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我父亲抗大四期毕业以后留校负责组建抗大医院。抗大医院的基本组成是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有理想、有抱负、参加抗战的知识青年，但是这些知识青年普遍没有经过医疗卫生的培训。由于前线战事紧张，抗大医院一面组建一面就开始接受伤员了。后来听父亲讲，那是他一生中最难的时刻。父亲夜以继日的编写教材，授课，更为严重的是已经有不少八路军的伤员已经陆续送到了抗大医院等待救治。迫不得已，父亲只能白天给伤病员做手术，晚上培训，半夜编写教材。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使他过度疲劳，由于体力不支，几次晕倒在在手术台上或讲台上。

一段时间以后，在延安的“反战同盟”送来了一批日本医务人员到抗大医院工作，这些人有的是被俘虏的、有的是被策反的。他们是在延安在有关部门政治学习以后，经过鉴别充实到八路军一些技术性服务部门工作。他们的到来父亲是十分高兴的，这些人员专业素质普遍比较高，会说一些简单的中国话，基本交流没有障碍，使医院的一些医疗技术部门得到了发展。不过带来的问题也很严重，日本医务人员在治疗过程中，八路军伤员并不信任他们，认为他们还是凶残、狡诈，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

日本工作人员在医院工作期间他们生活得到了尽可能的照顾，医院工作人员都吃粗粮（黑豆）他们则可以吃一半细粮，还发给他们一定数量的津贴费，但是他们仍然觉得抗大医院生活艰苦，不愿意在医院工作。特别是有一个叫黑田的日本人，总是滋事，黑田为人高傲，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医学院的高材生。这场战争使他被迫提前结束了学业应征入伍，然后派往了中国，他讨厌这场战争，断送了他的前程。他被分配在日军一个部队医疗部门工作，在工作期间他仍然桀骜不驯竟然殴打长官，他受到了极为严厉的处罚，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逃离了，然后又到了延安的反战同盟。他想借助反战同盟转道回国，反战同盟负责人告诉他，那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一旦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抓住将有生命危险，他只好先到抗大医院工作等待时机再想办法回国。

父亲是在一次偶然事件认识黑田的，一位八路军营长腿部负伤送到了抗大医院，鉴于伤口感染导致伤势日趋严重，此事由黑田医生负责医疗处理。没想到那位营长用拐杖打了黑田，营长的腿是日本小钢炮炸伤的，黑田提出要截肢，八路军伤病员不同意。日本鬼子没有炸断的腿，这个鬼子医生要锯腿，不由分说狠狠打了黑田。此事不仅引起八路军伤病员的不满也引起了日本医务人员的不满。父亲了解此事后一面做伤病员思想工作，一面安慰黑田同时也婉转的对黑田提出了批评，伤病员骨头没有断，不到迫不得已不能轻易的提出截肢。没想到黑田竟然暴跳如雷说：“这种情况在我们日本帝国医院还可以考虑，现在是战时，何况是在这个医院。我在帝国医学院是这么学习的，我处理帝国军人也是如此。”

父亲打断了他的话，告诉他，你现在不是帝国的军医，你现在是为八路军服务的医生。黑田一愣，自觉失言，态度一转，脸上又露出轻蔑的笑容，连忙说，院长教导的对，恕黑田无能。对于那位八路军伤病员的腿伤除了截肢，我无能为力，不过你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我还是想学习一下的。说完扭头就走了，临到办公室门口又回过头对父亲讲，我打赌，那位伤病员的腿是保不住的。我友善的提醒你，截肢晚了会殃及他的生命，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的。后来父亲回忆道，他也知道黑田的恐吓、威胁并不是危言耸听，抗大医院不少伤病员因伤口感染就付出了生命代价。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应该做极大的努力，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做截肢手术，黑田的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的嚣张气焰暴露了他对人类医学无知和浅薄。父亲决定放下手头工作亲自做这个手术，他叫来我母亲（她也是一名抗大医院医生）亲自做护理工作。

他教我母亲如何一对一的特护（一般情况下，当时根本抽不出人来搞这种特护，这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要伤员睡你就睡，他醒你就得醒，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父亲又找到了当地的老中医，用中药、土方防止术后的感染。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加上伤病员身体素质好，没有过多长时间那个八路军伤病员的腿竟奇迹般的好了并返回了部队。

此事对黑田震动极大，他改变了以前的态度。他第一次领悟道中医、土方的奇特，这些看似好像没有什么高深的医学理论的方法，其实也蕴藏着深刻医学内涵。此外我母亲护理工作也让他认识到，手术治疗、医药治疗都是一种医疗手段，只有在科学的医学护理下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后来黑田在抗大医院期间潜心学习中医、土方知识，发挥他良好的医术，救助了不少八路军伤病员，为此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好评。

（抗大医院手术室遗址，抗大医院的医生们在此为八路军伤病员做手术）

黑田为了表示对父亲的敬意，他送给父亲一个精美的日本野战手术器械盒和一个器械消毒盒。这两样东西父亲一直保存了很长时间。如今这个器械消毒盒已经捐赠给抗大陈列馆，手术器械盒在那个特殊年代让父亲被迫处理了，事后他十分后悔，因为他丢掉的不仅仅是黑田的赠品，而是一个战士的武器，也是那段苦难历程救助八路军战士、首长的见证。对于黑田的赠品，父亲非常高兴，对于一个好的外科医生来说，一要手艺高，二要家什妙，缺一不可。特别是手术器械盒更视为珍宝。

这个手术器械盒子我小时候见过，盒子是用很薄的不锈钢制成的，盒子的正面的图案是用许多针尖大小的点，敲击在不锈钢表面组成一支盛开的樱花，右上方有“外科囊”三个字。打开里面竟然有三层架子，分别固定着大小不同的手术刀、剪子、止血钳等等，各种器具固定在盒子不大的空间里错落有序。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偷偷用里面的刀子削了一回铅笔，刀子刚刚放在铅笔上，根本不用削，刀子自动向前走。那种东洋刀的诡异至今让我惊叹不已，后来被父亲发现了，把盒子收了起来，再也见不到了。

（这是我根据记忆中样子拼图出来的手术器械盒）

抗战胜利以后，延安派出了大批干部到东北建设革命根据地。父亲也带领抗大医院整建制的转移到东北。初到东北，开始并不顺利，国民党部队把他们从城市赶到了农村，又从农村赶到了山区。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最后不得已跨过了鸭绿江进入了朝鲜境内。暂时远离了战场的硝烟，吃上了朝鲜大白米饭，医院得到了修整。可是父亲一刻也没有得到休息，他接到东总后勤部指令，立刻赶往佳木斯接受新任务。原来四平争夺战失利以后，东北野战军决定暂时放弃了所有的东北城市，战略转移到哈尔滨以北。以往接收的日、伪制药、生物制品、医药研究机构的人员、设备一同转移到佳木斯，父亲此去就是将这些单位合并组建“卫生技术厂”。

日军在投降以前，在东北开始研制并秘密使用细菌武器，导致一些地区鼠疫、霍乱流行，此外东北野战军大兵团作战使解放军伤员大量增加，这急切需要生物制品、医药制品解决上述问题。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本来已经老旧的生产设备、实验设备经过拆、装，长途运输以后基本都不能运转了，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技术人员都是上述单位的日本技术人员、研究人员的辅助人员，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承担生产、研究工作的。恢复生产需要这些研究技术人员，但是这些日本技术人员、研究人员由于战争结束他们都分散在各个集中点准备遣送回国。父亲在到各个集中点寻找这些技术人员、研究人员时遇到了黑田，此时黑田在日本的父亲病重，急切盼望他回国照料，黑田在多方奔走下争取到第一批遣返名额。在得知父亲的困窘时，黑田毅然决然留下了，帮助父亲一道寻找日方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同时动员相关专业他的同学、同事留下来最大可能的帮助“卫生技术厂”恢复生产。

在黑田和上述日方技术人员、研究人员的帮助下，中方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很快掌握了关键技术，恢复了生产，为我国解放战争、人民身体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每当父亲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总是感慨的说，黑田和日方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对我们的帮助永远都不能忘记。

2020年，作家文摘曾经报导过这一事件，其中提到了父亲的名字，却没有提到黑田。后来长春解放后，在佳木斯的“东北卫生技术厂”立即迁回长春。后来改名为“中央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此后，长春生物制品所生产的产品有100多种，出口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其中有预防各种传染病的疫苗、血液制品、基因工程产品和诊断试剂。在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技术、单克隆抗体技术、大规模细胞培养技术、蛋白质分离纯化技术、生物制品的冷冻干燥技术、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检测方法、血浆综合利用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都是国内领先的。

山河相交是永恒，人人相聚则是瞬间。在“东北卫生技术厂”恢复生产、研究不长时间，父亲又调走了，又去组建新的单位，黑田和这些日本专家帮助恢复生产以后回到了日本。父亲和黑田再见面时已经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中日建交以后，黑田随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了中国。他多方打听，两个老人终于在北京饭店见了面，黑田感慨万分，是这场战争他来到了中国，是在抗大医院他学习了中医、中药、土方治病，他用学到的这些知识救助了八路军伤病员。在“东北卫生技术厂”最需要技术支持时，他毅然推迟回国和其他日本技术人员帮助中国技术人员克服医药技术难关。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故去了，两位老人在抗战的故事在我国抗日战争史这浩瀚银河中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流星。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血雨腥风的14年，现在已经是抗战胜利80周年了，如今，那时候的人们经历的许多往事可能已经被遗忘，不过，现在人们在对这段历史回首相望之时都会焕发出一个声音，这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牢记历史，永远再不发生战争。是呀，青山绿水风雨同在，阳光普照何分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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