

  关于这个故事有些事情看起来匪夷所思,尽管当时我对这些情形并没有过多在意,而我的母亲看来也没加思考。到底为何这位老女人会那么的确定,已经知道黄油并不在送来的杂货之中?而又是为什么她前来之时会装备一把短斧,在她还没有发现事情出了错之前?难道是她经常随身带着这把斧头,以防经常遭受的冒犯不成?

  耐特菲尔德女士据说在年轻时是一位真正的女士。

  还有另外一个关于耐特菲尔德女士的故事,那还算有些情趣在里面,因为它的主角应该是我,故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中。

  那是秋季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被放在我的婴儿车之中推出去,到新铺好的一小片草地上去睡觉。我的父亲下午不在——或许是到他父亲的老农场上去帮忙了,他经常这么做——而我的母亲正在洗衣槽边洗衣服。因为一个初生的婴儿会有许多数不胜数需要认真手洗的针织品、布带子,以及别的一些需要轻柔过水等物。当她在洗衣槽那里搓洗绞干之时由于母亲眼前没有一扇窗户。想要朝外看一眼,她必须得穿过一个房间去到北面的一个窗户前,在这里可以看到整条车道,它从邮件箱那里一直通往房屋前面。

  究竟为何我的母亲决定要停下手上洗涤和绞干的活儿,为了去看一眼那条车道的呢?她并不是期待着有人会来作伴,也非我的父亲回家晚了。可能她已经嘱咐过他到杂货商店去买些东西回来,顺路去买一些她做饭所需之物,而此时她正在猜测着他是否会按时回家不要耽误她做饭。她在那些日子里是一位非常不错的厨师——实际上情形不仅如此,她的厨艺甚至要胜过她的婆母以及别的女人,超出了在我的父亲的家中对此必有的期望。当你考虑到花销方面的情况时,正如他们所说的。

  或者也并非是与大餐有何干系,而是与她正拿在手中的一件衣服的样式有关,或者是她想要为自己做一件新衣服的一块布料的关系。

  她事后从来没有说起过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母亲对对厨艺的渴望而引起的顾虑,并不是我父亲一家唯一的问题所在。同样的,一定还有关于她的穿着方面的争议。我想到了她是如何穿上她的午后装的,即便当她只是在洗衣槽边忙活的时候。她在吃过午饭之后通常都要小睡半个小时,起床之后都要穿上不同的新衣服。当我后来看着那些留下来照片之时,我觉得当时的风尚并不怎么适合于她,或者说对任何人都不怎么适合。那些服装简直毫无形体可言,精心剪短的头发也并不配我母亲那圆润、饱满的面庞。可是这些还不是我父亲一方女性亲属们反对她的主要目标,这些亲属们住得离我们非常近而经常对她评头论足。她的主要错处在于她看上去不像她自己。她似乎不像一个在农场上长大的人,或者说她似乎只是意图在那儿呆过而已。


  她没有看到我父亲的汽车正沿着小路开了过来。相反地,她看到了那位老女人,耐特菲尔德女士。耐特菲尔德女士一定是从她自己的屋子那边走过来的。就是那同一座房屋,在很久很久以后,我在那儿遇见那位拿我开玩笑的独臂男子,以及那仅有的一次我碰见他烫着爆炸头的妻子,在水井边泵水。就是在这座房屋前,在我还一点都不知道她的很久之前,这位疯女人手执斧头前去追赶那位送货的小伙子,由于错漏了她的黄油。

  我的母亲一定有很多次见到过耐特菲尔德女士,在看到她沿着我家的小路走过来以前。或许她们之间从没有交谈过。也很有可能,尽管说,她们也有过交流。我的母亲对此也很可能发表过意见,即便我的父亲告诉她这很没必要。这样做会引起麻烦,很可能他会这么说。我的母亲非常同情像耐特菲尔德女士这样的人,只要他们还能保持一点体面而不过分。

  可是现在她并不在考虑同情或体面的问题。此时此刻她正从厨房门跑出去,不顾一切从我的婴儿车里一把把我抱起来。她顾不上婴儿车以及我身上所盖之物,赶紧抱着我跑回屋中,试图在身后把厨房门锁上。前面的大门她根本就来不及考虑到——其实它总是锁住的。

  但是厨房的门却出了问题。如我所记得的那样,它从来就没有一把合适的锁。出于习惯的做法是,到了夜间,搬一把厨房的椅子顶在那扇门上就是了,把它倾斜着让椅背顶在门把手上,以这种方式只要有人敢于硬闯进来的话,就会闹出丁零咣当很大的动静来。一个极其随意而为的保证安全的办法,在我看来是这样,如果真的出现意外,我的父亲在家中还藏有一把左轮手枪,就放在桌子的抽屉里面。同时,作为这个家中很自然的情形,作为一名经常要射杀马匹的男人,家里还有一杆步枪以及两支猎枪。当然了,都没上子弹。

  我的母亲有没有想到使用任何武器呢,当她想方设法把门把手别住到位之后?她有没有过抄起一杆枪,给它压上子弹的时候,在她的这一生中?

  是不是她的脑中也闪过一个念头,这位老女人只是前来做邻居间的拜访?这个我就完全不这么认为了。一定是在步行的方式上有些不同,一位女性明显意坚辞决的态度,一步步接近到屋子前来,决不是一位顺路来访者,并不是一个一路友好地走过来之人。

  很可能我的母亲做了祈祷,但是她从没有提到过。

  她觉察到了我婴儿车上所盖的毯子被检查了一番,因为,就在她拉下厨房门上的窗帘之前那一刻,她看见其中的一条毯子被甩了出去扔到了地上。之后,她就不再想去把别的窗户上的窗帘拉下来了,而只是怀里紧紧抱着我躲在别人看不到她的房中一角。

  没有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同样,也听不到椅子被推动的声响。没有狠劲的敲打以及哐哐的捶打声。我的母亲躲在那架食品台的旁边,几乎绝望地希望着这阵寂静意味着,这位女人已经改变了念头转而回家去了。

  并非如此。她在围着屋子转圈儿,一直在走动了很长时间,停留在楼下的每一扇窗户前。当然了,防风窗户还没有安上,这是在夏季。她把脸面紧紧贴在每一块窗玻璃上。每一面窗帘此时都能拉多高就拉多高,因为这一天是个好天气。这个女人个子并不是很高,然而她不用抬脚就可以看到屋子内部。

  我的母亲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似乎看起来她并没有怀里抱着我到处跑动,时或隐藏到一件家具后面接着又躲到另一件后面,偷偷地朝外观望着,心烦意乱地恐惧着,不慎而接触到那对对视过来的目光,或许还有一丝狰狞挂在脸上。

  她就躲在食品台那儿一动不动。除此之外她还能怎么去做呢?

  当然了,还有地下室。那里的几扇窗户都很小,根本不容任何人钻进去。可是在地下室的门上没有里面的挂钩。而且情形会更加可怕,无论如何,如果在黑暗中被困住的话,如果这位女子最终破门而入进到屋中,顺着地下室的台阶走下去的话。

  楼上当然还有几个房间,但是要到楼上去我的母亲必须要穿过那间最大的主房间——那个主房间就是很久以后发生鞭笞的地方,只是在楼梯被改造被封闭以后那种怨毒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并不记得究竟是什么时候我的母亲第一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但似乎在我看来这就是最早的版本所停止之处——当耐特菲尔德女士把面部以及两只手紧贴在窗玻璃上,而我的母亲则藏在那儿一动不动之际。可是在以后的版本之中结尾之处就不仅仅是看一看了。而有了焦急难耐急着要抓住什么东西,一阵叮铃咣当和猛砸一气的声音传来的情节。没有提到有嚎叫之声。这位老女人很可能气息不足而做不到这个。也或者是她自己忘记了此次前来的目的,一旦她把力气用完之后的话。

  不管怎样,她放弃了;这就是她最终所做的。在她游历了一番所有的门户和窗户以后,她就走开了。我的母亲最终总算舒了一口气,沉默中举目四处看了看,断定耐特菲尔德女士已经离开到别处去了。

  然而,她依然没有把那张椅子从门把手处移开,直到我的父亲赶回家来。

  我在这里并不是暗示我的母亲经常说起这个。这个故事并不包含在她的全部剧目当中,我所知道的那些剧目简直精彩极了。她是如何奋力抗争得以进入高中的。她所任教的那所学校,在阿尔伯塔,在那里孩子们骑着马来上学。她在师范学校所结识的朋友,以及所玩的那些纯真的搞笑游戏。

  我总是能够理解她所说的意思,尽管经常的情况是,她的语音越来越含糊不清,别的人们已经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了。我就成为她的翻译,有的时候我感觉痛苦不堪,不得不传递她那些详尽而复杂的语句,还有她觉得是再开心不过的玩笑,而且我见到那些本来开开心心而来驻足交谈的人们,离开时简直糟心难过极了。

  这次耐特菲尔德女士的造访,正如她这么说的,并非是我曾被要求必须谈及之事。然而一定是我知道它很长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曾经在某个时刻问过她,是否知道这个女人后来变得怎样了。

  “他们把她给带走了,”她回答说。“哦,我觉得这就对了。她不该被留在那儿独自死去。”


  在我结婚以后就移居到温哥华去了,我依然能收到出版于我所长大那座城市的周报。我认为有人,或许是我的父亲或许是他第二任妻子,出资为我订阅了这份报纸。经常的情况是我很少看它,可是有一次,我偶然看了一眼,就看到耐特菲尔德这个名字。这并非是现在依然居住在这座城市里某人的名字,而显然是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位女性的婚前姓名,是她写了一封信给这家报纸。这位女性,也和我一样,也订有一份她故乡城市的报纸,而且她写了一首关于她在那里童年生活的诗歌。


  我记得那遍地野草的山坡,

  下面是一条河流蜿蜒清澈,

  一个宁静的地方充满欢乐,

  这份记忆如此的亲切——


  这首诗一共有好几段,当我阅读下来之时就明白了,她所说到的就是那同一条河流同一块平地,此前我还以为它只属于我一个人。

  “这些我封在信中自己所写的诗行,全部来自我对那片古老的山坡的回忆,”她在信中说。“如果它们会有资格占有你们久负盛名的这份报纸上的一小块版面,我会万分感谢你们。”


  阳光照射在河流水面上,

  波光粼粼而闪烁着金色,

  而就在小河的对面岸上,

  野花灿烂欢笑不止——


  那就是我们所在的河岸。另有一段诗的描写是关于一棵挺拔的槭树的,但是在这儿我相信她是记错了——它实际上是一棵榆树,而到如今它早就因为染上荷兰榆树病而早已枯死。

  信中其余的部分更加让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这位女性说他的父亲——他的名字就曾叫过耐特菲尔德——曾经在1883年从政府的手上买过一块土地,那里就是后来被称作“下城”的地方。这块土地一直延伸到麦特兰河边上。


  鸢尾花夹岸的溪流边,

  槭树的树荫遮蔽连天,

  而溪水横溢的田野上,

  白鹅成群,翩翩觅食。


  她并没有记述,正如我也会这么做,马蹄下水流泗溢之处被踩踏得一片泥水狼藉。当然了,她更没有记述那些堆积的粪肥。

  实际上,我曾经自己也写过一些诗,大体也是与此类似的性质,尽管现在它们已经丢失了,或许根本就没有留下文字。赞美大自然的诗歌,很难把它描摹到位。我很可能是在那段时光里写就的,就是我与母亲发生龃龉很难容忍她,而我的父亲则因我对母亲不好而揍我时。把你的油给你打出来,那时人们会很开心地说。

  这位女性说她出生于1876年。她的年轻时光,直到她结婚以前,都是在她父亲的家中度过的。那里是城市的尽头,而另一边就广阔无边的原野,那里能看见夕阳落山的景象。

  还有我们的家。


  很有可能我的母亲从不知道这些,从不知道我们的家曾经是耐特菲尔德一家人所居住之地,而那位老女人是不是在透过窗户观察曾属于她自己的家呢?

  这很有可能。到了我老年以后,我变得极其有兴趣翻阅那些记录,并且不厌其烦地忙于查阅档案,我发现有许多不同的家庭拥有过那栋房屋,就在耐特菲尔德一家把它售出以后以及最终我的父母搬进去之前之间那段时间里。你会疑惑于为何要把它出手,既然那个女人还有很多年头要活。难道说她已经成为遗孀,需要钱来维持生活吗?又有谁会知道呢?而又是谁前来把她带走的,如我母亲所说的那样?或许是她的女儿,就是住在俄勒冈州后来写诗的那同一位女性。或许是那位女儿,后来长大了远走高飞,就是她日夜思念而到婴儿车里去寻找的人。当我的母亲一把抱起我之后,正如她当时所说,命要紧。

  在我成年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这位女性住得并不是离我很远。我本来应该写封信给她,或者亲自前去拜访。要是我不是这么忙,不是要照顾我新成立的家庭,还有我自己总是不尽如人意的写作的话。但是那位我真正喜欢与她交谈的人当时是我的母亲,可她已经早就不能开口说话了。

  我并没有回家,当我的母亲最后病重在床,以及举行她的葬礼之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小孩,在温哥华托不到人照顾他们。我们几乎拿不出这一次的旅费,而且我的丈夫对礼仪方面的形式很是鄙视,可为何要为此而责难他呢?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说了一些不该忘却之事,或者说我们根本不该忘记自身。但是我们却经常这么做——我们总是会忘记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