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投氢弹的飞行员

　　空投我国第一颗氢弹的机长—徐克江

　　徐克江本人在华艺出版社《永不褪色的记忆》中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这样说：

　　1966年12月30～31日，聂荣臻元帅在新疆核试验基地（马兰基地）召开座谈会。钱学森、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于敏、周光召、方正知等与张震寰、李觉、张蕴钰等领导会聚一堂。聂帅请大家谈谈对这次核试验（氢弹原理试验）的看法和来年氢弹试验任务的安排意见。会议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确定，在1967年10月1日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为100～2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空中爆炸试验，在此成功的基础上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头。

　　此时“文革”风暴已席卷全国，核武器研制单位也大受其害。1967年1月23日，聂帅批准发出中央军委特别公函：要求有关部门必须保证与氢弹试验有关研制项目顺利进行，任何人不得阻挠。严令之下，局势稍定，氢弹试验工作得以进行。2月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有关科研人员向朱光亚等人反映，3月份可以确定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试验时间应该提前，建议改在7月1日以前炸响。相关单位经过仔细慎重研究之后，2月20日晚，周总理、聂帅在听取了国防科委、二机部等单位关于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的汇报后认为：论据充分，同意这次试验抢在法国之前进行，力争在7月1日前炸响。

　　这次试验采用图－16中型轰炸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氢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爆炸。按照理论设计，这枚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300万吨TNT当量之间。

　　我们这两架图－16由武功飞到西安飞机制造厂进行改装。这两架飞机一架是正式执行任务的飞机，另一架是预备飞机，由我和张文德分别担任机长（正驾驶员）。

　　当时任务是绝密的，我们都是在正式接受任务之前才被告之。由于当时试投的氢弹重达8吨（有许多附设装置，所以较重），体积也很大，而图－16原有的弹仓挂弹架都不能用，必须重新改造。还有氢弹爆炸以后，会产生几千万度的高温，即便快速飞离，仍会对飞机有一定影响，所以飞机外表必须喷上一层耐热的特种油漆。另外氢弹挂到机舱内必须保持一定的温度，所以还要有加温和保温装置。我们机组人员也配发了如护目镜、防护帘等个人防护装置。飞机改装完毕以后，我们飞到鼎新机场，开始进行极为严格的鉴定降落伞和测试航弹弹道数据的飞行试验。

　　由于这次试验威力大、爆炸点高，确保投弹飞机和试验场区内外的人员安全是保证试验成功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国防科委组织相关科研、生产和空军等单位成立了飞机安全计算小组。小组的技术人员按照飞行高度、速度、投弹条件和爆炸高度对飞行员和飞机的安全进行了详细计算和论证，得出了在爆炸威力为400万吨TNT当量时飞机和人员是安全的结论，这也使我们机组人员心里更踏实了。

　　核试验基地于4月25日在场区开设指挥所，我们这两个机组也开始空投训练。训练极其刻苦认真，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思，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无比光荣的任务。到6月10日，我们两架飞机共在核试验场区飞行了35架次，模拟投弹（全尺寸、全重量的试验弹）35枚，弹着点绝大部分都在距靶心500米以内。后来，经上级决定，我们机组为正式执行任务机组，张文德机组为预备机组。

　　虽然各种准备工作极为周到，但百密一疏还是出了问题。6月3日，投第三枚模拟弹时，降落伞在空中破裂，致使弹体像石头一样摔在地上。事故发生后，有关领导高度重视，因为如果在正式试验中发生，氢弹得不到减速，留空时间很短，飞机还没有脱离危险区氢弹就爆炸，那问题就严重了，后果也难以想象。

　　张震寰、张蕴钰将军和相关技术人员都到现场看了情况，会同有关人员、生产厂家对降落伞采取了局部加固和改进叠伞方法等补救措施，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北京的周总理也非常关注这一事故，及时做了重要指示，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聂荣臻元帅还亲自到基地礼堂看了放在那里的破损伞具。　

　　6月13日上午，我们空投了一枚不带核装料但有引爆装置和其他全部相关设施的“冷弹”，通过试验，全面检查各个重要部位工作的可靠程度及操作程序，为最后真刀真枪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正式试验日子临近，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6月16日下午，聂荣臻元帅亲临马兰机杨视察，慰问参试人员。聂帅还登上我们的图－16轰炸机，看望全体机组人员。老帅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讲：“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要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元帅的勉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表示一定要圆满地完成这次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荣任务。聂帅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我相信你们。”

　　经过聂帅与各方面负责人充分协商，并报请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后，我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零时（起爆时间）确定为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

　　6月16日晚上，上级命令我们早睡觉，可我和同志们躺在床上像烙饼似地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勉强打了个盹之后，4点钟我们就起床了。来到机场，一遍又一遍检查飞机上的相关设备，默念自己的操作程序。虽然觉没睡，但同志们的精神非常饱满。作为团政委和21号飞机的机长，我深为自己有这样的好同志而骄傲。

　　6月17日早7时，我们机组驾驶着21号机，载着8吨重的我国第一颗氢弹，准时从马兰机场起飞，飞向核试验场区。飞行高度1万米，飞行速度800千米／小时。在投弹前领航员反复测量数据，精确计算投弹诸元，精确瞄准靶标。时间接近8时20分时，听到“咯噔”一声，同时飞机猛烈上蹿，这是氢弹脱钩投下的明显信号。“咯噔”声是因炸弹太重，脱钩时发出声音。8吨重的氢弹投下后，飞机突然一下子减轻那么大的重量，必然上蹿，同时重心也失去了平衡。这时，我迅速操纵飞机制止上仰，保持平衡加速脱离危险区。氢弹爆炸闪光后，射击员苑程小看到了那直冲云霄的烟云正以其不可阻挡之势，不断向上翻滚着，升腾着，聚成了一朵巨大的奇异景象的蘑菇云。

　　（他们还为徐老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新华社迅速向全国、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告：1967年6月17日，在我国西北地区上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胜利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那些动不动就挥舞“核大棒”的国家感到极为震惊。

　　完成任务后，组织上给我们机组荣记集体一等功。

　　试验零时规定为8时，为什么实际时间为8时20分？我们飞机投弹程序和控制均由第一领航员操纵和掌握。这次执行任务的是一位富有技术和经验的老领航员，之所以未能在零时将弹投下，主要原因是他在操纵过程中有一个开关忘记打开了。

　　这次氢弹爆炸威力后来经过科学分析，测算为330万吨TNT。聂荣臻元帅听了之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氢弹的威力是巨大的，距爆心700米的坦克表面完全融化了，里面的动物已经炭化；8千米之内的狗和10千米之内的兔子当时就死了一半，余下的后来也都死了；距爆心3.3千米铁轨上一个重46吨的火车头被强大的冲击波吹出15米……

　　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大的荣誉。1968年9月30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出席了由周总理主持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9周年的国庆宴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宴会，因为那是国宴，是在首都北京，由敬爱的周总理主持。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又作为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闭幕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当时我离前排很近，可以清楚地看见他老人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手拍疼了，嗓子喊哑了。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一个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苦孩子，哪能当兵吃上饱饭，又开飞机完成那么重要的任务？哪能参加国宴和周总理一起吃饭，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还是那句话：我一辈子都念新中国、共产党的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徐克江的今天。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裴淑琴、张海花几经周折，于2011年7月13日在古城西安的空军干休所拜访了徐克江老人。徐老1928年出生于山东掖县，在辽宁长大。1947年入伍，曾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1959年，已驾驶过图－2飞机和轰－5飞机的徐老又被派往苏联学习，改装图－16飞机。回国后从事飞行工作30年，1980年停飞。1967年6月17日，执行空投我国第一颗氢弹任务时徐老39岁，任某大队（团）政委。

　　最后，徐老为青海原子城纪念馆题词：“为祖国伟大的事业服务，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是我军人神圣的职责，能参与这项伟大的事业，我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彝族之鹰”杨国祥

　　1956年，在全空军部队大比武中，杨国祥代表沈阳空军参加由彭德怀元帅主持及五位元帅、100多位将军参加的空军杨村大比武。杨国祥获得了全国空军比赛第一名，他成为空军历史上获得第一名的彝族飞行员，被誉为“彝族之鹰”。

　　1971年12月30日中午，根据中央命令，杨国祥驾机投掷氢弹。飞机在12时20分起飞，氢弹应在下午13时整准时投放。但是，这次氢弹投掷未成功。杨国祥以超常胆略和精湛的飞行技艺，冒险带弹顺利返回基地并带弹着陆。1972年1月7日北京时间15时整，杨国祥再次驾机投掷氢弹。这次，我国第一颗氢弹投掷成功，举国欢腾，世界震惊！

　　1975年，杨国祥被任命为空5师副师长；1978年，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任代理师长，率部队开赴广西前线；1980年，杨国祥为昆明军区空军副参谋长，主管作战和训练任务。

　　2017年3月13日，杨国祥因病医治无效在昆明逝世，享年88岁。

　　1951年参加空军的老兵、原《东风》副刊主编、作家盛祖宏，在2013年采访过杨国祥，并写下了《带氢弹着陆的孤胆英雄》一文，详细介绍了当年杨国祥驾机投掷氢弹的经过：

　　今年（2013年）9月8日，我们在昆明有幸见到了彝族飞行师长杨国祥。84岁高龄的他，身板挺直，走路稳健，声音洪亮，思维清楚。提起当年他驾机投掷氢弹的事情，杨国祥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1972年1月7日，是他驾机甩投我国第一颗实战氢弹，核爆炸试验成功。在这成功的背后，有多少惊心动魄的情节啊！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成功地塔爆原子弹；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一次成功地空投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研究出第一颗氢弹。要使氢弹有实战价值，必须能运载，能投掷；1969年11月空军向党中央提出了研制强－5飞机运载氢弹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周总理批准。1971年9月8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中央专委会，最后一次审查飞机甩投小型氢弹的准备工作。

　　（“彝族之鹰”杨国祥）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十分严肃地提出：“氢弹投不下怎么办？”负责技术工作的张开帙作了可以保证投下的说明。总理还不放心，又一次追问：“万一投不掉怎么办？”停了一停，他拧着浓黑的眉头，心情沉重地说：“我这颗心总放不下啊，万一真掉下来，那真是天大的事啊！后果不堪设想啊！等于自己给自己投了一颗核弹啊，那是对人民的犯罪啊！”他沉思了片刻，一字一句地说：“投不掉你们兜也要给我兜回来！”

　　谁能想到，百密终有一疏，周总理不幸而言中。

　　空投氢弹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党中央、国务院下达命令：我国研制的第一颗实战氢弹于1971年12月30日13时爆炸。

　　这一天，核试验基地马兰机场阳光灿烂，晴空万里，一架白色崭新的超音速强－5甲战机，携带实战小型氢弹，静静地在机场跑道上待命。国防科委副主任朱光亚，核工业部九院副院长陈能宽等领导人坐镇马兰机场。11时40分，杨国祥踌躇满志，提前到达机场，他一次又一次仔细检查战机的各种仪表和发动机运转情况，确认一切正常。这时陈能宽把打开氢弹第一道保险的钥匙交给他说：“请主飞行员打开保险。”杨国祥没接钥匙，微笑着说：“还是请陈副院长亲自打开吧。”陈能宽点了点头，蹲在飞机腹部，小心谨慎地打开了保险。朱光亚、杨焕民（核试验总指挥）等领导干部一一前来和他握手，祝福他：“杨团长，祝你成功！”

　　12时20分，现场指挥员宋占元师长下令“2178，起飞！”随即“砰、砰”两声枪响，两颗绿色信号弹在蓝天上划出两道优美的弧线。杨国祥开动飞机，闪电般地向罗布泊试验基地冲去。12时45分，战机准确到达投弹圈外50公里上空，他按照朱光亚的嘱咐打开第二道保险；在距离目标20公里时，他打开第三道保险。这时听到前方指挥员王定烈的话音：“2178，投弹一定要对准目标，不要紧张。”杨国祥自信地回答：“2178，明白！”他之所以自信，因为在此之前，他每天两次往返罗布泊，试投了150枚模拟弹，练就了一套娴熟精准的投弹技术，每个技术动作就像计算机一样准确无误，投弹的弹着点距离靶心都在12米之内，等于误差为零。

　　当飞机距离靶心9公里时，他拉高机头，以45°爬升，到达1200米高度时，他用力按了投弹按钮，并迅速掉转机头往回飞。但出乎意料，投弹装置没有动静，万里晴空没有爆炸声。他立即向指挥部报告：“2178没有投下，请求应急投。”指挥部立即同意。于是杨国祥驾机绕了一个8字圈，校正航线，按下应急开关，但是氢弹仍躺在弹舱里纹丝不动。他又用超应急方法第三次投，还是没有投出去，出现了周总理所担忧的“万一”。

　　这时油料装置发出警告，油料只能飞30分钟了，怎么办？怎么应对这天大的危险？杨国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额头冒出了冷汗。他一面在空中盘旋，一面紧张地思索着。跳伞？个人生命可以确保，但携带几万吨TNT实战氢弹的飞机就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如果落在核试验基地，那里就成一片火海，一片废墟，无数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的心血将毁于一旦；如果落到观众区或居民区，数万人的生命必然毁灭，国家财产也将受到重大损失。这时他耳边仿佛响起了周总理的嘱咐“兜也要给我兜回来”。他果断决定：飞回去，带弹着陆。杨国祥向指挥部报告：“投不掉了，我要回去了。”

　　带着氢弹着陆，世无先例。当时世界各国大多有“禁止带弹着陆的规定”，我国空军安全条例也有此规定。因为在航空史上，曾经发生过飞机带弹着陆时炸弹掉到跑道上，或者着陆时飞机摔在跑道上，引起炸弹爆炸；不仅炸毁了机组人员、飞机、跑道，甚至殃及机场全部人员和设施。美国的B－52轰炸机对越南进行地毯式轰炸后，未投出的炸弹绝不允许带回，而要丢到海洋里。而杨国祥的飞机上装的是比普通炸弹威力不知大多少倍的氢弹，它一半埋在机肚里，大半露在机腹下，最低点距地面仅10厘米，只有一个拳头的高度。落地稍有不慎，飞机弹跳过猛，就有可能酿成弥天大祸。

（2017年12月10日，被誉为“彝族之鹰”的空军英雄杨国祥纪念碑揭幕仪式在昆明金宝山艺术园林举行）

　　也许指挥部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万一”，更没有想到杨国祥要走与几万人生死攸关的极险的这步险棋，一时竟对杨国祥报告“我要回去了”没有反应，也许他们一时不知所措，也许他们还没有找到应对良策。这时北京指挥部发出紧急命令：马兰基地除留下塔台指挥外，所有的人都撤进地道。顿时马兰基地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人们慌乱地奔向地道，有的连炉火上的炒菜锅都来不及端开。

　　然而，在机场上空的杨国祥却异常镇定。他先按一下按钮，把投放氢弹的机构锁死，保证着陆时不掉弹；接着冷静地关掉不必要的电门开关；按照塔台指挥员的口令，准确地完成每一个着地动作，慢慢地降低高度，对准跑道缓缓降落。距地面一米时，飞机开始平飘，紧接着，机身下两个轮子“哧”的一声接地，飞机滑行到跑道尽头的消洗处稳稳地停下来，弹、机安然无恙。这时，杨国祥打开机舱盖环顾四周，除塔台上宋占元师长和唐志敏外，偌大的马兰机场一望无际，看不到第三个人。不一会儿，宋师长开着吉普车过来了，问他怎么还不下来。他回答：“报告，没有扶梯，下不来。”宋师长笑了：“你不会爬到飞机翅膀上跳下来。”杨国祥恍然大悟。真是大智若愚啊！

　　带弹着陆成功的消息迅速报告给周总理，总理高兴地说：“这是我国科学史一个奇迹，要认真总结经验。”

　　（强－5机身下悬挂的氢弹）

　　带弹着陆的次日，即1971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灵宝、西安等地各路专家在西安机场汇合，次日清晨飞向马兰。他们详细检查了投弹系统，没有发现问题，又对其他疑点一个个分析测试，都否定掉了。最后在燃烧弹的引火帽上发现了微小变化：操作者为了更好地打火，好心地多拧了个螺钉，造成短路，酿成大祸。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

　　原因查清楚了，实战氢弹试验要不要继续进行，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争论不休。周总理提出要听听主飞行员的意见。1972年1月3日，马兰基地总指挥杨焕民向杨国祥传达总理的指示；杨国祥沉思半刻，说：“科学试验总是有成功有失败。现在出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反复验证很可靠，完全可以再次进行试验。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只等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命令了。”

　　1972年1月7日，党中央决定第二次进行实战氢弹投掷。天公不作美，马兰基地中午天气骤变，漫天雪花飞舞，戈壁风沙从西呼啸而来，厚厚的云层像锅盖一样覆盖着机场。朱光亚、杨焕民关切地问即将驾机起飞的杨国祥：“现在天气复杂，能见度低，你看行不行？不要勉强。”杨国祥斩钉截铁地回答：“现在就是下刀子也得上了。”他两脚一并，挺直腰杆，举手向首长敬礼，道：“请首长放心，我心中有数，保证完成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12时20分，杨国祥驾着战鹰，穿越团团白云，直奔罗布泊试验场。当接近靶心时，他熟练地完成一系列准备动作，果断地按下电钮，飞机一阵剧烈抖动，氢弹投出去了，成功了！他抑制住内心的狂喜，急忙戴好防毒面罩，关闭座舱保护罩，高速飞向安全区。氢弹按预定时间在投出后的32秒准时自动爆炸。一刹那，一道强光闪过，紧接着隆隆巨响直冲九霄，一朵灰黑色的蘑菇云拖着长长的尾巴冉冉升向天空。

　　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实战氢弹试验成功了！

　　当他胜利返回机场时，机场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人们沉浸在自豪和欢乐的气氛之中。