匕首之刃，刀剑之锋 
苏联时期的战斗英雄奥斯特洛夫斯基撰写的自传体革命小说，告诉了我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刘江波撰写的《匕首之刃 李强传》，告诉了我们“钢铁是怎样淬火成锋的”。
李强原名曾培洪，出身于江苏常熟望族。因革命需要改名李强，意为意志坚强。在《李强传》中，赞誉李强为“革命的匕首”。
所谓匕首者，乃匕之刃，刀之锋，短小易藏，锋利无比。或隐于袖，或藏于襟。猝然弒敌，近不可防。在敌我博弈的生死较量中，匕首是我党的防身锄奸之术，大隐隐于市，出鞘挟寒光。无处寻觅，又无处不在。不动则已，动则一剑封喉，至敌于死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匕首在，革命同志感到安全；有匕首在，叛徒特务则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
在我党的情报群英中，李强就是一位别具一格的传奇英雄。他由学霸转为红色“杀手”，由红色“杀手”转为科学明星，由科学明星转为红色工匠，由红色工匠转为红色儒商，由地上转入地下，再由地下转为地上，变幻于隐形与显形之间，行走于刀尖与游丝之上。
他的每一次华丽转型，都“玩”得惊心动魄；他的每一次艰难选择，都循的是“党心至上”。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向。只要党有所需，他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只要党有所求，他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都说“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我们就看看李强这样的共产党员，是怎样听任党来搬的？
李强自幼聪颖好学，酷爱数学、擅长英语，读过私塾，学过新学，这些都为其而后的情报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3年夏，李强以优异成绩获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的中、英文两张毕业证书。本可凭英文证书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但李强执意要留在国内救国图强。
李强回忆五卅时期学生运动等革命历史手稿。
正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的血雨腥风中，李强加入了革命行列，先是共青团员，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员。他从事过军事工作、青年工作、工人运动，每行每业都干得有声有色。
1926年9月上旬到10月下旬，为了应对反动军阀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必须掌握自己的“打狗棍”。于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交给李强一个艰巨的任务，全力以赴研制炸药，以备“作战和破坏铁路、桥梁、建筑物”之用。
一个工科大学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对化学知识仅仅是“粗知一些”，要在北洋军阀严密控制下研制“危险品”谈何容易！但是，既然是党交代的任务，责无旁贷，李强毅然决然白手起家。
他到书店里购买了几本英文版的制造炸药的书，又在旧书摊上买了几本兵工方面的参考资料，在化工仪器公司购买了制造炸药的材料，按照教科书上的配方，终于研制成功属于我们自己的炸药。尔后，李强又利用各种渠道购买了手榴弹和枪支弹药，为1927年3月22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滩一片白色恐怖，共产党员血流成河。在此危难关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李强从老家常熟虎口脱险，毅然决然返回上海，寻找党组织，也由此开始了他人生最精彩的华章。
国民党的残酷屠杀，迫使共产党人开始了自卫行动。1927年5月，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在武汉成立了军委特科，下设保卫股（股长李剑如）、特务股（股长李强）、情报股（股长董醒吾）和匪运股（股长胡孑）。
邓颖超同志曾称李强为“第一特务”，即缘由于此，李强是中共中央第一个特别事务机构——军委特科的特务股股长。如匕首之刃，是自卫或弒敌最先见血的关键岗位。初到武汉的李强，最紧迫的任务是“锄奸”，即惩处共产党的叛徒和国民党奸细，人称“打狗”。
这是关系到共产党能否在武汉生存下去的头等大事。李强最恨叛徒，因为叛徒非常危险，碰到叛徒，我们不杀他们，他们就杀我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叛徒熟悉共产党的活动规律，熟悉共产党人的行踪轨迹。他们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灵魂，起到公开的敌人起不到的作用，许多被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曾在党内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他们的不幸牺牲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所以叛徒是钻入我们营垒中最凶恶的敌人。
因此，李强他们对叛徒的惩治必须毫不留情，绝不手软，要实行“红色恐怖”。李强做了最坏的打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己都必须也应该能够做到，坚定信念，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
李强作为这段血雨腥风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他的口述和笔述回忆当中，详尽地介绍了一些细节。
比如1927年5月在武汉成立军委特科的经过及组织架构，以及军委特科的一些业绩。李强作为军委特科特务股的骨干成员参与了许多锄奸行动。他之所以由一名书生演变为一名红色“杀手”，完全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的屠杀政策造成的。
面对敌人令人发指的暴行，李强的心无法平静，他震惊、愤怒、沉重的喘息和压抑着的悲愤使他义愤填膺，这个满怀古道热肠和嫉恶如仇的“书生”，逐步锻炼成为一名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斗士”。
1927年11月14日，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下辖四个科，即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李强任科长。
在此期间，李强还参与了营救我党领导人罗亦农和澎湃、杨殷等人的行动，虽然这两次营救行动没有成功，但惩罚了出卖我党领导人的叛徒。
“红队”队员击毙、击伤了出卖罗亦农烈士的何家兴、贺稚华夫妇。当党中央得知出卖澎湃等四位领导人的叛徒是军委秘书白鑫时，周恩来同志果断下达了锄奸令，在电光石火之间，“红队”队员邵扶民将白鑫击毙。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只要听到“特科”的名字，便闻风丧胆。
李强还详细介绍了“龙潭三杰”是由张沈川、李克农、钱壮飞的“街道支部”发展成为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的“特别党支部”，以及这个“特别党支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之际，对党做出的特殊贡献。
李强多次说过，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都完了。党的历史也会重新改写。“为此，我们都深深感激钱壮飞同志，没有他的忠诚、机警和及时报告，我们的遭遇将不堪设想。”
李强还客观、公正地评价了传奇人物鲍君甫（杨登瀛）的功过是非，还原了一位真实的鲍君甫。
李强在“中央特科”的另一大功绩，就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相关特科人员的参与下，制造了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台，创办了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第一次在香港实现了沪港跨域无线电通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们的遗体又继续战斗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地党的组织逐渐得到恢复，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开天辟地第一次，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但相对于国民党军队旅以上各级指挥机构均已配备短波无线电台的优势，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通信指挥手段却严重落后。
除个别部队配备电话外，大多仍以军号为主，只能适用于战术通讯，无法承担全局性战略战役指挥联络的使命。
而此时中共中央远在上海，同相距数千里的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联系主要靠交通员传送文件，既费时又不安全。这使中共中央意识到，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系统。
李强临危受命。周恩来同志指示李强由他来研制收发报机、组织人员培训和建立电台。
李强虽然上过大学，但当时他对无线电却一窍不通。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对无线电设备检查控制很严，一经查获均施以重刑。而且书店也根本没有与此相关的中文书籍。周恩来同志鼓励李强：没有中文的，可以看英文的，你的英文基础不错，完全可以自学。
李强果然不负众望，通过自学和从敌人管制较松的洋行里购买无线电零部件，研制、组装成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中央特科电台训练班旧址。1930年3月中共举办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李强任教员。第一期训练班采取分散居住，登门教学的秘密方式进行。
以后，他又与张沈川同志一起创办了我党第一个无线电培训班，他负责机务教学，张沈川负责报务教学，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机要报务骨干。
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周恩来同志指示李强到香港建立秘密电台。1930年1月，香港台与上海台正式加密通报，在我们党内首先成功地实现了无线电通信，这在我党通信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党中央通过无线电波实现了对全党的统一领导，及时指挥。
中共中央第一个秘密电台遗址延安西路420弄（原大西路福康里）9号
凡此种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强在我党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上，功不可没，是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之一。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上海，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李强必须迅速转移到苏联避难。
这改变了李强的命运，他被迫结束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1931年6月，李强离开上海到达苏联。11月，王明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到达莫斯科。他认为，李强曾与顾顺章有工作交集而不信任乃至排挤李强。李强忍辱负重，潜心科学研究。以六分之七的时间工作，也就是除了六天工作日，连星期天也搭上。
一年后，他完成了题为《发信菱形天线》的论文，在苏联无线电学界引起轰动，苏联政府以李强的名字命名其研究成果为“李强公式”。李强成为当时苏联最著名的七位无线电专家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因其重要的科研成果，在1955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被推选为技术科学部委员（1993年后改称“院士”），并兼任中科院第一任电子研究所所长。
李强作为红色科学家成绩斐然。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强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到达延安后，党组织决定让他和王诤担任军工局副局长，由他主持全面工作，后任军工局局长。
李强团结、依靠全体职工，特别是刘鼎、沈鸿等专家，白手起家，奋发图强，终于在1939年4月25日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七九式步枪（又名无名式马步枪），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9年至1943年，延安军工局生产各种枪支9758支，子弹220万发，手榴弹58万余枚，掷弹筒1500门，掷弹筒弹19.8万发，82迫击炮弹3.8万发，修理枪支逾万支，修炮四门，制造地雷上千万颗——
1944年5月，李强在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被授予“特等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毛泽东主席为他亲笔题词“坚持到底”。
李强作为红色军工专家和领导人成绩斐然
1944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李强兼任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前身）第四任院长。
早在1939年5月中共中央就决定创办自然科学研究院，同年底，改为自然科学院。李富春、徐特立、陈康白先后任院长。
李强接手后，强调“实事求是”“学以致用”的办学方针，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自然科学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一批边区急需的科研成果，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探索出一条有别于国统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的科技教育之路，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
这是李强拍摄的延安军工厂工人自力更生土法上马造枪造炮的情景
李强作为我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大学的领导人之一，作为红色教育家成绩斐然。
1940年春，周恩来同志在苏联疗伤返回延安时，带回一台苏制广播发射机。中共中央决定建立属于自己的广播电台。由中央军委三局承担建台任务，由军工局负责设备安装及维修任务。
于是，李强又投入到我党广播事业的筹建过程中。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菱形天线原理和长期积累的实践功底，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一只大三脚猫”本领，即什么都通晓一点的特长，攻关克难，解决了许多技术难点，为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特别是开国大典的盛况传遍全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10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李强任局长兼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和电信总局局长。
李强作为我党广播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成绩斐然。
李强最大的跨界和转型来自于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一天，毛主席在中国驻苏联使馆遇到李强，就问他是否可以改行搞贸易。
没想到这么一问，改变了李强的人生轨迹。1952年8月，李强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3年2月，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从此开始了长达29年的外贸生涯。
期间，李强参与了苏联援华项目156项的谈判和落实，这个“156项”为主的苏联援华建设项目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不仅填补了中国工业空白，使经济在短短三年内就恢复和超过了战前水平，还对规划布局和建设门类齐全、完整高效的工业和国防工业全产业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将1957年10月双方协定的由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的规定推迟两年。中国人民永远记住了这个屈辱的日子。
为了争口气，中国科学家把研制原子弹的工程称之为“596工程”。
1961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会见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和副部长李强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赫鲁晓夫左侧为李强
就在苏共中央“6.20”函件发出仅十几天，周恩来总理就在庐山向有关部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陈毅元帅接着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李强为了支持“596工程”，竭尽了全力。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李强带领有关人员开始清理苏联撕毁合同带来的损失，经过调研摸查，欠债大约23亿卢布。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争取明年还清这个债。”李强参与了这项任务，他感慨地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值得的，它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服的精神。”
中苏关系破裂逼迫中国外贸出现转折性变化，中共中央提出由东向西转移方针，力求突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
在李强主持下，中国先后与40多个西方国家签署了贸易协定，他还亲率中国贸易代表团出访了20多个国家，接待了前来中国访问和洽谈业务的外国几十个工商界代表团。
1973年，经周总理建议，担任副部长长达21年的李强被任命为外贸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动乱高潮期间，“四人帮”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给外贸部扣上了“洋奴”“买办”“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等一大堆帽子。
李强带领外贸战线干部职工与“四人帮”展开了坚决斗争。并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稳步对外开放。
中美贸易额从1954年的零起步，到建交之年的1979年达到24亿美元。到1981年，中美贸易额已近59亿美元，为本世纪两国每年五六千亿美元的巨大贸易规模打下了基础。
李强参与了中美贸易的破冰之旅，参与了苏联援华项目的“156项”，无疑是他外贸生涯的巅峰。
1970年12月，李强在胡志明小道途中
李强作为我国外贸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成绩斐然。
李强同志去世后，中共中央对他曾有一段特别的评价：李强同志“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是我党的一位难得的复合人才”。
李强丰富多彩的人生戴有许多耀眼的光环，但所有的光环都聚焦于四个大字——“共产党员”。
他的一生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不辱使命。他的一生承负多种使命，这些使命对于党来说，都是急难险重的燃眉之急；这些使命对于李强来说，则往往是完全陌生的领域。
但是，只要党需要，李强就义无反顾，毫无怨言，埋头苦干，不胜不休。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正如毛泽东主席赞扬他的“坚持到底”。
他就是有这么一股韧劲、狠劲、钻劲，像是党的一把匕首，党指向哪里，他的血刃就投向哪里。冲锋陷阵，无所畏惧、剑锋指处，所向披靡，刀刀见红，无往不胜。
陈云同志曾经评价：“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
确实如此，中央特科涌现了一大批无名英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赓、李强、陈养山、张沈川、陈寿昌、谭忠余等等，在“特科”的英雄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对党忠诚，不拍牺牲，隐身弒敌，攻关克难，为党无我，有我无敌。
这就是特科这个党的战斗堡垒铸就的匕首精神。我们现在多么需要这种匕首精神啊！
——是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