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笔记之一百四十七
在西方学术思想史曾经出现过“重农主义”，“重农主义”是18世纪50至7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一种经济学派，其核心思想是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主张通过自然秩序实现经济自由。该学派由弗朗斯瓦·魁奈创立，并由杜尔哥等人进一步发展。重农主义反对重商主义，认为国家财富的根本在于土地生产，而非工商业或货币积累。而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汉代，晁错就明确提出过重视农业的思想。在《资治通鉴》卷十五有明确的记载，原文如下：
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从之，令民入粟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大富乐矣。”
上复从其言，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功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晁错的重农思想在今天看也有很大的价值。晁错对汉文帝说：“圣明的君主在位，百姓不挨冻受饿，并非君主能亲自耕种粮食给他们吃，亲自织布给他们穿，而是因为君主能为他们开辟获得资财的途径。所以唐尧在位时有九年的水灾，商汤在位时有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皮包骨头的人，是因为积蓄充足，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如今四海之内统一，土地和人口数量不比商汤、夏禹时少，再加上连续数年没有水灾旱灾等天灾，然而积蓄却比不上那时，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土地还有未开发的潜力，百姓还有多余的劳动力；能生长谷物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没有完全开发出来，四处游荡谋生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没有全部回归农业。
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不会等到有又轻又暖的好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对于食物，不会等到有美味可口的食物才吃；当饥寒交迫的时候，人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整年不做衣服就会寒冷。肚子饿了却没有食物吃，皮肤冷了却没有衣服穿，即使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住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致力于农桑生产，减轻赋税，广泛积蓄粮食，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这样才能拥有百姓。百姓，在于君主如何治理引导他们；百姓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不选择方向的。
那些珍珠、玉石、黄金、白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然而众人却看重它们，是因为君主使用它们的缘故。这些东西轻便微小容易收藏，拿在手中，就可以周游天下而没有饥寒之忧。这就使得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逃亡的人得到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布帛，生长在土地上，按一定的季节生长，靠人力收获积聚，不是一天就能长成的；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都拿不动，也不会被奸邪之人看重获利，可是一天得不到它们饥寒就会到来。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如今五口之家的农民家庭，其中服劳役的不少于两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土地的收成不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还要砍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承担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尘，夏天不能躲避暑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此外还有私人之间的人情往来，吊唁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小孩等费用都在其中。如此辛勤劳苦，还又遭受水旱灾害，紧急苛刻的政令和繁重的赋税，征收赋税也不按时节，早上颁布的命令晚上就改变。有粮食的人只好半价贱卖，没有粮食的人只好借取加倍利息的债务，于是就有了卖田地房屋、卖子孙来偿还债务的情况。而那些大商人，囤积货物赚取加倍的利息，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商品，谋取丰厚的利润，天天在都市中游逛，趁着官府急需货物，所卖物品的价格必定加倍。所以这些商人男的不耕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丽的衣服，吃的一定是精米鱼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有田间收成数十百倍的收入。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富有，与王侯交往勾结，势力超过了官吏，凭借财富相互倾轧；到千里之外游玩，一路上他们的车盖前后相望，乘坐坚固的车子，鞭策肥壮的马匹，脚穿丝鞋，身披精美的丝绸。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啊。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没有比让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了。想要让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关键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办法，在于让百姓用粮食来作为获得奖赏和免罪的手段。现在招募天下人向官府缴纳粮食，可以因此授予爵位，可以因此免除罪行。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有了流通的渠道。能够缴纳粮食来接受爵位的，都是有多余粮食的人。从有多余粮食的人那里取用粮食供给官府使用，那么贫苦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说的减少有余的，补充不足的，政令颁布而百姓获利。现在规定百姓有一匹可以驾车拉车的马，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车马，是国家的军事装备，所以才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氏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上百万的披甲士兵，但是没有粮食，就不能守住。’由此看来，粮食，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凭借，是政治的根本事务。现在让百姓缴纳粮食来授予爵位，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拥有一匹驾车马的功劳相比，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所独有的，君主一张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授予；粮食，是百姓种植的，生长在土地上不会缺乏。获得高爵位和免除罪行，是人们非常渴望的；让天下人向边疆缴纳粮食来获得爵位、免除罪行，不超过三年，边疆的粮食必定会很多。”
汉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下令百姓向边疆缴纳粮食，授予爵位按照缴纳粮食的多少和等级来区别。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有幸让天下人向边疆缴纳粮食来授予爵位，这是很大的恩惠。我私下担心边疆士兵的粮食不够用，而大量调用天下的粮食。如果边疆的粮食足够支撑五年的食用，就可以让百姓向郡县缴纳粮食了；如果郡县的粮食足够支撑一年以上的食用，就可以适时地实行赦免，不征收农民的田租。这样，恩德惠及万民，百姓就会更加努力地从事农业生产，就会非常富足安乐了。”
汉文帝又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途径，在于致力于根本。我亲自率领天下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然而田野没有更多地开垦，年景一旦不好，百姓就有饥饿的脸色；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还不够多，而官吏也没有更加努力。我的诏书多次下达，每年鼓励百姓种树但成效没有显现，这是官吏奉行我的诏令不勤勉，鼓励百姓不明确的缘故。况且我们的农民非常辛苦，而官吏却没有人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又怎么能使农业生产有成效呢！赏赐农民今年田租的一半。”
晁错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道理的。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和国家的稳定。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民以食为天，吃饭是重大民生课题。在现代社会，虽然经济结构多元化，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忽视，要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保障粮食安全。“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人的粮食。”晁错向汉文帝的建议中提到土地和人力等资源有未充分利用的情况，提示我们应充分发掘和合理配置各种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晁错还提出了分配不公的问题，商人不事生产却能积累财富，农民辛勤劳作却可能贫困甚至破产，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应采取措施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晁错主张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他认为，频繁变更的政策会给百姓带来困扰，影响生产和生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保持稳定、连贯，让百姓有明确的预期，以利于生产和社会发展。
晁错再次提出以民为本的主张。君主只有关注百姓的基本需求，让百姓生活有保障，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在当今社会，政府应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十分重视储备，储备粮食等物资可以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保障社会的稳定运行。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应重视战略物资的储备，增强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