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继成在黑河的剿匪岁月 
黑河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座落在黑龙江畔的中上游，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因父亲、母亲在解放战争期间曾经在那里战斗生活了4年，我从记事起就经常看到家里有一些黑河来的叔叔、阿姨来看望父母亲，还有一些党史工作者、记者来家里采访，我也常和他们一起聆听父亲、母亲讲述他们在黑河的战斗经历，故对黑河一直心生向往。在2010年、2021年我们两次前往黑河，重走父母亲走过的路，感受黑河的一草一木，亲耳聆听了父亲、母亲曾经的战友、警卫员叔叔等讲述的父亲、母亲的战斗经历。
父亲生前曾经口述让母亲执笔，写过一篇他们在黑河的剿匪经历，原稿现在家里一直保存。家里还有一些黑河的党史书籍，以及记者的采访文章。根据这些内容，下面我以父亲为第一人称，向大家讲述父母亲在黑河剿匪的往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四部学习。同志们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非常激动，大家奔走相告，都沉浸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经过八年艰难卓绝的抗日战争，我们终于胜利了！
8月下旬，党中央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决定从延安和各地解放区抽调干部到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号召各校学员积极报名参加赴东北干部团，在东北工作过的和东北籍的学员都要参加干部团。
我听到消息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要求去东北工作。延安的同学说“老张你是南方人，东北的天气是非常冷的，冬天要到零下30—40多度，你吃的消吗？”我对他们说：“雪山草地都走过来了，再冷再苦怕啥，我是一名战士，党哪里需要我就到哪里去。”抗战胜利了，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妻子梁静当时在延安中学学习，也一并报名参加第一批延安干部团。
1945年11月15日凌晨，历经75天的长途跋涉，延安干部团195人到达黑龙江省委所在地北安。为了尽快开展工作，到达北安的干部团成员立即分派到各个岗位上。
一、成立黑河地区人民自治军司令部
根据黑龙江省工委“先南后北”“占领黑瑷战略支点”的决定，黑河地区的任务是“按下钉子、站住脚”，开辟黑龙江的“战略支点”。同时要建立革命政权、建立人民武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可以说，黑河当时是最寒冷、最艰苦、条件最差，土匪活动最猖獗，最需要干部的地方。
1945年11月上旬，黑龙江省委决定王肃率领何学东（王肃警卫员）、李银全、王文彬、于得水、刘挺进（马夫）等晋察冀革命干部、战士，先行进入黑河地区开辟工作。11月15日我们刚到北安，省工委又派我、岳林、薛志侠、邓秀江、杨国斌、李英、赵廉等，在当天夜晚冒着风雪严寒，赶赴边陲黑河地区。
刚到黑河时，我们没有枪支弹药，没有部队，没有御寒的衣服，连吃饭都成问题。黑河虽然没有国民党的部队，但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勾结土匪四处破坏，非常猖獗。当时，黑河地区经济十分困难，社会秩序混乱，土匪猖狂，形势严峻，我们的处境异常艰难，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生命。
来到黑河的第二天，我们去到工棚，分头找放排工人、砂金工人谈话，了解当地情况，宣传党的政策。晚上，王肃、岳林、薛志侠和我等同志一起分析情况，研究如何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王肃同志说：“黑河的情况复杂，人们受日本侵略者的影响比较深，为了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就得创建人民的军队，没有自己的部队，我们就生存不下来，有了自己的军队，我们才能站稳脚跟。”大家完全同意王肃同志的看法。
1945年11月19日，我们成立了“黑河地区人民自治军司令部”，王肃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岳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司令部设在黑河镇大兴街一幢楼房内。同志们在王肃司令员的带领下，深入基层，到工棚、到农村、到炕头，向工人、农民、学生宣传党的政策，了解他们的疾苦。12月上旬，王肃同志回黑龙江省委汇报工作，要求再增派干部，省工委第三批派马景明、李冷斋、肖敬若、梁静等同志与王肃一起赶赴黑河。
我们最早到达黑河的十七名同志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和宣传员。我们十几个人分成两组，一组把主要力量放在深入调查研究，发动群众，以求在黑河站稳脚跟，另一组主要的任务就是扩军。王肃同志对我说：“老张咱们现在成立了司令部，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兵扩军，还要带兵打仗，搞军训，担子不轻啊！”我回答说：“司令员放心吧，党把咱们派到这里就是要建立巩固的红色政权，没有枪杆子怎么行？”紧接着我们研究制定了招兵标准和解决武器的方案。
在此期间，张泉山主动找到我们，坚决要求加入人民自治军，并帮助我们扩招兵员。我们了解到张泉山曾经是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的警卫员，杨靖宇将军牺牲后，张泉山以劳工的身份隐蔽下来，他时刻盼望着自己的队伍打过来。张泉山还介绍我们到那些劳苦的工人兄弟当中，我们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有二、三十名放木排的工人加入到自治军队伍中来。我们在大街上贴出宣传标语，挂起“黑河地区人民自治军司令部”的牌子，过往行人相互传送。招兵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警卫连正式成立，共60多人，由张泉山同志任连长。这是司令部成立以来的第一支连队，也是黑河地区第一支人民武装，从此奠定了黑河人民自治军的基础。
同时，我们对各自占山为王的土匪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在瑷珲县扩军时，通过了解得知“压东边”匪帮中有一个叫“九江”的年青土匪头领也是苦出身，他的真实姓名叫傅振林。我找到他，向他宣传党的政策和革命道理，希望他能够弃暗投明脱离匪帮，参加人民自治军。傅振林感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平易近人，说话和蔼，道理讲的通俗易懂。通过几次交谈，傅振林打消了疑虑，同意加入自治军。
1945年12月初，傅振林带着二、三十个兄弟加入了人民自治军，被正式改编为人民自治军骑兵连，傅振林任骑兵连副连长，从此“九江”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傅振林率部下加入人民自治军之举在黑河影响很大，同时我们宣传党的政策和老八路工作作风的影响，很多青年工人、学生纷纷踊跃报名参军。
1945年12月，我带领着骑兵连和武庙屯公安战士，在四嘉子、瑷珲、西岗子一带扩军，不到20天就招到了200多人。黑河地区人民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40多天里，部队又发展到400余人。1946年1月14日，黑河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黑河军分区。同年2月，黑河军分区司令部由上二公迁至黑河城郊东门外伪满交通部大楼。从1946年3月到6月，黑河地方人民武装发展迅速，从400余人发展到900多人，自治军的队伍迅速壮大。司令部设两个营，有步兵连、骑兵连、机炮连、警卫连等9个连，黑河公安大队设3个中队。
当时上级没有提供枪支、弹药和供给，国民党反动派也在不停地骚扰。为了解决武器和弹药不足的问题，王肃和我曾多次到苏联红军驻守在黑河的司令部，向他们请求武器支援。王肃同志是大学生，会讲一些俄语，就用俄语和他们交谈。王肃同志说：我们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你们不也是共产党吗？你们是苏联红军，王肃同志指着我对苏联军人说，他是我们中国的红军同志，我们现在有困难，请求你们的支援和帮助。经过王肃同志的解释，苏联同志终于给了自治军一些枪支弹药，解决了燃眉之急。
我们还了解到，日本投降以后撤退很急，走前把军火库给炸掉了，但也有少数枪支弹药散落在民间，于是司令部发动广大指战员搜集日军丢弃的武器弹药。我带领战士们分别在西岗子、山神府一带的山洞里找到了一部分轻机枪和步枪。听说野地里还有被火烧黑的枪支，我马上带着战士们到野外去找。冬天，黑河的天气非常寒冷，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强劲的西北风吹在身上，冻得大家瑟瑟发抖，有的战士手和鼻子耳朵都冻坏了，连小便都冻成冰柱。就这样，我们又得到了十几支烧黑的枪支。回到司令部，大家顾不得劳累，马上开始擦拭修理枪支，没有枪带就用麻绳、布条替代。此时，加上苏军司令部给我们缴获日本的战利品九九式步枪，司令部有了100多支枪。
我对部队的战士们要求比较严格，在训练中以实战为标准，毫不含糊，只有平时严格训练、战时才能少流血。当时战士们有个顺口溜“不怕司令说，不怕政委喊，就怕参谋长瞪眼。”我经常对战士们说：我们部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剿匪除霸，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不再受欺压，让人民大众能够当家做主人，如果我们的部队没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就不能打胜仗。在战场上杀敌，不但要勇敢不怕牺牲，还要机智灵活，要学会利用地形地貌，躲避敌人的子弹，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多地歼灭敌人，平时多训练，不怕吃苦，打仗时才能少流血少牺牲。
我在黑河军分区工作期间，经常率领部队在一线剿匪或扩军，以及作鄂伦春民族武装转化工作，很少有时间呆在司令部机关。
二、上二公保卫战
1945年12月，正当黑河人民武装力量发展之际，苏联红军驻黑河司令部通知我们：蒋介石要派接收大员来黑河，苏军要向国民党交权，限期让我军司令部撤出黑河城。而当时城外匪患危机四伏，我们的武装力量还很薄弱，出城后随时有被土匪吃掉的危险。我司令部为顾全大局，于1945年12月底迁至距离城里10华里的上二公屯。
（笔者注）2021年我们第二次来到黑河时，是参加王肃司令员逝世75周年纪念活动，正值上二公黑河军分区司令部旧址重新修复对外开放。当时和我们一同前来黑河的有：王肃司令员的侄孙，父亲中央党校四部同学、老红军薛志侠叔叔的家人，由薛志侠叔叔曾经的警卫员李纯珊陪同我们。李纯珊叔叔指着司令部楼上的二层阁楼对我说，这就是你父母亲曾经居住的地方，他们曾经在这里还打了一场大仗，使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父母亲曾经战斗的情景。
司令部迁至上二公，距离黑河军分区成立仅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黑河周边的土匪活动猖獗，城外土匪不断向我司令部发起攻势，王肃司令员考虑到驻守在四嘉子的二大队刚刚成立，除傅振林的骑兵连外，其余多是从四嘉子、瑷珲、西岗子一带入伍的新兵，大多数战士没有武器装备，又无战斗经验，便派我到四嘉子村帮助教导员杨国斌同志对部队进行整编、训练。
我立即带着警卫员王贵赶到了四嘉子，向杨国斌同志传达了司令部的命令。为了尽快掌握二大队情况，到四嘉子后，我就和杨国斌同志一起查看地形，了解情况。巡查中发现二大队还没有构筑工事，不能应对紧急战事需要，我提出必须首先安排战士们构筑防御工事。当天晚上我和杨国斌一起研究整编训练计划，并制定了练兵措施。同时，为了防止土匪的突然袭击，我特意叮嘱杨国斌，晚上睡觉时让二大队营部的同志们分开睡，不要集中在一间屋里，以防突发事件。
当天晚上我几乎没睡，多次带着警卫员王贵去检查岗哨。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巡哨时发现离二大队驻地不远的地方有人影晃动，我立刻派王贵回营部，通知杨国斌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原来匪特头子张铭九、李云鹤等纠集了300多名土匪，突然包围了四嘉子村，形势非常危急。我通知杨国斌和傅振林，分别带领会打枪的战士占领有利地形，做好狙击土匪的准备，当时能够参加战斗的主要就是傅振林的骑兵连。不久土匪开始向我们喊话：共军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紧接着就是一梭子子弹，向我们发起猛烈进攻。
这时，我看了一下四周情况，土匪继续向我们逼近，敌强我弱形式非常严峻，我让警卫员快速通知杨国斌和傅振林不要恋战，抓紧时机天亮前快速分散突围。这时杨国斌和几个战士退守在一所房子里阻击土匪，这样非常危险，我迅速跑到屋门口对杨国斌说：快出来，赶快突围。我听到杨国斌同志回答后，就带着警卫员王贵继续狙击土匪，并寻找机会迅速突围。
我告诉王贵向上二公方向突围，王贵说：“首长我来狙击土匪，你先撤，我要保护你”，我说不行，咱们拉开距离并排跑，也许能冲出去，要注意隐蔽。向上二公方向突围，对我们最为有利，四嘉子离上二公约10华里，中间有一个高岗子，只要我们跑过高岗子，土匪看不见了，我们就有机会返回上二公。当时天还没亮，我和王贵就趁着蒙蒙亮光以树木和房屋为掩护，边跑边打躲过了土匪的追击，一口气跑过了高岗子，土匪不敢继续追击，我们终于冲出了土匪的包围。
杨国斌、傅振林和几个战士以房屋为掩护，阻击土匪往外突围。激战中杨国斌、傅振林不幸负伤，他们没能冲出土匪的包围，终因寡不敌众被土匪抓住了。张铭九、李云鹤匪徒占领了四嘉子后，对四嘉子进行了疯狂的洗劫，当天下午土匪撤离时将杨国斌同志枪杀了。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杨国斌，满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为了黑河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杨国斌同志的牺牲让我很痛心，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同志。
不久傅振林带领部分人马，几经周折又回到了黑河人民自卫军的怀抱，继续任骑兵连副连长。那些在四嘉子战斗中躲藏起来或跑回家的战士，也陆陆续续返回部队。
从四嘉子战斗回到司令部后，我把匪徒袭击四嘉子的情况向王肃司令员、岳林主任作了详细汇报。同时针对四嘉子战斗的失利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为了防止土匪突然袭击我军，各所在驻地必须加紧构筑防御工事。二是要继续扩充兵员，在扩军的同时要开展练兵，提高部队战斗力。
在土匪张铭九部进犯四嘉子后的第三天晚上，土匪头子杨青山、叛匪贺景山、罗大胡子等带着近200名土匪偷袭上二公屯，妄图一举消灭军分区司令部。当时，王肃司令员、岳林和我都在司令部，司令部只有一个警卫连和一个刚成立的三大队，土匪的人数是我们的两倍。
大约晚上10点钟，土匪开始进攻，王肃司令员、岳林主任和我沉着冷静地指挥战斗，并与警卫连一起顽强杀敌。这次我们利用事先构筑好的工事和房屋做隐蔽，何学东和赵廉分别带领一部分战士在东边，一部分战士在西边阻击土匪，我和张泉山带领警卫连的其他战士在正面与土匪展开了激战。土匪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对司令部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时张泉山、何学东，赵廉等同志坚决要求司令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在他们的再三请求下，王肃司令员才同意转移，司令部重新设在了离上二公屯几华里之外的下二公屯。
虽然我们人离开了前线，但心却放不下来。这时我看司令部已经安置好，就向王肃司令员请求返回上二公屯。司令员不同意，我对王肃司令员和岳林主任说，“上二公这一仗是我们在黑河站住脚的关键，司令部有你们二位坐镇，大家心里踏实，我是参谋长，应当在前线指挥战斗。再说四嘉子战斗失利了，我们要打赢这一仗，利用胜利提高士气，狠狠打击匪特的嚣张气焰，为杨国斌同志报仇。”听了我的话，司令员终于同意让我返回上二公。
阵地上，战士们在张泉山的带领下打退了土匪的再一次进攻，当大家看到我回到阵地时，战胜土匪的信心更足了。这时夜已经深了，土匪继续与我军对峙，敌我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我命令战士利用这个机会，对白天修理的掷弹筒进行了最后的检查，这个掷弹筒是我们几天前刚刚找到的，还有一些炮弹。
这时天还没亮，土匪也暂时停止了进攻，但是土匪的号兵一会儿吹一声号，过一会儿又吹一声号，我判断这是土匪的指挥号，就命令一名老战士借着月光瞄准土匪的号兵，“啪”的一声枪响，土匪的号兵应声倒下，土匪失去了联络号令。我通过分析断定，土匪的号兵所在地就是土匪指挥部的位置，因此我让战士把刚修好的掷弹筒和炮弹拿来，张泉山连长命令炮手徐昌对准土匪指挥所方向打了几发炮弹。土匪看到打炮了，天又快亮了，不敢恋战，最后只得扔下土匪的尸体狼狈撤退。
我军取得了上二公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匪徒的嚣张气焰，锻炼了人民自治军，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斗志，提高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威望，为进一步开展黑河地区的工作打开了局面。
1946年2月初，黑河军分区司令部由上二公迁至黑河街东门外伪满交通部大楼，进城时自治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战士们高声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进了城，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三、黑河保卫战
1946年6月中旬，黑河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肃同志去北安开会返回黑河途中，突遭杨青山匪帮张海率领的土匪袭击。王肃司令员带领警卫战士英勇反击，激战中刘光烈（黑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江燕（黑河军分区参谋）等中弹牺牲，王肃和警卫员边打边撤，土匪紧追不舍，终因寡不敌众王肃司令员壮烈牺牲。
当时黑河军分区派我带领一个营的兵力赴逊克县，配合省军区警备三旅进剿了刘山东匪帮，攻下老西儿窝棚高地进入逊河城，并不知道王肃司令员牺牲的消息。以杨青山为首的匪帮认为，黑河军分区主力部队在外剿匪，黑河城内空虚，妄图占领黑河城，一举端掉我军分区司令部。黑河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岳林派人向省军区王钧副司令员报告：土匪要进犯黑河，请司令员让军分区参谋长张继成同志率领部队火速回援黑河。
王钧副司令员派人把我找到指挥部，一脸凝重地告诉我：“老张，王肃司令员牺牲了，土匪要攻打黑河，岳林同志让你带着部队赶回去”。听说王肃司令员牺牲了，我的心情非常沉痛。王肃司令员是位好领导，几个月来我们朝夕相处，一起生活战斗，有着深厚的战友情。王肃司令员是一名大学生，有文化，有修养，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尊重我们这些工农干部。在最艰苦的情况下，他带领大家建政、扩军、剿匪，用他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来激励全军将士，我从心里钦佩他，敬重他。
得知土匪要攻打黑河，我怒火中烧又非常着急。因我带领军区主力部队在外剿匪，黑河城内兵员不多，如果黑河城被土匪攻破，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给王肃同志报仇，保卫来之不易的红色政权，我强忍心中的愤怒，对王钧司令员说：“司令员咱们这里离黑河走近路还得280多里，要爬山又要趟河，大部队一时半会赶不回去，我先从江道赶回去。”王钧司令员沉思片刻同意了我的意见，他说：“老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为了火速赶往黑河，天刚亮我立即带着几个战士乘船逆江而上。晌午，路过瑷珲县，我派一个战士到岸上侦查，战士回来报告，瑷珲已被土匪占领。这时土匪发现了我们，密集的子弹向我们射来，我们立即把船划向靠苏联一侧，继续加速赶往黑河。到黑河后因情况不明，只好把船靠在苏联的岸边，向苏军问明了黑河情况。天黑后，苏联红军用汽艇把我们的船拖在后面，送我们到了黑河岸边。因天太黑，岸上哨兵看不清，以为是土匪就要开枪，警卫员急忙喊道：“不要开枪，张参谋长回来了。”哨兵赶紧接应我们上了岸，我直奔司令部。
当天晚上，岳林、薛志侠、李冷斋、肖敬若、王玉等同志正在商量克敌对策，看见我回来，岳林同志说：我们正等着你回来，咱们研究一下退敌办法。我问：土匪来了多少人？岳林说：估计能有七、八百人。当时黑河军分区只有三、四百人，还有一批伤员和机关的一些同志们，我们又一起研究了敌情和作战部署的落实。我告诉大家，王钧副司令员已经派部队来支援黑河了。大家同仇敌忾，都下定了与黑河共存亡，誓死为王肃司令员报仇的决心。
在此紧急时刻，岳林主任主持召开了地工委扩大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从表面上看敌强我弱，但是纵观全局，大量的剿匪部队已经接到命令回援黑河。另外，我部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和易守难攻的楼房和构筑的工事作掩体，同时还有一批久经考验的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老同志参加战斗，土匪妄想攻占黑河的企图绝不能得逞。会议决定：岳林和我，还有薛志侠、王玉、肖敬若、李冷斋、王文彬等同志组成战斗指挥部，岳林任总指挥。
我们在喇嘛台（天主教堂）、和平医院和东门外分别设立了战斗据点，在地工委大院、公安处、供给处等临街地带修筑了堡垒，在楼房的屋顶、阳台、门窗处修筑了防御工事。同时考虑到王肃司令员的爱人马景明同志刚生完小孩，王肃司令员牺牲了，我们决不能再让他的爱人和孩子出一点问题，所以决定将马景明和孩子、梁静（正在怀孕）、李英等女同志及在黑河疗伤的嫩江军区副司令员夏凤林同志，一起送到黑河对岸苏联境内暂时安顿，并由王玉到江对岸请求苏军支援。一切布置停当之后，我带领干部战士彻夜坚守阵地，严阵以待。
清晨，杨青山、张伯钧网罗了老靠山、常占春等匪徒八百多人，乘八辆汽车和数百坐骑由东、西两路向黑河城区发起进攻。岳林和我、薛志侠、李冷斋、肖敬若等在司令部指挥战斗。匪徒开始向我们进攻时，我派出一名战士骑快马，向张家营子方向去找傅振林的骑兵连，让他们火速增援。这时土匪四、五百人已从东门外向城内进攻，枪声四起，东门外原司令部处少量留守部队奋力阻击，土匪又用迫击炮、掷弹筒向我留守部队轰炸，留守部队一名营教导员郭甫章和几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
城里的群众听到枪炮声马上慌乱起来，由于土匪混在百姓中对我们进行偷袭，我们不想伤及无辜的群众，让匪徒一时得逞。到了下午敌我双方还在对峙，枪炮声响彻天空。这时政治部主任岳林看到我们的增援部队迟迟没到非常焦急，他决定亲自到江对岸请求苏军支援。岳林过江后，我们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鼓舞广大指战员的战斗士气，我打开了器械仓库，亲自把枪支弹药送到每个防御阵地，观察地形，了解作战情况，部署作战命令。战士们装足了子弹，英勇奋战，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土匪的猖狂进攻。
我和薛志侠、李冷斋、王文彬等同志商量为了震慑匪徒，让机炮连傍晚发射迫击炮，造成我大部队回援的假象，然后骑兵连再冲锋袭击土匪。到了傍晚，机炮连首先向东花园土匪马桩子开炮轰击，接着我命令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骑兵连高举马刀进行冲杀，我军各个阵地的战士也都冲向匪徒。此时枪炮声、呐喊声、马蹄声响成一片，我还命令把一辆缴获的日本破坦克也开了出来。土匪看到我们四处出击，以为是我军增援部队到了，又听到炮击声以为是苏联红军开的炮，吓的慌了神，他们不敢恋战草草收兵狼狈逃窜。这一仗我们从早晨打到晚上，最终取得了胜利。
当天晚上，我带领战士们打扫战场，同时搜捕残匪一直到次日凌晨。黑河保卫战，我军有十几名同志牺牲，打死、打伤土匪五十多人，缴获战马四十多匹、汽车八辆，还缴获了敌人的迫击炮和一批枪支弹药。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梁静、李英到苏联医院看望了马景明及孩子，并把我军取得胜利的消息告诉了她。随后，他们与到苏联求援的岳林主任，负伤的嫩江军区副司令员夏凤林等同志一起从苏联返回黑河。
黑河保卫战的胜利在黑河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敌我较量的关键一仗。我军狠狠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为王肃司令员报了仇，同时也提高了我党我军在黑河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威望，坚定了战士们彻底清除匪患的决心，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信心。黑河保卫战后，黑河军分区部队全面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我的警卫员王贵调到通信班，我后续的警卫员是于承志和王汝通。
1946年6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洪学智、特派员林一心奉命率西满军分区三师特一团来黑河地区剿匪，巩固根据地，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洪学智兼任黑河军分区司令员，林一心兼任政委，部队在配合大部队剿匪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揭发土匪罪恶，清查户口，实行军民联防，挖匪粮，捣匪窝等措施，使匪徒残余无藏身之处。
四、配合省军区追剿匪徒
黑河地区土匪大大小小有100多股，黑河军分区司令部成立后，我除了亲自带领黑河自治军进行剿匪外，还根据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钧的命令，配合省警备三旅旅长廖仲符，省警备三旅参谋长姚国金，九团团长邢魁、十团团长祝平安，西满军分区三师特一团副团长毛和发等多次进行剿匪战斗。如：大华树林子战斗，攻克老西儿窝棚，呼玛保卫战，二次解放鸥浦，袭击开库康，击毙匪首李长友，活捉王乃康等等。期间最让我痛心的是傅振林同志的牺牲，让我们再一次失去了一位好战友、好同志。在剿匪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们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他们报仇！
1947年，国民党东北挺进军第一副军长王乃康被俘后，关押在嫩江县监狱，该县县长的警卫员偷偷盖了公章将王乃康放跑，并隐藏起来。1947年秋，王乃康化妆成送灵柩的，偷窜到瑷珲县城，被群众发现，王乃康当即被瑷珲县公安队逮捕，押送到黑河军分区。
王钧副司令员和我在司令部参谋处审讯王乃康，审讯时我们松开了对他的捆绑。这个国民党东北挺进军副军长顽固不化非常狡猾，他在裤裆的口袋里偷偷藏了一把小手枪。他一边与我们对话，一边伺机行动，他说着说着突然把手伸进裤裆掏枪，准备射向王钧副司令员。当时我和王钧的警卫员刘树林正站在王乃康附近，在他举枪的瞬间，我大喝一声抬手推开他握枪的手臂，刘树林窜上一步挥拳朝王乃康的脸上打去，王乃康的枪声打向了天空，刘树林的一拳打得他口鼻出血。我抢上前去一把夺下王乃康的手枪，我们两人把王乃康按倒在地上。王钧副司令员对此事多年念念不忘，非常感慨，感谢我们救了他的性命。其实在战争年代，救战友是很平常的，紧要关头任何人遇上危险，同志们都会出手相救。
从1945年11月到1947年秋，我们黑河军分区配合主力部队经过近二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基本消灭了日寇和伪满的残余，肃清了汉奸，消灭了国民党北线的3个土匪旅、消灭了张伯钧，活捉了顽匪国民党混成六旅旅长刘山东等等，黑河地区的大股土匪基本剿灭干净。可以说在解放战争时期，黑河地区的对敌军事斗争，主要就是剿匪斗争。
记得2010年我们第一次来到黑河时，原黑河军分区父亲曾经的警卫员于承志、司号员陈庆余、薛志侠曾经的警卫员李纯珊叔叔们仍然建在，他们召集了黑河市党史办、宣传部的同志们和我们座谈，并给我们讲述了父亲在黑河剿匪的往事。原黑河军分区的指战员们，对父亲在黑河剿匪战斗中的肯定，令我深受感动。黑河人民没有忘记父亲、母亲，这里是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他们为了黑河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最美年华，他们的故事终将永久流传在这片热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